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唐诗分期”谫论

元诗多宗唐,推崇“盛唐”诗风。元人在前人基础上完成唐诗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的诗学体系建构。元人唐诗分期标准的迥异,体现了元人在宗唐背景下多元的诗学观,而不同的诗学观的现实意义是元人指摘当时诗弊继而促进元诗的发展。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对初唐诗歌革新理论的再认识

初唐时期在诗歌理论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但是 ,前人对初唐诗歌革新理论的认识还存在着某些误解和偏差。本文认为 :高宗、武后时期已基本肃清了浮靡轻艳的齐、梁诗风的影响 ,杨炯、卢藏用、王勃的有关文章与陈子昂的《修竹篇序》一样 ,都是讨伐齐、梁诗风的檄文。初唐诗风的转变 ,主要是诗歌内部矛盾斗争的必然 ,也是许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追求浓烈的情思和高昂的基调 ,倡导“风骨”、“兴寄”、“风雅”,正是矫正南朝诗风的正确途径。其实质就是主张诗歌创作应该密切联系社会实际 ,干预生活 ,干预政治。初唐时期的诗人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完善了律诗这一形式 ,律诗在比“沈宋”略早的“四友”,特别是杜审言的手中已经成熟。

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

唐宋诗之争,贯穿明清诗学史数百年,成为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元代紧接宋代,元代诗论家最先面对宗唐宗宋问题,也是最早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者。他们时代最接近唐宋,对这一问题有着独特的思考,也有独特价值。元代诗论家对唐宋诗发展历史和流派的梳理,对唐宋诗精神的把握,和"宋出于唐"的文学史判断,都极有价值。有些观点,至今为文学史家所继承,有些则不被今人所了解。元人有宗唐宗宋之论,但他们不把唐宋对立,没有明清人的偏执与极端之论。也可以说,元人有唐宋之分而无唐宋之争。其论是圆融且客观的,因而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更具借鉴意义。

宋濂诗学浅论

本文总论宋濂诗学思想,认为宋濂诗学建立在针对现实的基础上,适应时代需求。他的理论体系包含以礼义为思想之本、以"缘情托物"为创作之本的诗歌本体论,兼备"五美"的诗人论,推崇台阁创作、强调实用功能的风格论。

上官氏家族与初唐文学——兼论新出土《上官婉儿墓志》的文学价值

在初唐诗坛上,上官仪和上官婉儿是前后相继的两位领袖人物,影响着整个唐诗发展的进程。近来,《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又为初唐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尤其是墓志的一半篇幅记载其家世情况,为我们从家族文学层面研究初唐文学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实证材料。《上官婉儿墓志》本身也是一篇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其特殊的传记形式和文字上的曲笔表现透露出墓志文体新变的信息。

宋末元初唐宋诗之辨论析

唐诗宋诗孰优孰劣,无疑是宋代以来中国诗学批评史上焦点论题之一。历史上宗唐还是宗宋之论,显现出此消彼长、互不相服之态势。然论其发端,唐宋之辨当始于南北宋之际,魏泰、张戒、陈岩肖等堪为前驱,在宋末元初,更给人以热闹的印象,叶适、严羽、刘克庄等对此问题皆有深入的展开。宋末元初的唐宋之辨,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审视诗歌的审美特征及价值低位,反思与总结宋诗的发展道路,从而建构新的诗歌发展走向。

破立视阈下的初唐诗学建构研究——以“四杰”和陈子昂为中心

太宗晚年齐梁余韵之回潮肇引出初唐诗学必破之格局。“初唐四杰”与陈子昂以“风骨”“兴寄”大旗欲立初唐诗学新面貌。以王勃为首的“四杰”呼唤刚健诗风的同时未能很好地实践“风骨”之旨。陈子昂则超越“四杰”,秉承儒家诗教、亲爱风雅,援《诗》立文,以“兴寄”推动初唐诗学继续深入发展。

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

房是金末元初的重要诗人,"河汾诸老"之一。他追随元好问积极参与开创"以唐人为指归"的诗歌创作局面。史料散佚是其生平、思想、创作和地位长期以来隐而不显的主要原因。对有关史料的考稽辨析,对房文学思想、成就、贡献和地位的探赜发微,有助于从特定侧面揭示金末元初诗坛风尚和诗学思潮。

李商隐无题诗与“兴寄”

"兴寄"说是唐代重要诗学理论,李商隐是晚唐颇具代表性的诗人。将两者联系起来,深入研究"兴寄"理论与诗人"沉博绝丽""深情绵渺"的独特诗歌风格之间的关系,以及无题诗的"比兴寄托"特征,可以揭示出诗歌理论与诗人风格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借以呈现晚唐诗歌"兴寄"风貌特征。

简评皎然的唐诗观

中唐诗论家、诗评家皎然在《诗式》等著作中对大历诗坛有独特的评价 ,对初唐诗人陈子昂、沈拴期、宋之问有鲜明的褒贬。其明显的局限是有过重的南朝情结 ,对唐诗的特质缺乏认识 ,而摘句评诗也存在失误。

“从盛唐回到六朝”:杨慎律诗学策略

杨慎于前七子近体唯学"盛唐"的诗学复古语境之中,将唐近体诗歌源头由初唐上溯至六朝,从声律理论和诗歌创作上肯定六朝初唐诗歌在律诗的产生、发展以至于成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杨慎采用"从盛唐回到六朝"这一溯流追源的律诗学策略,目的是主张整体而全面地继承前人的文学传统,博学众体、融会贯通,通过提倡学习六朝初唐诗歌来矫正复古派唯学"汉魏"、"盛唐"这两种诗歌范式而导致唯古是从、剽窃雷同的理论弊病,以此寻求明诗的另一发展道路。

从浮华雕琢的初唐宫廷诗风到清丽豪逸的盛唐诗风——高丽前半期汉诗风的流变论析

高丽前半期(918—1170)汉诗风的流变以仁宗朝为分界点,可分为两个时期进行阐释。高丽太祖元年(918)至仁宗朝(1123—1146)以前,高丽汉诗以重文轻质、浮靡雕琢的初唐宫廷诗风为主导,主要三大代表诗人崔承老、崔冲、郭舆所创作的汉诗以歌功颂德、娱情遣兴为内容,注重辞藻的堆砌、艺术技巧的雕琢,其诗歌的题材意蕴、格调气度及审美趣味类似于初唐宫廷诗风。仁宗、毅宗时期出现了以郑知常为主要代表的清丽、豪逸之美兼具的盛唐风,他像杜甫及一些中晚唐诗人一样善用拗体,韵格豪逸,他也善于学习借鉴和扬弃王维描写山水之技巧,其写景抒怀诗充满诗情画意,别具一番清丽风貌。

清初唐诗选本兴盛原因初探——以江苏吴江为例

清初诗坛出现了一次唐诗选本编纂的高潮,苏州地区成为与济南地区并称的两大选本中心之一。而小小县邑吴江就出现约十六部选本,足以令人刮目相看,引人深思。此盛况的出现是当时社会政治现实和诗坛论争的产物。清初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对其起了催化作用,它是初盛唐诗与中晚唐诗论争、唐诗宋诗论争的结果,也是文人学者宣情抒怀的一种方式。

论明初理学视阈下的台阁体诗学建构

朱明王朝建立,恢复了汉族统治,理学重新占据了国家统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明初处于政治中心的馆阁重臣们身兼文人身份,同时也都是有极高造诣的理学家。理学大昌,对明初台阁体诗学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理学促成了台阁体诗学颂世鸣盛观念的形成;理学对台阁体诗学性情之正观念的形成有重要影响;理学促进了明初台阁体诗歌平易冲淡诗风的形成。文章从明初理学对台阁体诗学建构的影响这一角度入手,力图揭示出台阁体诗学的概貌。

唐太宗对初唐书法的介入与影响

唐太宗喜欢具有雄强骨力的书风。他以王羲之书法为载体 ,通过书法理论的建构 ,介入初唐书坛 ,促进了书法的繁荣 ,提携了初唐一百余年的书风 ,还促使楷书进一步法度化。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明前期唐诗分期与宗尚

明前期关于唐诗分期的论述,主要以高棅与台阁文人为代表。洪武间高棅编选《唐诗品汇》,形成"四唐九品"之分期,在"世变论"与"体裁论"结合下注重唐诗之文学考察;永乐末高棅在《唐诗品汇》基础上删减成《唐诗正声》一书,已多以"性情之正"为标准选诗,其诗学思想与台阁文人渐趋一致。永乐至成化间台阁文人之唐诗分期多曲解杨士弘《唐音》之三分法,分期更多是依据"世变论"。高棅与台阁文人虽同尊盛唐,但又有区别,前者多推崇盛唐之古诗,而后者更尊尚盛唐之律诗。台阁诗学思想下的唐诗分期与宗尚存在诸多矛盾,在为何尊唐、为何尊杜等问题上难以自圆其说,显示出其理论的局限性。

《唐诗品汇》与明初唐诗学

关于唐诗的模范作用,明初诗人从分期、体制演变等方面进行探讨,与在诗歌创作中倡导"鸣国家之盛"相配合,使其对盛世气象的追求与对盛唐诗歌风貌的讨论合为一体,最终推动了高《唐诗品汇》的出现。明初的唐诗学精分四唐,明辨众体而推尊盛唐,完成了唐诗学的构建,深刻影响了有明一代的诗歌创作。

建构大历诗观的桥梁——唐汝询对大历诗歌的评介暨渊源与影响

唐汝询选编《唐诗解》,以《唐诗品汇》为渊薮,接受了高棅对大历诗歌的定位与评价,而通过选诗与评解相结合的方式,落实了高棅的基本诗学见解。唐汝询对大历诗歌的评解自有特色:描摹情状,感同身受;生发而补足诗意,得其全解;关注创作背景,点明题旨;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讲授诗之结构次第,从整体上彰显了大历诗歌的成就。清人乔亿编选评点《大历诗略》六卷,建构完整的大历诗人体系和大历诗观,而唐汝询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