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报刊剧话的文体承变与理论革新

报刊剧话与聚焦传奇杂剧、文学批评本位的古代曲话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承继关系,而是直接滥觞于清中后期文人的梨园花谱写作。经由报刊媒介的形塑、戏剧改良思潮的推动与中外剧论的滋养,剧话于民国元年前后定型为一种以京剧、新剧等舞台流行剧种为主要批评对象,以即时化、公开化、品牌化的跨平台专栏创作为特色生产模式,文本与舞台兼重、史论研究与实践批评并举的综合性艺术批评文体。舞台本位意识在清末民初报刊剧话中的建构发展反映了古典戏剧理论“剧学”体系内部重心由“剧本作法”向“表演艺术”的迁移,曲话的独立发展、京剧与新剧剧话的日趋分离亦可视作传统剧论对近代传奇杂剧、花部戏曲、外来新剧“三足鼎立”之全新剧体格局的直接回应。

清末民初女作家吕韵清小说的自叙色彩、古典风貌与价值认同——以《返生香》为考察中心

《返生香》是吕韵清于1929年公开出版的文言长篇小说,是其小说创作生涯的封笔之作。这部小说虽一向被视为通俗的言情故事,但实则蕴含着作者对传统文士家族盛衰的多维度考察。小说融合了她生平经历的自叙书写;践行着与其小说批评观相一致的,着意于“境”的古典风貌营构;蕴含着其价值观念既恪守与体认传统,又具有省思传统士族文化、怀抱现实社会的现代意识。《返生香》这类有别于新文学价值取向的作品,更值得我们以客观包容地立场,去探寻和重审清末民初女性小说乃至整个近现代文学的多元面向。

清末民初贵族女子传统服装款式变迁

纵观五千年中华服饰文明,华夏民族服饰经历了春秋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魏晋南北朝鲜卑族服饰与汉族服饰的融合、唐朝胡服风尚、清朝满清贵族服饰与明制服饰的激烈碰撞以及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将西洋服饰尤其是男子西服作为正式外交礼服的五次重大变革。其中当属清末民初的服饰改革意义最为深刻且影响至今。在当时风云际会的中国社会,西方的服饰形态和服饰文化不断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服饰的着装和审美。东西方文明在大洋两岸深深吸引着彼此。从前四次的服饰变革可以看出,我国的服饰文化并非保守陈旧,而是一直在吸收容纳异族服饰。这使得在清末民初,即使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我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时,我们依旧以良好的汉民族文化风貌兼并着西方文化。

萧梁中前期的“学谢”之风及其文本样态

在萧梁中前期,晋宋体渐有复兴之势,效仿晋宋体代表作家谢灵运成为创作潮流,昭明太子萧统及其所爱赏的刘孝绰、王筠等东宫学士和在建康文士群中有一定地位的何逊等人均有“学谢”之作。然这些作品在抒情特点、语言风格、结构层次等方面和谢灵运之作有所不同。谢诗在梁代中前期被推崇和学习,与当时文学主流审美中崇尚典丽雍容、爱好秀句等倾向密切相关。然而自宋齐以来形成的重视抒情之风、新体诗流畅浅丽的语言风格、梁代之后对文本结构清晰的重视,又使得梁初文士的创作没有对谢灵运的原作亦步亦趋,而是根据时代审美要求对其进行改造。复合的文学审美最终造就了具有多个时代印记的文本样态。

清末民初译诗体式论

清末民初译诗在诗体上呈现六种体式:诗经体,楚辞体,五七言,词曲体,杂言体,白话自由体。影响译诗诗体选择的因素有原诗属性及题材、译者的文学感受及个人偏好、诗意传达的需求等。六种体式总体上表现出由文言向白话,由古典诗体向自由诗体的演进;在此过程中,“五四”新诗运动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清末民初译诗的诗体递嬗,折射出中国诗歌革故鼎新的步履。总结译诗体式,正是探究该时期译诗诗体演变,进而考察新诗生成过程不可或缺的关键一步。

“李商隐印象”的重塑与清初吴中诗学的发轫

李商隐诗歌笺注的萧条之状自清初发生转变,推求至隐的解读使其一扫晚唐以降诡激轻薄的恶名,以心怀忠愤、寄托遥深的形象出现在清初文人的历史想象中。重塑李商隐形象的风潮肇端于吴中,呈现出显著的地域性特征,钱谦益则是这一风潮的先导。而晚明比兴之说流布,以脂黛男女寄托规讽劝诫,象征晚唐深婉绮艳格调的李商隐诗,与虞山诗派对诗歌的玩索异常投契,李商隐由此被冯班、冯舒等吴中诗人推上唐宋诗之争的风口浪尖。此外,在清初的历史想象中,阴郁诡谲的“晚唐意绪”也在鼓励一种审定行年、推求至隐的解诗思路。

民国初年前清遗老圈生存心态探析

民国初年的前清遗老圈,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散居各地又相对集中于天津、青岛、上海等地。他们保持着前朝遗民特色的生活方式,避免于世俗接触、交往,同时,还想得到世俗的认同。作为落后保守的象征,他们与整个社会潮流格格不入。

“真诗”的探寻:清初明遗民诗论

针对墐钱木偶盛行的诗坛现状,清初遗民诗人接续前人的求索精神,重提“真诗”。真诗的要义,从诗人主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有“真性情”,要“有诸己而后出”,在这方面,他们不仅继承明末公安、竟陵派的合理成分,也弥补二者的严重不足,不仅正确地找到真性情之源,也辨证地提出既发愤抒情又苦吟锤炼的性情表现观;从客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发挥和承担当代史的功能和责任,在传统的“以诗证史”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清初明遗民诗论多方面发展前人,扳正时弊,突破官方诗教的羁縻,既是解读曾经极盛的遗民诗的一个内在因素,自身也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

重新评价清初京师贰臣诗人的文学史地位

在清代诗歌发展史中,清初诗歌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为整个清代的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作为清初诗歌创作主体——遗民诗人与贰臣诗人,理应进入学界研究的视野,得到相应的重视。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往学术界囿于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对清初诗坛贰臣诗人群体的评价多失客观。近年来,随着学术气氛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转换,上述现象逐渐得到改变,但对贰臣诗人的研究仍有大量的空白领域,如清初的京师贰臣诗人群体,这是一个在清初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对清初诗歌发展的走向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诗歌群体。因此,本文力求立足历史与文本,以期还原这个群体在清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清初诗坛中坚:遗民性情诗派

本文在全面清理现有研究成果和考察当时创作实际的基础上认为 ,清初诗坛存在着宗唐、宗宋与性情三派 ,其中性情一派的主要作家就是遗民诗人 ,遗民诗人所领属的性情诗派不仅在精神实质上体现了时代主旋律 。

开清初散文风气之先的王猷定

在清初散文发展的流程中,转变明末文风、开清初散文风气的人物,王猷定当是较有成就的作家中最早的一个。他的散文,独抒己意,学古而不泥古,感情强烈,气势磅礴,描写细致,关注现实,具有开拓性和明显的历史特征。

论宣城派

在清初地域文学兴盛的环境下,以施闰章、高咏、梅文鼎、梅庚为代表的宣城诗人树帜诗坛,形成区域色彩鲜明的宣城派,其独具特色的诗歌被称为“宣城体”。在清诗流派研究史上,宣城派长期被冷落、悬置。本文从宣城派的兴起、文学渊源的考察、“宣城体”特色的辨析三个方面,探讨宣城派的历史风貌和诗歌艺术旨趣,认为宣城派兴于清顺治初,康熙中叶后逐渐淡出诗坛,宣城派并非清初的宗宋派,其文学近源是明中叶以后的宣城风雅,“宣城体”具有诗道一贯、言之有物、醇厚为则、风貌朴秀、语言简净五大特征,与“神韵体”、“梅村体”一起构筑了清初诗歌的繁富景观,并影响着清代诗风嬗变的走向。

论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创作力量构成

在清代词史上,蜀中本是薄弱地带。漫漫二百年,仅清初先著、清中叶李调元稍有名而已。清末民初,蜀中词人群体异军突起,大放光彩。本文以朱德宝、赵熙、冯江、李穆宣、林思进、周岸登等为例进行个案剖析,意在凸显各词家特点的同时,展现这一时期巴蜀词坛的整体风貌。其中特别指出赵熙面对忧患时世,其所谓"不知而作"、"自鸣其秋"首先是不能已于言,其次在艺术宗法上也必然不束缚于某家某派,而是自求情性之适,从而蔚然为西川词宗。林思进感时伤乱,词集中的田园题材不仅多,且佳作琳琅,足为辛稼轩、陈迦陵、陆震、郑燮以来的"田园农事词史"生色。而周岸登氏虽不免晦涩好奇之病,其才也有难副心志处,然而笃力为词,敢拈大题目,风格也力求变化不拘囿,百年蜀中,其位置当居香宋词人之次席。他们构成了清末民初巴蜀词坛的主要创作阵容。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浙江江山刘氏与清末民初词学

浙江江山刘氏是清末民初两浙词坛一个重要的词学家族。这个家族的成员刘履芬、刘观藻与"吴中词派"后期成员有直接交往,他们的词学观念有兼融浙、常两派思想的倾向。清末民初,随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起和繁盛,现代分科教育的大力推行,词曲之学也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大学讲堂,成为中国文学学科的主流课程,词学研究格局开始出现新变的迹象。刘毓盘在承继父辈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词学进行了系统化的改造,由过去偏重于家庭、师长、朋辈的创作指导转向以知识传授为主,这是中国词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表征。

清末民初知识界关于“文明”的认知与思辨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历了复杂演变,19世纪中期以"夷""洋"标志的西器西俗,至清末则成为文明的象征。"文明"引领着都市社会的生活时尚,也成为思想领域的价值尺度,可谓蕴涵复杂的近代话语。但清末民初知识界对"文明"的认知和思辨值得注意:他们试图纠正文明潮的物质化偏颇,而彰显了制度和精神文明;他们辨析了奢侈与文明的本质区别,而重视道德修养;同时摒弃了西方文明观隐含的殖民主义意识,体现了多元化的文明观念。民初知识界对近代文明观及社会风尚的反思影响于社会思潮,推动了"五四"以后文化热的兴起。

清末民初着“洋装”的徽州宅第

清末民初,由于受到西方经典建筑风格影响,徽派建筑打上"洋风"烙印。本文根据典型案例,结合相关文献和图片,从建筑立面效果、装饰元素及装饰材料等方面新旧嬗变,初步探讨了地域建筑文化传承与变迁的基本态势。

清初清诗选本的时代特征

由于历史发展、文学生态变化等缘故,清初清诗选本与以往相比具有独特的个性。选家与书商的联袂,使得原本以保存文献、去粗取精为目的的诗选染上了浓厚的商业气息。为使选本畅销,他们常常在书名、扉页等处突出创新、标举特色,有些选本更有旨在维护商业利益的"版藏××"、"倘有翻刻,千里必究"等类似版权的申明。不过,受清初论诗风气的影响,这些诗选并没有因商业化而流于肤浅,不少选家通过选本表达了明确的诗学思想。他们重视对诗歌本质、发展脉络等的探讨和梳理,关注诗坛动态,并建构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批评体系。此外,乡邦意识显豁、地域色彩鲜明、群体性明显也是清初清诗选本的重要特点。

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在近代中国——兼述若干省份的实施情况

20世纪初,赫尔巴特五段教学法假道日本传入中国,便在中国大地传播和实践开来,促进了清末民初新式教育的发展,同时各省份也按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实施中加以调整,从而推动了近代教学方法的研究及实践。

论侯方域散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侯方域是清初古文三大家之一，文章集有《壮悔堂文集》。侯方域的文章激情恣肆，想象丰富，是“才人之文”，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小说为古文辞”，反映了明清之际融传奇笔法于古文写作的风气。虽被正统看法所批评，却正是其创造力的表现。另外侯方域在矫正七子流弊和倡导唐、宋古文，在文风改革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清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