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Chengzhai Poetic Style and Shu Culture

Yang Wanli,a renowned poet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1127-1279 AD),has left an indelible mark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his unique artistic style.He pioneered the Chengzhai Poetic Style,a unique approach characterized by simplicity,naturalness,freshness,and liveliness in poetic creation.This style marked a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ng poetry and exerte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subsequent trends of Song poetry.As such,he was hailed as a“Leader in Poetry”by his contemporaries.The Chengzhai Poetic Style was gradually formed during Yang’s creation course,under the influence of several important factors,including the Bashu culture and its aesthetic taste represented by Zhang Jun and Zhang Shi,the Zen philosophy that emphasizes liveliness prevailing in the Shu area,and the view that the“Chinese Yi-ology has its roots in the Shu area.”Meanwhile,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hengzhai(Chengzhai Ji),there are many poems and essays about the Bashu area,which have provided valuable feedback to the Bashu literature and enriched its content.

现代逻辑思维对诗性的背离与回归——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到伽达默尔

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在原始思维中有其“互渗律”的起源,因而是基于语言本身的隐喻本性的,但直到康德,以往的隐喻都被理解为“使陌生变得熟悉”,成为形式逻辑的工具论,隐喻的“使熟悉变成陌生”的创新性一面却被忽视了。弗雷格和罗素等从逻辑中清除了陌生的东西,使之变得数理化、僵化而无创造性,必然遇到“罗素悖论”而无法自拔;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转折,从早期的分析哲学的逻辑观到晚期摆脱工具主义而转向语言游戏,有了西方逻辑思维从背离诗性到回归诗性的苗头;最后,经过伽达默尔对这一苗头的修正和发挥,将其扩展为诠释学的“语言学转向”,为隐喻和诗性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可惜,他受到海德格尔和基督教传统“圣言”的局限,最终未能就此将其创造性的对话学说提升到“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而沉陷于传统存在论(本体论)的“物理学之后”中。

“以中释西”文学批评范式的学理依据与阐释路径研究

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强调“双向阐发”,但时至今日,“以西释中”仍占绝对优势,文学批评中几乎没有“以中释西”的声音。“以中释西”既可以让我们“发现西方”,又可以对“以西释中”的单向阐发进行拨正,避免中国文论的“失语”。由于中国传统文论本身是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思想的统一,文化交融与互鉴使西方文学具有中国美学特色,以及中西文心相同,所以“以中释西”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以中释西”的具体路径包括以中国诗学直接审视西方文学、以问题为基础进行阐释、正向阐释与反向阐释相结合三种方法。“以中释西”应注意树立“文体意识”、强调对被阐释文本的“细读”和微调理论框架。

当代的艺术跨媒介性与“诗意中心”

随着“音舞诗画”等新兴艺术形式的流行,艺术作品的跨媒介特质已成为一个较为“亮眼”的存在。交往、融合、间性是艺术作品跨媒介性的三个重要范畴。艺术媒介的间性一方面保留了艺术自身的高度自主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媒介间的良性交往和融合。当下复合型艺术媒介的形式越发多样,因此有必要寻找间性的中心位,以它为“轴”去观测艺术媒介交往、融合、间性三者联动的可能,并寻找联动的“最大公约数”。诗意因其开放的朦胧多义性、瞬时的感悟性和优雅的艺术品格,可以成为跨媒介性的观察中心。面对进入21世纪以来蓬勃、繁杂的艺术现场,以诗意中心为轴,可以灵活化解间性可能对跨媒介艺术进一步融合造成的阻碍。

诗意的丈量--景观诗词文本挖掘与空间制图研究进展

诗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研究诗词在风景园林中的应用有利于指引规划设计师对诗词文化景观的空间营建,引导人们在诗词文化景观中的意境感知。从发文趋势、研究区域、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技术汇总5个方面对诗词文学文本挖掘与空间制图研究进行系统文献综述,并总结出当前诗词文学定量研究的技术指标。同时,对诗词文学文本挖掘与空间制图丈量技术在风景园林中的应用进行了展望,探讨了诗词文学中的时空耦合对景观发展的作用机制、空间营建及引导意境感知体验的应用途径,以期丰富诗意的丈量手段与诗意景观的复兴。

批判诗学:开端、意图与方法——赵勇教授访谈录

批判诗学的早期开端也许可以追溯到《介入偏离与阅读倾斜》,因为此文隐含着20世纪80年代的某种问题意识。而所谓介入,自然是来自于萨特。在“后理论”时代,当越来越多的作家、学者具有了某种“后知识分子”的特征时,把萨特的介入拿过来就更具有某种现实意义。至于批判诗学形成的原因,其一是现实层面,其二在学理层面。前者意味着要直面中国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现状,进而尽可能解决其批判精神不断流失的问题。后者则涉及文化诗学,是对童庆炳先生文艺理论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受阿多诺、伽达默尔和巴赫金等人的理论启发,可以把“亦此亦彼”“二律背反”“间性思维”等看成是批判诗学的方法或路径。而既要向阿多诺学习,又要向萨特取经;既要有理论深度,又要能通俗易懂,大概是批判诗学的批评实践的基本构想和努力目标。

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的评价失误及其内在原因

作为中国新诗的开创者与开拓者,郭沫若在早期的诗论中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有过诸多公允的评价,对中国新诗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他早期在评价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时候,也存在不少的问题。郭沫若早期对外国诗人及其作品的评价存在五个方面的失误,本文对此进行了具体的揭示与分析,并探讨了这些失误出现的内在原因以及一些重要的外在原因。

当代华语MV的诗意美学建构——以黄中平作品为例

黄中平是华语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他的创作几乎经历了整个华语MV史。在其长达2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600余部作品以具有强烈现代性的诗意风格将其打造成了一位MV界的“抒情诗人”。黄中平的作品在非线性叙事、表现主体与审美意境三个方向上形成了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审美形态,同时也一以贯之地承袭着我国诗性电影的美学底色。以黄中平的作品为代表的华语MV既实现了对艺术“舶来品”在现代创作观念上的在地性超越,也展现了对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回归与守望。

图像、接受与生命——兴象的现代诗学意义阐微

兴象具有民族性审美特征及多方面现代诗学意义,应成为中国诗学的一个核心范畴。首先,兴象是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开敞性的内视图像,超越了语词符号和物象叠加,它与意象不同,可不包含物象,指向整体视觉审美经验。其次,兴象具有生成性、共生性、生发性,其生成受语境和情境制约。兴象与意境有心观与身临之别,是抵达意境的必由之路。“物象、意象、兴象、意境”可建构新的审美接受次序。再次,兴象源于生命感动,包含欣赏者的全部生命体验,是其生命图式借由艺术品得到的感性印证。兴象审美反对话语生产和技术思维。激活兴象不仅在于理论阐发,还需重返鲜活的审美实践。

论米兰·昆德拉小说中“存在密码”的诗性形式——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为例

“存在密码”诗性形式的背后是米兰·昆德拉为“哲理诗化”开创的一套隐含了其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小说诗学体系。其中包含对小说运思原则的强调:一是小说中的哲学思考应当具有不确定性,呈现为思索过程的价值;二是小说中的哲学思考应当具有情境性,表现为“具体的形而上学”;三是小说中的哲学思考在小说史上应当具有实现“发现的延续”的价值。此外,这套体系还包含了昆德拉将上述运思原则运用至小说创作实践的方法即“存在密码”的种种诗性形式,包括从“存在密码”的雏形、命名再到修正的整个过程。

白话诗的“新”逻辑--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及意义重估

闻一多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醒目存在,学界对其新格律诗理论的认知却始终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回到历史现场,重新认识闻一多对新诗发展所做的努力,有不少新的发现。闻一多新格律诗理论回应了新诗对于白话诗“新”质的发展要求,在诗形和诗质两个方面展开了积极探索,将民族性与时代性、诗形与诗质、听觉美学与视觉美学糅合在一起,奠定了现代诗歌接受由听觉美学向视觉美学转换的理论基础,拓宽了新诗的审美空间。他扎根民族土壤思考新诗发展的努力,开启了中国现代诗歌思考中国经验的阀门。

论赵翼的题画诗

赵翼是可与袁枚媲美的性灵派诗人,也是清中期的一代才人。他“才擅诗书画,心参形影神”,早年在京城任编修时,就曾自作小照《鸥北耘菘图》,显示出深厚的书画艺术功底。除《论诗》诗外,他还创作了大量带品鉴评论性质的题画诗,其“我我周旋共影非”之论,对佳山水、真山水的换位言说以及“天工人巧日争新”主张,渗透着性灵诗学重情感、显个性和求创新的精神。赵翼的题画诗不拘格套,在写照传神的品评与江山胜景的礼赞中,出入“奇与正”“真与幻”“庄与徘”之间,充分展示才人的性情、才艺和品格,彰显天工人巧日争先的文艺创新思想。

试析王维诗的禅意绘画之美

王维不仅是诗人,更是精通佛理的虔诚修士。王维的山水诗是诗中精品、艺术典范。王维诗、画兼修,画作情景交融,诗中饱含画的意蕴,画中寄寓诗的幽情,画的一切技法都可以进行诗的审美。王维的诗画清新淡远,充满禅意,造诣很高。

再论“戏剧诗学研究”的内涵、方法与意义

严格意义上的“戏剧诗学研究”是一种从戏剧学与诗学的双重视角研究戏剧本体,进而探讨戏剧艺术家之创作思维与艺术智慧的学问,其中既包括剧本诗学研究,也包括表演诗学研究与剧场诗学研究;其主要方法是“实证感通法”或“审美感通法”;其核心旨趣是探寻戏剧艺术家营构戏剧诗境的具体方法与深层智慧,为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优秀戏剧提供艺术支持。“戏剧诗学研究”不仅可加深、丰富人们对于戏剧本体、戏剧规律、戏剧技巧的认识,可直接启发戏剧创作,还非常有助于建构中国特色戏剧学话语体系。即便在AI技术高度发达的数智时代,戏剧诗学研究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与词学阐释

明代中后期有一股改编重刊《草堂诗余》的浓厚风气,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适应它从歌词作品集向文学作品集的转变,还藉此形塑了一个分类、储存、加工古今词作的知识空间。围绕《草堂诗余》的改编重刊,明代中后期形成了采用不同策略(或分类,或分调)的词学阐释群体,他们通过选词、考调、校勘、笺注、评点等方式,构筑了一个个不同的集词选、词谱、词评于一体的唐宋词阐释系统,对文本施加或预设其特有的阐释意图,或溯源诗乐传统以尊体,或揭示言情特质以别体。《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改编重刊不但为唐宋词在明代的传播作了突出贡献,而且也为词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打下了一定基础。

王愿坚的长征“诗情”书写与“草地”哲思

王愿坚终生坚守长征这座文学金矿,努力挖掘与表现长征中的美丽“诗情”,不仅为长征小说创作开拓了一条新径,而且也为长征文学创作奠定了垂范至今的美学风范。他的长征“诗情”书写尽管历经三个历史时期,但始终聚焦于革命与人、人与人的关系,正面表现了其中存在的高尚或崇高的精神,这种精神根植于党性和个人性的有机统一。王愿坚最爱恋和最多表现的则是草地中的“诗情”,并把险恶的草地整体上视为一个光辉的哲理。王愿坚的长征“诗情”书写与“草地”哲思,内蕴着他对长征红军抵御艰难的毅力和伟大力量“从何而来”的叩问,从而使他的长征小说具有了精神史与心灵史的色彩。

论陈彦小说自然观念之变及其意义

以文学地理论,陈彦数部长篇小说中所敞开的世界,均可归入广义的“秦岭叙述”一并讨论。但作为深具地理、文化和精神意涵的“秦岭”,在不同作品中意义的重心并不相同。《西京故事》中罗天福一家所居之“塔云山”,远离城市,风景优美,且秉有重要的精神意涵,却是主人公可以远望却难以生活于其间的所在。《装台》中叙述之“镇安”乡村之于韩梅的意义亦是如此。其间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颇为鲜明。《主角》视野更为阔大,从宁州到省秦,不独地理空间扩大,秦岭作为人物精神参照的意义更加丰富,也更具文化和精神意涵。至新作《星空与半棵树》,“人事”与“自然”交互影响所敞开之全新可能,已然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思维的窠臼,包含着新时代乡村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内容。从“内在于人间世”到“内在于天地自然”,陈彦自然观念之变,乃是极为复杂的时代和现实议题的重要表征,远非文学观念的调适所能概括。

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研究述论

韩成武先生是国内著名杜甫研究专家,数十年来在杜甫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他通过系列学术著作《杜甫诗全译》《少陵体诗选》《诗圣:忧患世界中的杜甫》《杜诗艺谭》《杜甫新论》《杜诗诗体学研究》,构建起了一个博大精深的杜甫研究体系。其洞幽烛微的杜诗艺术研究、雅俗共赏的杜甫传记、深入细致的杜诗诗体研究,对认识和理解杜甫的思想境界与艺术成就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有力地推进了新时期杜甫研究的深入发展。韩先生的杜甫研究往往将扎实的文献考据与细致的艺术分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不事空谈、严谨精审、浑厚细腻的研究特色,为当代杜诗学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进行深入总结。

竹枝词的“诗体汇流”现象与“广竹枝”概念的生成——兼谈“历代竹枝词全编”之构想

竹枝词是中国诗歌长河中一个非常复杂的体式概念,它既向外散射分流,又向内吸纳汇流,形成了密如织网的水系结构。这是自宋代至晚清的诗人们有意将各种诗体向竹枝词附丽追认而形成的结果。其中,竹枝词记讽功能大幅上升的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竹枝词作为风土诗歌的属性。鉴于这一判断,我们有必要重新厘定竹枝词的边界,并以“遵实归名”为原则,提出一个“广竹枝”概念,辨体从严,收录从宽,站到今人的文体立场上去动态地认识符合文学史事实的“竹枝词”内涵与外延。由此而言,编纂一部全、新、精、善兼备的“历代竹枝词全编”已经具有了良好的基础与契机。

源流、派别、正变:《杜诗镜铨》对“杜甫诗学”的建构

“杜甫诗学”是郭绍虞先生提出的一个概念,包括文学史和批评史两方面的含义。在古代杜甫诗集注本中,清代学者杨伦所著《杜诗镜铨》一书最能体现“杜甫诗学”思想。《杜诗镜铨》从文学史出发,通过对历代诗歌文本句法、章法、用典以及诗体风格的具体分析,细致地梳理出杜诗的“源流所出”和“派别所开”,全面彰显了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地位。从批评史出发,以传统诗论中的“正变”思想作为批评视角,以“变化而不失其正”的杜诗作为评判尺度,通过诠释“别裁伪体”和“清词丽句”,探索出以杜诗为核心的古代诗学史“正”与“变”的发展规律。研究“杜甫诗学”不仅可以进一步认清杜诗“集大成”的文学史意义,对于当前构建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