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

唐宋诗之争,贯穿明清诗学史数百年,成为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元代紧接宋代,元代诗论家最先面对宗唐宗宋问题,也是最早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者。他们时代最接近唐宋,对这一问题有着独特的思考,也有独特价值。元代诗论家对唐宋诗发展历史和流派的梳理,对唐宋诗精神的把握,和"宋出于唐"的文学史判断,都极有价值。有些观点,至今为文学史家所继承,有些则不被今人所了解。元人有宗唐宗宋之论,但他们不把唐宋对立,没有明清人的偏执与极端之论。也可以说,元人有唐宋之分而无唐宋之争。其论是圆融且客观的,因而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更具借鉴意义。

论盛中唐诗人构思方式的转变对诗风新变的影响

构思方式是决定诗风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系统地论述了从盛唐到中唐诗人们构思方式的转变对诗风新变产生的影响。指出盛唐人普遍以兴会作诗,而中唐人则有意打破兴会中意与象的平衡,从而写出了自己的风格。

中唐审美风尚变迁与佛教心性论之关联

与雄浑豪放、广大和谐的盛唐气象相比,中唐审美风尚逐渐转向冲淡平和,或好奇尚怪。一是从刚健之风、悲情体验转向心性的愉悦,从无穷无尽的时空体验转向闲适情调;二是即俗即雅的审美理想逐渐形成,审丑尚怪之风流行,文人的审美个性得以张扬。佛教心性论有一种向内转的超越路向,它是促成中唐审美风尚变迁的深层动因之一。中唐闲适诗风的出场与禅宗心性论有关,中唐园林审美观照的平等意识受到华严宗法界圆融、禅宗即幻即真思想的启发,禅宗推重自性清净心则激发出中唐文人的创造意识。

试论中唐诗风蜕嬗之际的刘禹锡

在中唐诗风蜕嬗之际,元白、韩孟诗派极力要打破诗歌发展到盛唐时所形成的审美经典与规范,而独立于两大诗派之外的刘禹锡诗歌却仍在追求清新婉美、雄奇健举的传统风格,可视为对此经典与规范的努力维持,这与元白、韩孟诗派的开拓与创新同样具有诗学史上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综观刘禹锡诗歌,其中既具高标远韵、清丽天然等盛唐遗意,亦有自身的独创之处,形成其独特的个性与风格。刘禹锡步武杜甫,选择的是一条尊经学古与创变求新并重的道路,对中唐以后诗人颇具启示意义,具有重要的诗学价值。

破立视阈下的初唐诗学建构研究——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中心

太宗晚年齐梁余韵之回潮肇引出初唐诗学必破之格局。“初唐四杰”与陈子昂以“风骨”“兴寄”大旗欲立初唐诗学新面貌。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呼唤刚健诗风的同时未能很好地实践“风骨”之旨。陈子昂则超越“四杰”,秉承儒家诗教、亲爱风雅,援《诗》立文,以“兴寄”推动初唐诗学继续深入发展。

李商隐无题诗与“兴寄”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诗学理论,李商隐是晚唐颇具代表性的诗人。将两者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兴寄"理论与诗人"沉博绝丽""深情绵渺"的独特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以及无题诗的"比兴寄托"特征,可以揭示出诗歌理论与诗人风格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借以呈现晚唐诗歌"兴寄"风貌特征。

韩愈的“卫道”背景与实践

维护封建社会的道统是韩愈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也是韩愈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阐述了韩愈关于“道”的内涵及在教育活动中的重要地位,“道”与唐代政治、经济活动的关系和韩愈作为封建卫道士的实践。指出,韩愈“学以为道,文以载道”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无论对于历史和现实都具有重要意义。

齐梁诗风在中唐复苏的政治经济原因初探

齐梁以降,经过隋的过渡、初唐的振兴、盛唐的勃发,诗至中唐,诗人们的创作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走向:情爱和绮艳题材增长,齐梁声色又渐渐潜回唐代诗苑。北方士族的衰弱;文人幕僚数量的增加;科举制度的推行;政治上的改革;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唐经济与齐梁经济的诸多相似性等方面的因素,形成一种"合力",最终促使齐梁诗风在中唐的复苏。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建构大历诗观的桥梁——唐汝询对大历诗歌的评介暨渊源与影响

唐汝询选编《唐诗解》,以《唐诗品汇》为渊薮,接受了高棅对大历诗歌的定位与评价,而通过选诗与评解相结合的方式,落实了高棅的基本诗学见解。唐汝询对大历诗歌的评解自有特色:描摹情状,感同身受;生发而补足诗意,得其全解;关注创作背景,点明题旨;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讲授诗之结构次第,从整体上彰显了大历诗歌的成就。清人乔亿编选评点《大历诗略》六卷,建构完整的大历诗人体系和大历诗观,而唐汝询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许筠诗论的独特价值及其影响

许筠诗论的价值,是由朝鲜诗学史的独特地位以及中朝诗论范畴的比较而确定的。其诗论体现在"性情论"、"载道论"、"天机论"、"尚唐论"等方面,这些诗论对后来朝鲜诗论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圆融而通达睿智而明澈——唐圭璋先生谈唐宋词

本文根据杨海明先生保存的唐老当年给研究生讲课的实录整理而成,主要将唐老论述唐宋词的部分予以介绍。一是词史观,唐五代突出温庭筠的地位,北宋并列小令和慢词双线发展,南宋强调辛弃疾、姜夔和吴文英三家分鼎的格局;二是词学观,对张炎《词源》、李清照《词论》、王国维《人间词话》等词论中的不实之见予以拨乱反正;三是词作论,重视对词的文本分析,抓住直觉之感受、采用比较之方法,探究其异同和高下。

初唐诗学理论著述论析

初唐时期,在诗学理论方面出现了《笔札华梁》、《文笔式》、《诗髓脑》、《唐朝新定诗格》等诗学著述,这些诗学著述很少阐述高深的理论,而是以指导诗人提高创作技巧为主,并解决了律体定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促使诗歌律化进程基本达到完备的阶段。

论中晚唐文人词渐兴之内因

文人词之所以能在中晚唐走向兴盛,虽与外部因素的强力推动有很大的关系,但主要是文学自身不断发展演进的内因造就的。诗歌在盛唐时期极度兴盛至中唐以后难以为继,为词体的渐趋兴盛创造了契机;中唐之后诗体的词化趋向为文人词的发展兴盛铺就了一条便捷的可供借鉴之路;词体之渐兴也是其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李渔诗风宗中晚唐及其原因探析

李渔以戏曲、小说创作及戏曲理论奠定了其文学史地位,其诗名反受遮蔽而不彰。李渔诗歌流畅浅近、清丽绮艳,颇有意趣和特色,呈现出宗中晚唐的趣向。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李渔的思想经历和文学创作理论等是形成这种趣向的主要原因。

人兽之间:中晚唐笔记小说中的“形变”书写

人兽之辨自先秦以来,即以“人之所是,兽之所不是”为理解人性的重要视角,其间虽受到“慈鸟义兽”等现象的挑战,但依然可视为日常生活的基本共识。但中唐的变局刺激了士人关于人性问题的再考量,“心”“性”逐步成为此时期思想世界的重要语词,人兽之辨也因之展现出新的变化。处此思想格局之下的中晚唐笔记小说既是此种思想变局的文本印证,同时也因文本特性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思想的方式”。人兽形变的书写中,中晚唐对于人兽之辨的理解呈现出与汉魏旧传统的明显差异,从人性与兽性之同观察人性,逐渐成为此时期的新风习。虽然在笔记小说乃至更为正式的诗文中,均难言对于人性问题有了可视为共识的答案,但中晚唐人建基于生命体验的困惑、反思与渴望,却强化了人性问题的真实度与焦灼感,并由此决定了宋儒人性论构建的大体方向。

中唐儒学重建下的《诗》学新说

以施士匄为代表的中唐《诗》学新说,诞生于儒学重建的热潮中。此新说针对汉唐《诗》学阐释政教礼义的传统,提出《诗》说要合于情理及注重《诗》的文学性,这种理性思辨的阐释趋向与中唐儒、释合流的学术新思维密切相关,且影响着宋代《诗》学特征的形成。中唐的《诗》学新说是汉、宋《诗》学的重要过渡阶段。

陈子昂的“风骨”说与唐代诗学

陈子昂的“风骨”说意在提倡力的美 ,刚健的美 ,以呼唤具有盛气壮采的文学 ,适应新时代的需要。陈子昂倡导的诗学理想 ,由于得到他的创作实践的体认 ,益发产生了深广影响。有唐一代 ,崇尚风骨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