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话对刘勰“风骨”论的文学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风骨”之说在宋代诗话中发生了多样化的改变:北宋中期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尚健”诗风着重宣扬“风骨”中雄健阔大的一面;江西诗派更关注诗人的性情和品格如何通过语言呈现在诗歌之中,对语言“生新瘦硬”的追求使得他们更看重“风骨”之“骨”对言辞的要求,并在宋代理学家“气本论”的影响之下,变“风骨”为“气骨”;南宋后期的诗论代表严羽虽对江西诗派的观点有所纠正,但又将“风骨”论从美学要求变成了对建安文学风格的概括,当前学术界评价建安文学最常用的“建安风骨”便源于此。

钟嵘、刘勰对于晋宋诗学状物追求的真实态度

面对晋宋诗学呈现出的重视文辞、追求写物的倾向,钟嵘和刘勰均提出了一定的批评意见。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此乃钟、刘对晋宋诗学的形式主义的批判。而实际上,二人并未否定晋宋诗学的状物、尚辞倾向,亦不曾主张以应物斯感的比兴传统来纠此写物倾向之“偏”,更未因此否定晋宋诗学的价值。而晋宋诗学也并非是所谓“物”现而“感”藏。

论李元度《小学弦歌》的编选内容与诗学旨趣

作为晚清重要蒙学读物与诗歌名选,《小学弦歌》的诗选关涉“教”与“戒”两大基础面相,编选路径以“诗歌”之瓶装“教化”之酒,欲于学童“天性未漓”之时,向其传授日常伦理、立志修身、为官准则等,以达到“厚人伦,励风俗”的诗学效果。该选本秉持教化为先、以诗训蒙的诗学宗旨,标举重情重理、至性至情的诗学范式,彰显温柔敦厚、文质并重的诗学主张。该书亦存在选诗题材雷同、编排失序等缺陷。

叶燮诗歌与唐宋诗之争

叶燮是清初诗坛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交游广泛,与唐宋诗派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叶燮在《原诗》中为宋诗张目,提升了宋诗之地位。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又力求兼取唐宋。只是,他的兼取并非平等,在许多地方仍透露出其偏向宋诗的立场。这一点也反映在其诗歌创作中,使其诗歌呈现出多元却有所偏重的局面。

“祧宋祢唐”:厉鹗诗学宗尚新议

厉鹗向来被视为清代雍乾诗坛宗宋的中坚力量,研究者通常从诗学主张、整理宋典、沈厉之争三个角度展开论证。但经过更加审慎的覆核,这些基本都不能成为认定厉鹗宗宋的依据。其整理宋典多半出于乡邦情怀,与沈德潜那场可疑的争执也至多是特殊政治生态下不甚起眼的小风波。最关键的是,在厉鹗含混平实的诗学主张中,实际还隐含着以唐为尊的观念。因此和时代风气暗中相异的是,厉鹗的诗学宗尚当谓为“祧宋祢唐”更切。

舒曼声乐套曲《歌环》音乐诗学创作研究

舒曼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音乐史上最杰出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之一,他在音乐领域的成就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有“音乐诗人”之称。艺术歌曲《歌环》Op.39是舒曼声乐套曲中伟大的作品之一。歌词来源于德国浪漫派诗人艾兴多夫的《诗集》,内容丰富多彩。通过对歌词、旋律,节奏、和声及钢琴伴奏方面开展的音乐诗学创作研究,把“诗”与“音乐”完美融合,从更深层次地挖掘《歌环》的音乐与文化内涵。

宋代方志在《宋诗话全编》补遗中的文献价值——以《会稽续志》为中心

吴文治先生主编的《宋诗话全编》是迄今为止收录宋代诗话最为全面的大型图书,其中不仅汇集了一些原已单独编纂成书的宋代诗话,还整理了宋代各种著述中零散的论诗记载。然而,由于该书搜集资料不全,导致许多宋代诗话被遗漏。特别是在宋代方志类著作中,蕴含了大量宝贵的诗话史料,编者却普遍忽略了这一部分文献。如《张淏诗话》仅有三十条,系从张淏《云谷杂记》中辑录,而实际上,还可以从张淏《会稽续志》中辑录诗话九十余条,是原书的三倍,如此才能完整、全面地反映《张淏诗话》的全貌。

中国古代《诗经》图像研究论略

《诗经》图像可分为诗意图与名物图两类,《诗经》图像的研究对象可分为图像类文献与文字类文献两大类。学界关于《诗经》图像类文献的研究比较充分,既有整体性梳理又有局部考辨,且对诗意图的考辨明显多于名物图;对于文字类文献,尚未有专门研究,需要进行系统整理。《诗经》诗意图的研究为数不少,主要分为“版本及作者考证”“美术品鉴”等四个方面,其中“文图关系”是核心,但目前研究最少,亟待加强。同时还需要引入历史视野。《诗经》名物图历来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杨甲《六经图》等三部《诗经》图像书上;原田信的一系列成果大都是文献学层面的基础性研究,未来可上升到文化学层面。

宋元之际诗学阐释中的“经典诗史”构建与“典范”选择

宋元之际诗论家在诗学阐释中基于统绪论而重构诗史,也即在古代诗歌发展的自然史基础上,按一定标准拣择某些时段的诗作,加以勾连,从而建构起一个“经典诗歌史”。大体而言,是从《诗》到《骚》,到汉魏古诗,再到盛唐诗的这样一个经典诗歌史,其实质就是对后世诗歌有无承传《诗三百》创作精神的价值判断。与“经典诗歌史”相匹配的“诗歌典范”选择则落实到“经典诗歌史”中的杰出诗人身上,于《诗》称里闾之人,于汉魏称苏、李,于盛唐称李、杜等。要之,总出于指导创作,振起其时诗道之需。

江湖与江西之间:戴表元的诗学归属与救治策略

作为宋元之际的重要诗论家,戴表元的诗学主张对于诗学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宋元诗学转型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江湖与江西两种诗风的调和与救治,戴表元尤其致力于此。过往学界多将戴表元目为江西后学,然而经过考察,综合考量诗风、地域与师承关系,应当指出戴表元诗学脱胎于江湖诗派。戴表元对江西、江湖两派的弊端均有深切体认,故而提出了相应的救治策略,推动了宋元诗学转型。

北宋文人对陶渊明平淡诗风的内在需求

宋诗与唐诗之不同,最明显体现于宋诗之“意”,其“意”是诗人人生哲学和生存方式在艺术世界的转换和生成,是人格之美。北宋文人在对晚唐五代诗歌传统进行重建的过程中,选择了陶诗传统,陶渊明的平淡诗风展现了这一“意”,并满足了北宋文人的内在需求:归属需求、审美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同时,陶渊明平淡诗风哲理化为诗情,满足了北宋文人以理遣情,实现自得闲适、超脱旷达的个体需求。

从执正驭奇到正复为奇--以欧、黄为例看北宋诗歌理念的转变

为剖析北宋诗坛的变革过程,特别是探究欧阳修与黄庭坚两位诗人如何解决北宋诗坛诗风浮华与“前人诗已作尽”的困境,试将欧阳修与黄庭坚的诗作进行深入解读,分析他们各自提出的诗法理论和创作实践,以及他们如何互相影响、共同推动北宋诗风的转变。欧阳修与黄庭坚在诗法上各有所长。欧阳修主张“执正驭奇”,他践履韩愈,强调在继承前人传统的基础上,追求创新与变化;而黄庭坚则以杜甫为宗,提出“正复为奇”的诗学观念,注重在规范的基础上实现突破。二人的诗学观念和实践,不仅推动了北宋诗风的转变,也使宋诗形成了与唐诗截然不同的风貌。通过对二人诗歌理念的比较,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北宋诗坛变革过程的理解,而且对于认识宋诗独特风貌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大一统的诗学表达:以由云龙《定庵诗话》为考察中心

大一统思想对古今中国影响深远,它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生活的实践经验和历史反思,也是政治秩序合法性的关键来源。从结构上看,大一统或共同体意识包含了意义、实践和审美三种范式。刚性化的实践通过诗教和乐教的内在转换,就像一个强力旋涡把近代云南学者卷进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之中,而由云龙的《定庵诗话》则是其中的经典美学样本。值得注意的是,诗话体现的不是一种“静观式”的诗学知识观,而是指向“知识之后”的道德和政治实践。诗话一方面呈现了大一统的诗学表达源自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另一方面也呈现了政治秩序是伦理和德性之人向善的天然结果。

破与立:王若虚的唐宋诗观

金代为唐宋诗概念形成期,王若虚则是金代诗学由宗宋向宗唐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国朝文派”谋求金诗的自立,贞祐南渡后又进一步破除了诗坛的不良习气。王若虚立足于金代诗坛百年“破”“立”场中,肯定宋人之立,激烈批评江西诗派,以求破除金南渡后浮靡尖新的诗风。同时他超越北宋诗学传统,宗尚唐代,剥离黄庭坚与杜甫的师承关系,对宋人多有贬抑的白诗表露出强烈偏爱。无论是对宋诗贬中有褒的态度,还是开始有意识地宗唐抑宋,都表现出王若虚对金代诗风急需破弊除陋的超越意识。

北宋中期古文运动与诗学思想、诗歌创作之变

北宋中期的古文运动打破了六朝以来声律、辞藻等对诗文创作的束缚,使诗歌创作更加追求反映现实与叙事言理,诗学观念上更加崇尚立言载道与经世致用的功利实用思想。这也促使宋诗走上“诗言志而平淡”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北宋中期文学以“古文”的复兴带动了文学体裁样式和技巧风格向平易疏散、简淡明畅的方向发展。宋代古文地位的最终确立和古文创作的普及为诗歌革新提供了价值支援和创作经验的丰富资源,北宋古文运动的审美思潮、文学思想和文体革新日渐渗透于诗歌领域,从而引导着北宋中期诗歌创作观念的转变。

论南宋禅僧的诗学观念——以橘洲宝昙、北磵居简和物初大观为例

南宋禅僧宝昙、居简、大观对诗歌的本质、诗人与自然环境和前人经验之关系的探讨,对诗歌审美特征的把握和诗歌美学风格的追求,以及为禅僧从事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支持,显现出该群体的诗学观念:他们认为“诗为道之余”,反对雕琢苦吟,推崇平淡之美;既提倡“江山之助”,也重视“遍考前作”;强调诗歌创作本乎性情,应以抒情达意为先;他们相信禅僧热衷诗文与参禅修行并行不悖。这些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创新精神,表明了他们决不甘当士人诗坛的附庸而致力成为诗坛重要一翼的态度,昭示着禅僧“诗人”身份意识的强化。

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的审美风格与演唱特点--以声乐作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为例

中国艺术歌曲是声乐艺术中的臻品,中国古典诗词是民族文化精髓的代言。随着当下对传统文化回归的唤醒,艺术歌曲和古典诗词的传承和创新义不容辞。"古词新唱"、"古曲新谱"则成为诗词和音乐的全新交融的先锋,让古典诗词插上音乐的翅膀散发新的品质和气息。中国古典诗词艺术歌曲通过古诗、音乐、人声、配器的结合,充分将古典诗词的语言魅力及其独特的韵律感以音乐的方式表情达意、细雨润物,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诠释艺术歌曲特有的美感。

元好问、严羽宋诗持论考察

金与南宋对峙,其文艺思想、诗学批评差异很大。作为当时南北诗学的代表人物,元好问和严羽对宋诗持论同中有异。其相同处表现在两人都对宋诗持批评态度,不同之处在于元好问论诗无门户之见,对宋诗的评价侧重于思想内容且较为客观中肯。严羽则门户之见森严,对宋诗批评过甚。探究两人宋诗持论差异之成因,可见其主要受文化思潮、国情时势以及自身素养等多方面的影响。

明初文人的认同危机及其诗学表征

元末明初的鼎革易代之际,文人士大夫在身份认同上面临危机：我究竟是何人,应成为怎样的人,归属于何处？原本已经自认是大元子民的他们忽然要面临新的抉择：或避世退隐,为蒙元守节;或犹疑观望,勉强入仕;或积极进取,为新朝的巩固殚精竭虑。从一定程度上讲,明初文学思想正是文人士大夫这种认同危机的话语表征。宋濂是明初文人士大夫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徘徊于＂文人＂与＂帝师＂两种身份认同之间,在文学思想上也呈现出两种不同倾向。

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中“诗意”的美学精神追求及其意境表现——以南宋院体花鸟画艺术作品《枇杷山鸟图》图像分析为例

"诗意"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也是中国艺术和文化的核心审美价值观,诗意美学指向人的情感与心志,以展现"生命的律动"为主旨。在中国传统艺术史的发展历程中,南宋院体花鸟画由于受到诗意审美观念的主导,使院体花鸟画在继承北宋精致华贵的基础上,趋于内敛与含蓄。在花鸟形象的刻画、笔墨情趣以及空间的布局上,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婉约清新的诗意追求,呈现出具有时代特征的诗意美学精神,在艺术形式与内容之间达成了完美的契合。这些"诗意"的美学精神追求及其意境表达促使南宋院体花鸟画从众多绘画门类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朵争妍斗芳的奇葩,以其特有的美学境界创造了中国花鸟画艺术的高峰,使得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中"诗意"的审美追求及其意境表现在这一时期有了典型的体现。本文尝试以南宋院体花鸟画艺术作品《枇杷山鸟图》图像为例,从造型、笔墨、布局三个方面分析探究南宋院体花鸟画的艺术风格形态在"诗意"审美观主导下的传承性、突破性及其当代意义,并依此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中"诗意"审美观的构建过程及其意境表现,以更好地指导当代的艺术创作沿着中国传统艺术发展的正确路径从容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