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至元初绘画作品中“单肩包”的样式、功能及其发展的社会因素

在中国服饰史上,与腰间悬挂系结的荷包、荷囊等小型包具相比,可供肩挎的、现代意义上的包则出现得较晚,元代之前几乎没有实物发现。文章基于晚唐至元初的绘画作品,从使用者身份的角度,探讨了这一时期的“单肩包”,具体又包括“单肩挎包”及“斜挎包”的样式及功能。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促使其发展的社会因素,认为其发展与传教之需求密切相关,同时也是丝路之宗教文化、胡汉文化交流的产物;除此,亦受到蒙元游牧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大历年间岑参诗歌创作的转变与价值

岑参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诗人,大历入蜀后诗风从壮丽豪迈转向切实平淡,情绪从激昂高亢转向忧郁低迷,在描写对象的选取和对现实的关注上也有了新的拓展。岑参大历年间诗风的鲜明转变,与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及自身仕隐矛盾密切相关,不仅反映了岑参晚年的行迹、思想,更可见其创作成熟后的审美转变,并对后来大历诗人群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论唐诗中“羽人”形象的诗风及文化内涵

时隔千载,“羽人”形象千变万化,其起源与发展脉络清晰。发展至唐代,“羽人”原始形象渐趋褪去,逐步与道教“仙人”形象趋近或重叠。在35位诗人中,他们的诗歌风格独具特色,主要呈现出三种不同诗风,体现在雄奇壮丽、闲适恬淡、幻化浪漫三方面。在《全唐诗》中,有48首诗作借“羽人”形象或言志或传情,他们或传递崇道的向往之情;或寄寓壮志难酬的苦闷;或表达坚定爱国爱民的信念;或抒发对现实的沉重哀切;或代表一种超然的心境;或追求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唐代诗人情感内涵丰富,概言之,他们咏‘羽人’形象的诗作蕴含着两种深刻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反映他们受道家思想文化影响较深,在诗歌创作中追求道家崇尚自然、清静无为的思想境界,典型地体现时代性、思想性与文化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对生命的珍爱,以及对生命永恒的渴求。

晚唐离别诗的盛唐余韵

“盛唐气象”是指盛唐诗歌呈现出的整体风貌。晚唐的许多离别诗延续了盛唐气韵,其意境或宏阔壮大或自然清新,其情感或昂扬健朗或冲淡平和,其气韵浑然流转,这些都鲜明地折射出盛唐气象。出现这一情形的原因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诗赋取士和军功制的影响,诗人性情及人生经历,诗人主动追求盛唐的审美风格。

清末民初译诗体式论

清末民初译诗在诗体上呈现六种体式:诗经体,楚辞体,五七言,词曲体,杂言体,白话自由体。影响译诗诗体选择的因素有原诗属性及题材、译者的文学感受及个人偏好、诗意传达的需求等。六种体式总体上表现出由文言向白话,由古典诗体向自由诗体的演进;在此过程中,“五四”新诗运动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清末民初译诗的诗体递嬗,折射出中国诗歌革故鼎新的步履。总结译诗体式,正是探究该时期译诗诗体演变,进而考察新诗生成过程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步。

晚唐五代词中山水画屏的研究

在晚唐五代词中,屏风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大量在词中出现,但其精义往往结穴在山水画屏中。词中之山水画屏是同时期山水画发展的缩影,因此具有山水画作为绘画的艺术风格;另外,晚唐五代词中的山水画屏除了作为山水画而有其绘画艺术性的一面以外,还具有词体细美幽约的美感特质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蕴含着词体“诗化”的因子,对两宋词体“诗化”由狭小到阔大的词境具有开拓意义。本文以晚唐五代词中的山水画屏为基点,从诗词中的“屏山”意象、五代词中的山水画屏、五代词中山水画屏的绘画风格、五代词中山水画屏对词的意义四个方面进行爬梳与探微。

环绕唐五代诗格中“势”论的诸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势”的含义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尤其是被兵家借用为兵法概念,即兵“形势”和兵“技巧”以后,遂进而影响到东汉以后的书论,意谓字体的形状和结体的态势;影响到文论,即指文章的风格。至唐王昌龄撰为《诗格》,提出“十七势”等诗学概念,则谓诗歌创作中的运思和意脉的流转变化。至于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僧神《诗格》等,虽借用禅宗话头,巧立名目,然其所谓“势”论,也大抵与王昌龄相近,而与禅学中的“势”并无深层关系。

叶适与永嘉四灵之关系论

永嘉四灵的成功与叶适有相当关系 ,本文探讨了他们之间的交往 ,分析了叶适提携四灵的原因 。

贾岛现象与“晚唐体”

"贾岛现象"体现了一个时代末期大众诗人的创作心态,其创作趣尚集中体现为不染尘念的孤寂情怀和清新尖巧的艺术锤炼。这种创作趣尚影响了北宋初期的文学,但北宋初期的"晚唐体"却不等同于晚唐诗风。北宋初期的时代特征与晚唐有着质的区别,北宋初期的"晚唐体"作家的精神面貌也不是苦闷孤寂。不能把"晚唐体"简单地视为承袭晚唐诗风,它是唐诗向宋诗过渡的必然结果。

晚唐温李诗风评议

温庭筠、李商隐均为晚唐重要诗人。温、李承元和诗风之变 ,开创了诗坛的新风气。温李诗风以丽婉曲为特征 ,以遣词精工密致为手段 ,以艺术美为追求 ,代表了晚唐诗坛的流行风格。温李诗风同中有异 :温重于词藻 ,色调绚丽 ;李深于情致 ,绚中有素。温李诗风对于词风的形成与繁盛。

论晚唐体与西昆体的渊源与离合

晚唐体与西昆体同列宋初三体,传统上被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体式、两个流派。然而,在宋初诗学发展的历程中,西昆体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晚唐体诗学的创作经验和诗学理念,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要考察宋型诗理念与范式的建构过程,就必须先捋清两者之间的渊源离合。

魏野诗风之归类与宋初“白体”“晚唐体”之内涵

魏野诗风归属晚唐体还是白体,在宋代就存在分歧,今人的论述也相对模糊,这涉及到对宋初白体与晚唐体内涵的理解。事实上,语言是否浅易,是否多唱和之作,是否多抒闲适之情等,并非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界限,叹老嗟卑的悲哀情绪也不是宋初晚唐体的特色。宋初晚唐体与白体的根本界限在于创作理念的不同。白体主张"见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晚唐体主张"象生意后",苦心经营,锻炼景联与颔联。其中前者强调对景能赋的写实,后者注重缘情布景的营构。质之魏野诗作,则明显属于晚唐体。考辩宋初白体与晚唐体不同的创作理念,是深入认识宋诗发展演变的关键。

论“武功体”

“武功体”指姚合创作于任武功县主簿及富平、万年尉等卑吏期间的以《武功县中作》为代表的闲适类作品。武功体的产生与元和末长庆初的政治局势、文学风貌以及诗人自身的特殊经历均有直接的关系。“武功体”是姚合诗歌艺术成熟的标志 ,它以独特的艺术表现使姚合在中晚唐诗坛上自成一家 。

“不染楚风”——茶村体之于晚明清初诗坛的意义及对清中期诗坛的影响

杜濬诗在清初诗坛迥异于竟陵楚风,也置于虞山、云间诸体之外,形成独具一格的诗体——茶村体。茶村体的诗学意义体现于:在晚明公安、竟陵横扫诗坛之际,茶村体却能不染楚风;尊古守道,宣忠扬孝是杜濬诗文创作的主要动机,并重新将诗歌之旨定位于载道的高度;独尊少陵,对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既有公允地反拨,亦有合理地修正。茶村体以独特的尊古方式丰富了晚明清初诗坛。作为清初诗坛的异响,茶村体在其时孤鹤独鸣,未显当世。但在作者卒后半个世纪,诗坛却给予了积极的回应——直接影响了清中期诗坛。

略论宋遗民诗派对宋季“晚唐体”的反思与新变

"晚唐体"充斥宋季诗坛,成为当时江湖派诗人创作的主流倾向,弊病不一而足。继之而起的遗民诗派,在对"晚唐体"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拓出一条新变的道路,并借助于诗社活动与诗学授受两种形式将新变理念广泛传播,扭转"晚唐体"诗风并赋予其正确的发展模式。遗民诗派在宋元两代诗风转换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由皎然与高仲武对江南诗人的评论看大历贞元诗风之变

《中兴间气集》与《诗式》先后出现于京城与江南两个地区 ,两书对江南诗人创作不同的评价正反映大历至贞元初诗风的变化 ,表明地方性诗风已上升为主流诗风。高氏的评论是对大历京城诗风的总结 ,是对王、孟清雅范式的传承。皎然诗论及江南诗风就是对已近于僵化的这一诗歌模式的解脱 ,内容上多奇景怪事 ;在语言风格上 ,以口语素词洗脱前期精丽典雅的“时俗”之调。这一变化对中唐诗歌的发展影响甚大。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明末的唐诗整理与唐诗学倾向

明末的唐诗刊刻多全集、多中晚唐诗集、多汇评合刻本;有明显的整理意识,表现在全唐观念、补充观念、汇总观念;在唐诗学方面,宗尚态度走向调和折衷,研究视角发生转换,批评话语得以更新,出现了分尊四唐或四唐各有其美的多元化倾向。

论废名新诗观与“温李”晚唐诗风

废名以晚唐李商隐、温庭筠诗词为参照建构了他独特的新诗理论话语体系。通过对温李诗词"内容"的发现,废名反思初期白话诗语言观,提炼出"诗的内容"新诗观念的基本内涵,并发掘古典诗歌含蓄深隐的一脉,引导读者接受从"读诗求懂"向"读诗求美"方向转变。针对当时白话诗枯涩单调的问题,废名在对温庭筠词的个性解读中发现了其幻想特质、视觉化和"立体"性意境营造三个方面的特征。通过对李商隐诗歌"借典故驰骋幻想"的分析,废名又试图为新诗用典寻找可供参照的先例,建构新诗用典的理论基础。废名还从审美形态方面挑战传统"雅正"文学观,推崇晚唐诗中感伤缠绵、朦胧迷离的"美丽的悲哀"。废名对温李晚唐诗风的独特阐释,为现代新诗化用古典传统提供了一条创造性的路径。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竟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