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内美”与“修能”之辨析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境界说”为核心,是“天才说”“古雅说”的升华。“内美”作为“天才说”的一种阐释,“修能”作为“古雅说”的外化,都与天才理论有关并共同构成一对概念。而“内美”与“修能”孰轻孰重却引发了不少讨论,观点主要集中在三点:即“内美”重于“修能”;“内美”与“修能”并重但偏向于“内美”;“内美”与“修能”兼顾但偏向于“修能”。这三种观点在王国维处汇集并且集中于探讨“内美”,“修能”往往被捎带提及。从“内美”和“修能”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建立在“天才说”基础之上的“内美”的含义,从而明确“内美”与“修能”的不同指向,并通过王国维在“内美”与“修能”之间的犹疑矛盾探讨王国维更重视“内美”的原因。

论“随时敏捷”与“诗圣”杜甫的诗歌创作

杜甫《进〈雕赋〉表》中的“沉郁顿挫”与“随时敏捷”是在宫廷语境下的自我评价,展现了其意欲作赋劝讽的志向和“词感帝王尊”的敏捷才思。纵观杜甫一生的诗歌创作,二者亦是相辅相成的。笃行不怠的杜甫,用其敏捷的才思和充沛的感情,成功抒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诗圣”杜甫的“随时敏捷”不仅指才思敏捷,还包含他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和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内蕴深广的“随时敏捷”赋予了杜甫诗歌独特的魅力,“诗史”“沉郁顿挫”和“集大成”成为其专属的称誉。

关于苏轼对孟浩然诗歌的评价问题——析“韵高而才短”的长期误读

苏轼评价孟浩然的诗"韵高而才短",历来认为是对孟浩然诗歌创作不足的批评。其实,苏轼的这一评价,是在高度肯定前提下而指出其不足。因为"韵高"是苏轼论诗的一个很高艺术境界。关于孟氏"才短",向来解说纷纭,但多与苏轼的本意不符。本文通过分析认为,苏轼所谓"才",主要指作家内在道德素养和诗歌创作表现有机结合的综合能力,是一个以"学养"为核心的诗学批评概念,持此以衡量孟浩然的生活与诗作,是有所欠缺的。因此,苏轼对孟浩然的评价,是深刻而客观的。

王寂题画诗析论

王寂题画诗现存28题44首,其中关于一些金源画家、收藏家的信息,对研究金源绘事有文献价值,让人们了解金源诗人与画家之间的关系;其题画诗题咏的金源绘画,显示出金源绘画与诗歌有共同的隐逸倾向,还透露出画与诗在审美对象选择上具有的民间特色与民族特色;从诗人如何处理绘画这一对象,以及在处理绘画主题上表现出的诗歌表达能力,可以确立王寂在金源诗歌史的地位。

薄伽丘的诗学理论

薄伽丘是近代短篇小说的奠基者。他的诗学观点继承了希腊、罗马古典主义传统 ,又接受了文艺复兴初期新的思想 ,是在结合自己创作实践的基础之上表述的。薄伽丘的诗学理论是中世纪诗学理论到文艺复兴诗学理论的重要的过渡环节 ,开创了新的诗学理论的先风。

建安七子诗歌创作实绩述论

建安七子的诗歌创作实绩主要表现在:一,题材扩大。他们的诗歌题材远比汉代诗歌题材宽广,而多为六朝文人诗歌开先。二,文笔个性化、文人化。他们几乎不写乐府诗,诗歌以表现个人情怀为主,文笔细腻传神。三,五言腾踊。五言诗已占他们诗歌创作的绝大多数,尤其是他们入许或归曹之后的创作几乎全是五言。

童心与诗才的相交汇流——安徒生和他的童话世界

安徒生是有史以来的最著名的童话大师,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各国文字,已成为少年儿童的启蒙读物,对成人文学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探讨安徒生童话中充满童心的绮丽幻想和他深沉敏感的诗人情怀,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之上,努力对安徒生童话作出有所创新的论述和较为合理的解析。

最有诗才的现代学人——略论萧公权先生的旧体诗

就诗学观念而言,萧氏不仅超越了传统士大夫不够纯粹的学术人生观念,同时也超越了一般诗人对诗歌创作本身的艺术功利之追求。其原因大约可归结为两方面:一是由于纯粹的现代学术意识带给他一种异常纯洁的书卷气,二是他比较坎坷的人生经历恰好使一个才子诗人的思想情感获得了一种深沉的内涵。萧氏不同寻常的诗才尤其可从其作品的运思、意象和意境构造之中得到足够的说明,其诗作的审美特征主要可以从用语之工、诗感之细、意境之纯和体式之广四方面概括之。

吟风弄月难为一世君王 真情流露却成千古文章——略论曹植的诗才与治才

在中国文学史上,曹植被公认为建安时期最为杰出的诗人,有着"才高八斗"的美誉。他的诗歌辞赋,无论形式与内容都卓尔不群,有着极深的文学造诣。而作为王室中人,曹植在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却没有当上太子,并且一生郁郁不得志,可以说与他的自身性格和能力有着极大的关系。

论钟嵘《诗品》的诗论美学思想(二)

美是诗的艺术本质。诗又是语言艺术 ,要求语言要美 ,要含蓄蕴藉 ,有震撼心灵的魅力。写诗要有诗才 。

章学诚与袁枚诗学差异发微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判,有来自诗学思想差异的因素。章学诚诗学思想中重视诗艺、重视性情的观点与袁枚性灵诗学似是而非,章学诚重诗艺而要求考察"诗之意义",提倡性情而又反对袁枚重视男女之情,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根源于才性论基础的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

袁枚“性灵说”再认识

"性灵"有哲学的和诗学的之分,学人对于袁枚"性灵"涵义的看法,多从哲学层面去理解,其实袁枚所谓"性灵"是从纯诗学角度立论。具体地说,袁枚"性灵"是指诗性的天性灵智,诗性的天性灵智包括天分学力两者,诗歌艺术都是诗性的天性灵智的产物,也只有凭借诗性的天性灵智写出来的诗才真实鲜活有风趣。

论瞿佑的诗学才赋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从《归田诗话》看,瞿佑因早年耽于诗歌学习而形成了良好的诗学素养。因此,他在小说创作中流露出明显的炫才意识,将自己的诗学素养在小说中做了不遗余力的展示,从而使《剪灯新话》成为"有诗、有歌、有词"的"诗文小说"代表作,并使其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带有浓郁的自况意味。就题材而言,《剪灯新话》多"依红偎翠"之作,显示出瞿佑尚真主情乃至带有浓郁俗艳色彩的文学观念,而这与杨维桢在文学上的言传身教密不可分。

“诗道性情”与“才子文心”——王夫之与金圣叹诗学思想辨析

选择王夫之与金圣叹的诗论思想为比较,是因为二人分别代表了明末清初两种貌似不同的诗学理论:金圣叹以分解法论诗,强调诗的起承转合的文法;而王夫之则反对格套法式,主张情景交融,即景会心之作。但这两种相对的诗论,实则共同体现了古典诗论的基本精神,即有法与无法的体用不二之说,是乾坤之道在诗学领域中的体现,终而同归于易,二者互参,更可加深对古典诗学精神的理解。

陈师道的诗学观新论

关于陈师道的诗学思想,学术界过去主要讨论的是他对黄庭坚江西诗派理论的继承,这严重低估了其诗学思想的深度。在传统哲学体用、本末范畴的影响下,陈师道形成了自己相对系统和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具体说来,在诗人本质论方面,陈师道力主德本才末,强调诗人的伦理本质;对于诗歌的本质,陈师道标榜"吟咏情性";而在诗歌艺术表现上,则又主张兴感寄托。这些内容构成了其诗学观的核心内容。

露才扬己,怀质抱情——论霍克思对屈原“异采美”诗学观的译介

以英国汉学家霍克思所翻译的《楚辞》中的有关诗篇英译本作为语料,分析了他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认为译文不仅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与文采,同时注重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心理,体现出交际翻译倾向,尝试了一条中国典籍精品在异域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之路。

论大历十才子与宋诗

宋诗是宋型文化在文学层面的折射与反映。大历时期,宋型文化的某些因素已经开始萌生,故而大历十才子诗歌已经开始具备宋诗的某些特征。在诗歌题材、审美理想、创作艺术等各个层面,大历十才子与宋诗之间都存在一定的渊源关系。大历十才子对宋诗的影响是正负兼具、交互迭加的,而不是停留于字句表相的单一作用与直线演进。

《白兔记》创作年代新证

《白兔记》为明人称为"四大传奇"之一,在南戏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关于它的创作年代,学界一般认为是元代,然也有学者认为它或成书于宋。经考证,《白兔记》不可能早于元灭南宋、统一南北,即公元1279年。一是《白兔记》的情节内容完全承袭《刘知远诸宫调》而来;二是"刘知远故事"自北宋始一直在北方流行;三是《白兔记》中的爱情套路与《拜月亭》《琵琶记》等如出一辙;四是《寒山堂曲谱》《白兔记》中的"刘唐卿改过"的小注,恰暴露了南戏改编者借鉴了刘氏的同题材杂剧。

论王鸣盛诗歌“以才辅学,以韵达情”的特色

作为清代著名学者和史学家,王鸣盛为世人所熟知,但作为诗人,其诗名一定程度上为学名所掩,今人对此关注不够。王鸣盛身为“吴中七子”之冠,一生深好者惟诗,其千余首诗中不乏佳作。王鸣盛善于用典,想象力丰富,能娴熟运用夸张、对比等手法,塑造出鲜明生动的诗歌形象。受清中叶主情思潮的影响,王鸣盛诗歌意境含蓄深沉,情感丰富多样,大致包括了怀才不遇的悲愤、浓郁的亲情和友情、对山川自然的惊叹与赞美、对现实生活及学术风气的不满等情感。“以才辅学,以韵达情”是其诗主要特点。

张问陶与赵翼性灵诗论之异同

张问陶与赵翼同为清代著名的性灵派诗论家。两人诗学理论的相同之处主要在于:诗歌创作讲求个性;诗主真情;重视天才和标举气韵。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创作主体的诗性要求各有侧重;对诗歌艺术的呈现方式各有体认。这些异同之处表明:文学家和史学家的双重身份使赵翼诗论主张的理性色彩颇为浓厚,而文学家气质颇为浓厚的张问陶则侧重从艺术的角度回答性灵诗派的诗学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