Analysis of Poetic Style in Miss Brill

As a modernist short story writer in the 20 thCentury,Katherine Mansfield is well known for her exquisite writing style.Her masterpiece,Miss Brill can be viewed as a perfect combination of her seriousness of art and high techniques of literary creation,which is reflected in her poetic style of the language.This thesis illustrates the poetic style of Miss Brill from two aspects,the use of rhetorical devices,and the symbolic meanings of images,intending to reveal the aesthetic and realistic meaning of this fiction.

从认知诗学看《冷斋夜话》禅诗修辞对《诗经》的格义

佛家既有出世也有入世,甚至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在中国化及世俗化过程中,受到过儒家等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方便说法而对《诗经》等有所格义,尤其是宋代的禅诗修辞等方面。以惠洪《冷斋夜话》为例,在认知诗学视角下,借鉴桐城姚鼐之法进行分类、鉴赏及考证,通过对禅林笔记中的禅诗修辞进行结构分析、情思体悟及格义探讨,可以发现:禅与诗关系密切,且佛家存在禅诗修辞,源自《诗经》格义而非古印度,具有自身特点及意义,综合“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而成“不执文字”,在继承儒家对偶、新用、方言、用典、婉曲、夸张、比喻、反语等手法时,又融入禅语、禅理及禅悦而有所发展。希望对地方禅诗的研究及佛儒二家关系的探讨有所裨益。

试论司法判决的合理可接受性——以修辞学为视角

修辞学是司法判决可接受性概念的理论来源,它关心裁判听众对裁判的态度,强调判决通过修辞对听众的说服;说服不能保证裁判证成的合理性,因此需强调以体现交往理性的法律商谈为路径去实现合理的可接受性。修辞论辩作为一种具体方法论,是对逻辑功能缺陷的填补和主体行为的互动;以法律修辞的方式可提升司法判决的合理可接受性。

诗性、修辞与法律价值预设——制度修辞研究之二

法律价值预设作为法律中提纲挈领、统领全局的内容,在法律作为"制度性修辞"的命题、判断和架构中,有着独特的分析意义。法律价值的抽象性、统领性,提供了诗性思维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诗性思维也把法律价值预设结构在修辞世界。不论作为技术的修辞,还是作为本体的修辞,都对法律价值预设作为制度修辞起着论证作用。如果说法律和法治本身是一种制度性修辞,那么,通过法律价值预设能更好地证立这一判断。

把法律作为修辞——讲法说理的意义及其艺术

法律人应该把法律作为修辞,强化法律思维过程的讲法说理功能。法学原本与修辞学同根同源,因而我们应该在重视法律解释、推理方法的同时,把法律本身作为修辞论辩的工具。法学研究应该为不断地提升法律论辩、论证能力而作积极的准备,这是我国法治建设所不可缺少的。把法律作为修辞,融推理、解释方法和修辞论辩方法于一身,把合法性和合理性结合起来,对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法律修辞的功能及隐患

修辞作为一种调动情感和诉诸日常合理观念的说服技术,能够增强法律的公信力。然而,法律修辞并非修辞在法律领域的简单运用,普通修辞建立在公共信念的基础上,注重大众所认可的合理,法律应用强调专业性质的法理,修辞经常诉诸情感,而法律则是逻辑推理的领域。在发挥修辞说服功能的同时,要想限制其对法律的侵蚀作用,我们必须以法律人群体的合法理念为标准,注重逻辑推理,增强对抗性论辩,克服修辞对法律的消解作用。

审美反映与艺术形式

审美反映活动所获得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生动的审美意象,它本身就是有形式的。但这种形式是对象的自然形态与人们长期艺术实践经验所积累而形成、对作家创作来说是一种"预成的"规范形态的有机结合。忽视对象的自然形态就会导致艺术表现的僵化,忽视艺术的规范形态则会使艺术感知永远停留在自然主义的水平而上升不到艺术的境界;惟有把这种"预成的"形式与对象的自然形态有机结合而化为"生成的",才能使审美意象找到它自己所特有的艺术形式而得以真切、生动地表现之。同时表明与形式主义不同,真正的艺术形式不是游离于内容而独立的,正是与生活的天然联系才使得它具有生命和活力。惟有把审美反映与艺术形式看作是辩证统一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我们对艺术形式的研究才会走上科学的道路。

法律修辞在中国兴起的背景及其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转型使我们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的风险环境中,这为以不确定性因素为逻辑起点的法律修辞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现实土壤。但法律修辞学在中国学界被热捧的理论基础,并不像它在西方社会复兴时那样坚实。当前中国社会并没有经历法律形式主义极度发达的严格法治时代,没有形成严格守法的习惯,缺乏遇事遵守规则的意识。因此,立足于省略三段论推理、强调理性说服功能的法律修辞研究,必须在崇尚程序规制的法律论证框架下使用,才能坚持司法审判的首要目标是依法正确判决,然后才是通过修辞的合理包装送达当事人和社会。

特拉维夫学派文论体系研究

以色列学者在建构特拉维夫学派文论体系方面卓有建树,该学派理论渊源可追溯到俄苏形式主义、布拉格结构主义、英伽登现象学文学作品论、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以及小说修辞学;其文论体系主要囊括四个架构,即本杰明·赫鲁肖夫斯基的文学文本整合理论、伊塔玛·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梅厄·斯滕伯格的叙事修辞功能理论以及鲁汶·楚尔倡导的认知诗学理论;特拉维夫学派文论体系具有值得深入探索的学术价值,对中国文论学派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

论詹姆斯·费伦叙事修辞诗学十原则

叙事修辞研究是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詹姆斯·费伦是这一领域的重要学者。在其2017年的《某人告诉某人:叙事修辞诗学》一书中,他围绕人物与人物的对话、可能的不可能性、叙事进程中的交叉现象,以及从或然性到含混,从不可靠叙述到不充足叙述到可靠叙述,从人物—人物对话到叙述场合等问题,提出了叙事修辞诗学的十个关键原则。本文聚焦这十个原则,并回溯费伦此前多次提出的修辞范式六原则,在叙事理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在经典叙事学向后经典叙事学转换的过程中,探讨修辞范式十原则的价值及其对构建叙事修辞诗学的重要意义。

神秘东方的诗性书写: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电影解读

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泰国电影已成为亚洲电影多样性发展图景的重要组成部分。泰国电影以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呈现,极具地域风情的影像书写,创造出风格独具的电影范式,成为继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伊朗之后又一代表性的亚洲电影新力量。在泰国电影创作群体中,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是引领泰国电影获得国际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他的电影创作根植于泰国本土民族文化,用诗性的电影语言、非线性的叙事结构以及梦境、丛林、疾病等富含东方神秘色彩的意象表征,构建了一个极具个人气质的艺术电影世界,展开其丰富的民族想象,并收获本国族的自我认同。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也因此成为亚洲影坛最具个性的电影作者之一。

宋诗中的宋画——以惠崇小品为例

宋代绘画在中国美术史上奇峰迭起,但因为年代久远,不少作品难以流传,而美术理论史却对此陈陈相因;另一方面,历代美术史著作对一些宋代绘画和画家的概念化描述,使得我们难以窥见很多杰出画家作品的真容。宋代又是诗画深度融合的时代,宋诗对于宋画有大量的吟咏,并且以其特有的形象性,呈现出宋代绘画中的意象与诗境,为我们了解宋代绘画提供了一个独特途径。宋诗中有不少名家名作涉及到惠崇其人其画,为我们提供了惠崇画作的物质载体、色彩、意象乃至意境等各方面的信息。相对于中国绘画史中的模糊身影,宋诗为我们传达了一个更加富于诗意和禅意的惠崇。

科学公共空间中“理”的争夺与断裂——对方舟子、崔永元转基因微博论争的反思

科学专业话语如何进行公共讨论一直是困扰社会的难题。本文以方舟子与崔永元转基因论争的微博话语为例,探讨科学公共话语空间中围绕"理"展开的论争过程。研究发现:科学专业话语与公共话语体系,对话语主体的准入限制要求不同,说理的依据、逻辑与方式等亦存在差异;转基因论争背后存在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竞争与冲突,这诸多因素使得科学传播陷入困境。从经验层面反思科学论争中的"理"的冲突与对话,将启发我们重新理解科学公共空间中的多元理性共识。

西方古典诗学略论

"诗学"专门意义上是指诗的理论和批评,广义上它可以是全部文学理论的同义语。纵观西方诗学的历史,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以来模仿说雄霸两千余年之后,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开始以内心的光芒照亮世界,那么20世纪以降,毋宁说是重新出现复归亚氏《诗学》的趋势。"古典"一语开始变得名符其实起来,应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重新发现的古代作家和作品,观念、文体、体裁、题材等方面都展现出人文主义新气象。故古典同诗学结盟,文艺复兴是适当其时。17世纪开始,西方诗学见证了从新古典主义走向浪漫主义的历程,逐渐同修辞学拉开距离。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诗学的幽灵在与绝对精神把酒交欢。

“修辞”的诗学意义及其限度——论胡怀琛的修辞学研究

晚清民国时期胡怀琛的修辞学研究关涉中国文学近现代转型的诸多诗学问题。胡怀琛认为修辞的目的在于美,故修辞学与文学相邻近,此观点契合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从修辞层面看,胡怀琛认为文学只有写得好不好的问题,而不存在新旧中西的问题。胡怀琛强调情感为文学的第一位,由此为"修辞"在文学中的位置划界,同时也具调和新旧文学观念冲突的意涵。胡怀琛的修辞学研究通过文学语言运用实践,让读者切实感受到口号式文学革命观念如何落实在词、句、段等文学技术构造层面。胡怀琛由文言修辞学转向白话修辞学,可理解为新旧文学观念的折衷调适。

超隐喻与诗学

超隐喻理论以针对汉语的语言符号学研究为自身的理论核心,从语义与修辞等更深层的话语入手,对西方的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基础的诗学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更新,提出了文学不是对语言的驾驭,而是对语言的解放,唯有语言的解放,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解放等全新观点。由于现实社会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语义的生成与流变从来都不可能是纯洁和无辜的,或被遮蔽或被过度地利用。而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则可以给语言提供了一个缓冲地带,在当今的大众文化语境中,具有文化救赎的重要意义。

回族民间叙事诗《马五哥和尕豆妹》修辞手法的程式分析

口头程式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古典学学者帕里及其弟子洛德所开创的一门通过类比验证和比较方法解决口头文学内部运作规律的理论典范,该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民间文学的重要理论,并促使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从文本走向田野、从集体走向个人、从目治之学走向耳治之学的转变。本文主要结合口头程式理论,从口头方言助词、语气词等衬词、比兴手法及动词等修辞方面的程式化表达方式,对回族民间叙事诗《马五哥和尕豆妹》的艺术特征进行尝试性的分析与探索。

“文学性”之广义修辞学阐释

"文学性"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修辞问题,与修辞学紧密相关。广义修辞学是表达者与接受者的双向交流行为在三个层面的展开,即修辞技巧、修辞诗学、修辞哲学。以广义修辞学对"文学性"的内涵进行观照,可以发现: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文学性",既关注文本内部的语言特征,又兼顾文本整体结构和社会历史语境,同时将表达者和接受者综合考虑在内,是一种更为全面的阐释视域,从而说明中国本土理论可以为阐释西方理论问题提供借鉴。

悲悯情怀的诗意象征——黄咏梅小说创作论

象征是黄咏梅小说修辞的整体构思方式。黄咏梅的小说在现实层面上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的关怀;在超现实层面上,传达了对人生、对命运的悲悯情怀。这种悲悯,是从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叙述、环境描写以及人物刻画中升华出来的,高度意象化的思维方式,成就了黄咏梅小说修辞特有的诗意象征。

试论俄国形式主义电影诗学

俄国形式主义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艺理论派别之一,它不但将文本语言形式提升为文学研究的中心,而且最早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电影理论,并对苏联蒙太奇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蒂尼亚诺夫梯等人,从差异性、自主性、系统性及陌生化等角度论述了俄国形式主义的电影诗学思想,并集中研究了景别、隐喻、拍摄角度、剪辑与蒙太奇、灯光与照明等方面的电影修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