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年间岑参诗歌创作的转变与价值

岑参作为盛唐气象的代表诗人,大历入蜀后诗风从壮丽豪迈转向切实平淡,情绪从激昂高亢转向忧郁低迷,在描写对象的选取和对现实的关注上也有了新的拓展。岑参大历年间诗风的鲜明转变,与安史之乱后政局动荡及自身仕隐矛盾密切相关,不仅反映了岑参晚年的行迹、思想,更可见其创作成熟后的审美转变,并对后来大历诗人群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

王国维《唐五代二十家词》稿本考论

光绪三十四年夏,王国维以藏书为基础编纂了《唐五代二十家词》。手稿于其生前并未付梓,至编纂《海宁王忠悫公遗书》时,赵万里才在王氏遗稿中检得。在校勘中,王国维对汲古阁所刻词多有效仿,欲求全帙的想法十分明显。由于王国维仅预备作研读之需而无出版之意,书中不仅多有不合校勘体例的现象,且出现了大量传世文本的异文。赵万里对手稿重加校理,然屡有违背王氏原意处。吴昌绶也对自辑录词十分关注,得其支持,王国维重新辑录《南唐二主词》。《唐五代二十家词》早于《词录》《人间词话》。《词录》不仅与《唐五代二十家词》编纂呈现出联动关系,书中所录书册的版本、叙录亦与之有关。《唐五代二十家词》为《人间词话》提供了重要理论支点与论说背景,并影响到后者的撰写方式。

元前诗歌叙事传统的演进及体制特征

在从先秦以至唐宋漫长的历时变迁中,中国古代各体文学的叙事与抒情性能递经共生、分化、消长、互渗的进程。尤其是二者在经历了体制分化之后,诗歌叙事就进入分途发展演进阶段。其具体演进历程大略分三段式,首先是抒情与叙事之各体消长,其次是诗歌叙事之多体式分布,终至诗歌叙事传统之凝定成形。诗歌叙事传统一旦形成,就表征出若干体制特征:其一,常规叙事诗有较强叙事特性,而非叙事诗也蕴涵叙事成分,不论叙事诗还是抒情诗,其叙事性能均渐趋增强;其二,诗歌叙事主要体现在正文中,而其叙事性也表征于附件上,且因附件与正文相配合,而使诗歌叙事更显完善;其三,诗歌叙事既向体式内部充实,同时也向诗歌体式之外拓展,呈现为诗作跨文本组合,或为诗歌叙事之跨文类。此外,为应对诗歌叙事的创作实绩,还催生一系列诗歌叙事理论。

论唐诗中“羽人”形象的诗风及文化内涵

时隔千载,“羽人”形象千变万化,其起源与发展脉络清晰。发展至唐代,“羽人”原始形象渐趋褪去,逐步与道教“仙人”形象趋近或重叠。在35位诗人中,他们的诗歌风格独具特色,主要呈现出三种不同诗风,体现在雄奇壮丽、闲适恬淡、幻化浪漫三方面。在《全唐诗》中,有48首诗作借“羽人”形象或言志或传情,他们或传递崇道的向往之情;或寄寓壮志难酬的苦闷;或表达坚定爱国爱民的信念;或抒发对现实的沉重哀切;或代表一种超然的心境;或追求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唐代诗人情感内涵丰富,概言之,他们咏‘羽人’形象的诗作蕴含着两种深刻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反映他们受道家思想文化影响较深,在诗歌创作中追求道家崇尚自然、清静无为的思想境界,典型地体现时代性、思想性与文化性的特点;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热情,对生命的珍爱,以及对生命永恒的渴求。

破与立:王若虚的唐宋诗观

金代为唐宋诗概念形成期,王若虚则是金代诗学由宗宋向宗唐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国朝文派”谋求金诗的自立,贞祐南渡后又进一步破除了诗坛的不良习气。王若虚立足于金代诗坛百年“破”“立”场中,肯定宋人之立,激烈批评江西诗派,以求破除金南渡后浮靡尖新的诗风。同时他超越北宋诗学传统,宗尚唐代,剥离黄庭坚与杜甫的师承关系,对宋人多有贬抑的白诗表露出强烈偏爱。无论是对宋诗贬中有褒的态度,还是开始有意识地宗唐抑宋,都表现出王若虚对金代诗风急需破弊除陋的超越意识。

好古·崇晋·尊唐:戴表元对前代诗学接受的三个向度

作为宋末元初重要的学者、诗人与诗论家,戴表元的诗论与其学养密不可分。因此,从其思想层面讨论其诗学,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其诗学的理解。出于对宋末士人务虚、庸俗的鄙夷,戴表元向慕三代,因之倡言好古。戴表元在学问上追仰三代,在此好古思想的指引下,他广泛而有针对性地汲取前代诗学之优点而针砭当时诗坛,其中又以对“晋”与“唐”两种范式的讨论最为究心。可以说,出于对前宋覆灭的反思而来的好古思想是其对前代诗学接受的根本,而“崇晋”与“尊唐”则是两翼。从思想的层面出发揭示戴表元的前代诗学接受,将使得我们对其诗论有更为立体与深刻的理解。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从唐代人物画中看哲学色彩观

中国传统绘画色彩观孕育在东方文化精神之中,建立在哲学思想之上,在漫长的发展中形成了中国画特有的艺术语言和审美品格。本文遵循历史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从唐代人物画的角度入手,探究唐朝人物画哲学基础、赋色风格及历史价值,并结合当今多元文化发展的背景,在保持中国画色彩审美特点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及看法。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建诗的接受起伏

清代对王建诗歌的接受突出了有清一代独具的特色。第一,清初在“崇儒重道”政策及不满明代“独尊盛唐”的思潮下,王建诗因其“大多无喧嚣、浮躁之气而有流动清平之味”受选家重视。至清中后期,选诗更追求雄伟阔大之风,王建自然蕴藉的诗风受到冷落。第二,清人辩证评价王建的古体诗,欣赏其“专尚气质,不工自工”的近体诗,对其“高华深稳”的七律、“风神秀出”的七绝比较重视。第三,清人对王建宫词的关注从题材转移到体裁上。清人对王建诗的接受变化与清代的社会思潮及追求“清真雅正”的审美风尚密切相关。

环绕唐五代诗格中“势”论的诸问题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之一,唐五代诗格中的“势”论,有其特定的理论渊源。“势”的含义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尤其是被兵家借用为兵法概念,即兵“形势”和兵“技巧”以后,遂进而影响到东汉以后的书论,意谓字体的形状和结体的态势;影响到文论,即指文章的风格。至唐王昌龄撰为《诗格》,提出“十七势”等诗学概念,则谓诗歌创作中的运思和意脉的流转变化。至于皎然《诗式》、齐己《风骚旨格》、僧神《诗格》等,虽借用禅宗话头,巧立名目,然其所谓“势”论,也大抵与王昌龄相近,而与禅学中的“势”并无深层关系。

说闻一多“诗唐”说

闻一多"诗唐"说的含义要从唐诗的创作、流布和欣赏以及诗人的社会地位等诸多环节去诠释。唐人创作诗歌,处于一种完全自觉、"不写诗,无以言"的状态。而唐诗的流布和欣赏则是社会化了的,在此基础上,诗人为全社会所拥戴。"诗唐"说有巨大的理论启示意义,其一就是促使我们重新评估晚唐诗。以"诗唐"的观点,初唐是诗歌由齐梁到唐的过渡期,盛唐是诗歌的全盛期,中唐是诗歌的中兴期,而晚唐则是"诗唐",即唐诗社会化的完成期。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论“新批评”文学理论对宇文所安唐诗研究的影响

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受到"新批评"理论的深刻影响,这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初—盛唐诗歌史的建构上:初盛唐诗歌的发展史实是诗歌题材和体裁的演变史,其主潮是"宫廷诗—京城诗"的演变;初盛唐诗歌大家的文学成就只有放到"宫廷诗—京城诗"的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唐诗进行的语义学分析上:具体表现为他以文本细读方式对唐诗展开的复义语言研究、反讽诗学解读和"三部式"结构分析。

唐代的任侠风气与文学创作

唐代任侠风气构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一文化现象,并在创作本体与主体两个文化层面上影响了文学创作。任侠风气中表现出的对于勇武豪爽、建功立业、自由享乐等人生理想的追求,参与了文人人格理想、生活理想和审美理想的构建。他们将侠作为一种审美意象,寄托自己的理想、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形成颇具时代文化精神的审美情趣,并由此带来了初盛唐诗歌创作的勃兴、咏侠诗风的高涨和中晚唐豪侠小说创作的繁荣。为唐代文学赋予了新的文学内涵和文化精神,使侠文化在唐代得到了总结提高和发展创变,完成了中国侠由史家立传到文人歌咏的过渡,在中国侠文化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文化地位。

壅塞的清除——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的发展一题

中古文人诗兴起以后 ,由于对诗歌特质的理解的偏差 ,出现一种语意繁复的壅塞现象 ,妨害纯净的诗境的形成。从南朝至唐对此现象的清除过程 ,也就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为高度自觉的艺术创造的过程。以语言浅显、意境明净。

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

唐宋诗之争,贯穿明清诗学史数百年,成为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元代紧接宋代,元代诗论家最先面对宗唐宗宋问题,也是最早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者。他们时代最接近唐宋,对这一问题有着独特的思考,也有独特价值。元代诗论家对唐宋诗发展历史和流派的梳理,对唐宋诗精神的把握,和"宋出于唐"的文学史判断,都极有价值。有些观点,至今为文学史家所继承,有些则不被今人所了解。元人有宗唐宗宋之论,但他们不把唐宋对立,没有明清人的偏执与极端之论。也可以说,元人有唐宋之分而无唐宋之争。其论是圆融且客观的,因而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更具借鉴意义。

叶适与永嘉四灵之关系论

永嘉四灵的成功与叶适有相当关系 ,本文探讨了他们之间的交往 ,分析了叶适提携四灵的原因 。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