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Application of Wang Rongpei'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Translating Chinese Ancient Poetry

Professor Wang Rongpei has put forward the translation principle—"faithful in meaning and vivid in description"and put it into use. Through a series of analysis and contrast of different versions, this essay would 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Professor Wang Rongpei's translation principle.

从意象的选用、组合探究王昌龄诗歌的意境艺术

王昌龄《诗格》提出了诗有“三境”的意境理论,在诗歌创作实践方面,其高超的艺术造诣为后人所称道。他的诗歌不仅在当时享誉很高,更为后世推崇备至。究其原因,是能以意境取胜。本文以王昌龄的诗歌创作中意象的选择与组合为切入点,探究其诗歌的意象特征,体悟其意境艺术。

以诗意为旨归——论作为诗人的汪曾祺

诗在汪曾祺的艺术生命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自述中,汪曾祺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起步的。20世纪40年代,汪曾祺的新诗创作多种风格并存,除了自称“有点朦胧”、多受象征主义影响的现代主义风格外,还有平实通俗的现实主义风格,以及重抒情的浪漫主义风格。这些诗融入了汪曾祺个体化和私密化的生命体验,展现了被小说、散文盛名所遮蔽的诗情和才气,同时富有试验特征的“少作”也为他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此外,诗歌之于汪曾祺,不只是意味着文学生涯的起点,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的起点,他不仅将诗意视作贯穿一生的追求,并且将诗歌的理念和技巧融入小说创作,使小说呈现出“向诗倾斜”的特征,积极推动了小说体式的多元化发展。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昌龄诗歌接受的新变

清代是王昌龄诗歌接受史链条上最为关键的一环,出现了三个新变化:第一,清人首次提出王昌龄为“七绝圣手”,其七绝诗歌特质及地位更加突出;第二,清人突破明代“王不及李(白)”的观点,将唐人绝句“王李”并称的主张推向新阶段且渐成定论;第三,清人辩证评价王昌龄古体诗,走出了唐宋首推王昌龄五古、明代侧重王昌龄七绝之偏,兼重王昌龄古体与绝句。清人尤推崇王昌龄以极为精赡的七言绝句展现边塞大漠风貌和戍边军旅“意态雄健”、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以及善于捕捉或创造典型场景、善于表现情绪微妙变化的高超诗艺。

以论附注:王昶金石题跋与清人的金石阅读

金石题跋承载着金石学家的思想与情感,是其金石学思想从石本到纸本、从静态到动态的重要表现形式。《金石萃编》所录374则题跋是王昶金石学思想的结晶,其内容或订正金石文字、或补充史志之阙、或校勘文集错讹。题跋具有明显的“以论附注”特点,即在行文中考订金石原委、归纳金石义例、总结学术流变。就阅读史角度而言,金石题跋是“撰作者、书写者、锤拓者、阅读者”四位一体的凝结。此外,作为金石题跋的重要补充,金石诗通过诗歌再现了金石阅读的场景,成为王昶“以论附注”的另一种呈现。

王宜振儿童诗歌创作论

王宜振是新时期中国儿童诗创作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在日常生活中用一颗童心捕捉诗意,带着成年作家的生命厚度和西北故土的滋养,书写少年儿童眼中的自然和生活,歌咏独属于他们的情思和故事。对诗化语言的精熟运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使他的童诗创作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试论钱谦益高度评价王稚登缘由及影响

钱谦益以明末清初文坛盟主的身份对明代诗歌进行批评,他的观点在明末清初,甚至之后的文坛上都有着比较大的影响,而集中体现其观点倾向的是《列朝诗集小传》。传中钱谦益对吴中名士王稚登多有称赞,评价皆为正面,并在诗歌选取上亦有倾向。钱谦益对王稚登的这种态度,直接影响了清初文坛对王稚登评价。探究钱谦益如此评价的缘由,分析其评价的公允与否,是文学史、文化史上客观评价王稚登的重要环节。

杨慎对王维诗歌的选录与评析--以《升庵诗话》《丹铅总录》等为中心

作为明代中期的著名诗词评点家,杨慎对王维的研究可谓用功颇深。《绝句衍义》等唐绝系列选本所承载的选诗、序文等内容凸显出杨慎的独特的诗学观念,即重视绝句的音乐属性和体制要求,追求风雅格调,而这种观念与杨慎对王维绝句高手地位的话语建构实相呼应。《升庵诗话》《丹铅总录》两部著作共同呈现了作者对王维诗歌的多角度观照:在诗歌风格论中,重视王维浑融含蓄的审美倾向;在艺术手法论中,推崇王维精妙的字法与句法;在诗歌流变论中,辨析王诗的渊源与影响,还由此引发对宋诗价值的重新审察。通过“以经史考据之法治诗”,杨慎力图在重视原典、文字校勘、词句笺释三个层面把握王维等人的诗歌本貌。

明代名臣王崇古诗文集版本考述

王崇古是明代山西籍名臣,他曾两次出任三边总督,并在明中后期的“隆庆和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崇古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公余漫稿》《王督抚集》《少保鉴川王公督府奏议》《王鉴川文集》等。由于王崇古相关著述的编者不同,刊刻时间不同,其著述内容在刻印过程中或增加内容后重印,或被删节后刻印,或被辑录后刻印,至今有多种版本流传。这些著述不仅为研究王崇古的生平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而且对于研究明代山西的自然地理、社会环境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破与立:王若虚的唐宋诗观

金代为唐宋诗概念形成期,王若虚则是金代诗学由宗宋向宗唐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国朝文派”谋求金诗的自立,贞祐南渡后又进一步破除了诗坛的不良习气。王若虚立足于金代诗坛百年“破”“立”场中,肯定宋人之立,激烈批评江西诗派,以求破除金南渡后浮靡尖新的诗风。同时他超越北宋诗学传统,宗尚唐代,剥离黄庭坚与杜甫的师承关系,对宋人多有贬抑的白诗表露出强烈偏爱。无论是对宋诗贬中有褒的态度,还是开始有意识地宗唐抑宋,都表现出王若虚对金代诗风急需破弊除陋的超越意识。

晚明泰州学派“王氏三贤”诗歌简论

作为晚明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泰州学派促进了平民儒学化思潮在晚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形成、流行和发展。王艮、王栋和王襞,是泰州学派的创立者和杰出代表人物,素有“淮南王氏三贤”之称。“王氏三贤”的诗歌从百姓生存需要、物质需求和情感渴望入手,面向民众并敦化民俗,是社会转型期主动推动文化发展的范例。他们的艺文实践表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其中蕴含的泰州义理为晚明通俗文艺思潮提供了思想空间。“王氏三贤”诗歌的发展脉络,深刻展示了“淮南心学”与文学如何一步步走向协调统一的过程。

王允晳生平事迹考辨及诗词平议

清末民初闽籍著名词人王允晳生平事迹有模糊之处,兹在考订其事迹基础上,重新为其拟订小传。王允晳诗多学宋诗,生前得享大名,他意欲以诗人之名传世,其实他的诗缺乏创造性,与其诗名并不相符。他的词却极为成功,他是清末民初学习宋末词人最为成功的闽籍词人,有“小令圣手”美誉。王允晳词的取径,论者议论颇多,或云学王沂孙,或云学姜夔,或云学张炎,各执一词,且有驳议,成一大景观。他的词于王、姜、张都曾学习,最后形成自己特色,以气骨著称,可以说他的词取法张炎最多。

禅意的再生——文化诗学视角下王维禅诗英译新探索

“诗佛”王维的诗歌中,禅宗思想、文学价值和美学的体现是其独特价值所在。因此,翻译王维诗歌需要兼顾语言层面的转换和文化层面的传达。已有研究在平衡文本研究和文化传达上还可更进一步。童庆炳提出的文化诗学涵盖微观的语言分析和宏观的文化批评,是达到这一平衡的理想框架。以文化诗学为视角,本文探讨王维诗歌英译的语言审美价值,禅宗美学和思想在译本中的体现,以及现实指导意义。

从江顺诒到王国维:近代“以境论词”审美批评趋向

“境界”说是近代词学研究的焦点,但从江顺诒到王国维“以境论词”的审美批评变化及价值,在词学史中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寻绎“以境论词”这一近代词学审美批评的趋向,一方面是审美思维发生转变。江氏首次明确提出“词境”,把“以境论词”从传统词学风格审美,上升至统摄词学的审美批评;而王氏受西方哲学影响,又超越传统词学的审美义界。另一方面,“以境论词”的确立,促使词学审美形态的变化。从江氏词学体例的首次明确,到王氏的批评之学,超越了传统词学的审美形态。究其根源,在近代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下,“以境论词”审美价值的多元,隐含了对外来文化冲击的不同回应。

王式丹诗中的梅花书写与君子高格

宝应状元王式丹一生赏梅、咏梅、爱梅,诗歌创作中不乏梅花的身影。其《楼村诗集》中有对现实梅花景致不即不离的熨贴书写,有对梦中梅花的真情吟咏,更借梅花抒怀,含蓄表达自己的审美情趣与精神追求。王式丹爱梅也表现在以梅为“镜”,以梅之君子高格要求自己,以梅为精神知己勉励自己。晚年历经人生的大变故后,王式丹笔下的梅花又具备了高蹈出尘的旷达新质。王式丹的梅花品格也熏陶着家族后世与文士举子,同时为江淮区域文化增色。

苏辙与王巩交谊考论——以苏辙诗文为例

北宋文人好交游,因各自志向、理想或是政治倾向组成了不同的文人集团。苏辙为北宋官员,“唐宋八大家”之一,性格深沉,感情细腻。王巩出身官宦世家,性格洒脱,潇洒恣意。二人因较高的道德水平、相似的仕途经历、相同的兴趣爱好等因素交游长达数十年。二人互相扶持,彼此成就,是古代知识分子君子之交的典范。本文以苏辙诗文为例,探讨二人友谊的发端及发展过程并简要总结二人交谊密切的成因。

目的论视角下茨维塔耶娃诗歌翻译——以汪剑钊译本为例

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俄罗斯著名女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被誉为“20世纪的第一诗人”。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作品在俄罗斯文坛和中国诗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是20世纪俄罗斯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目的论将翻译视为一种有目的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该文以目的论为指导,结合诗歌翻译中的常见问题,从宏观上探讨了诗人茨维塔耶娃诗歌翻译中目的原则、连贯原则及忠实原则的体现。通过对汪剑钊译本与原作进行对比,发现汪剑钊译本对诗歌文本内涵及诗歌风格特点的呈现较为准确。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建诗的接受起伏

清代对王建诗歌的接受突出了有清一代独具的特色。第一,清初在“崇儒重道”政策及不满明代“独尊盛唐”的思潮下,王建诗因其“大多无喧嚣、浮躁之气而有流动清平之味”受选家重视。至清中后期,选诗更追求雄伟阔大之风,王建自然蕴藉的诗风受到冷落。第二,清人辩证评价王建的古体诗,欣赏其“专尚气质,不工自工”的近体诗,对其“高华深稳”的七律、“风神秀出”的七绝比较重视。第三,清人对王建宫词的关注从题材转移到体裁上。清人对王建诗的接受变化与清代的社会思潮及追求“清真雅正”的审美风尚密切相关。

苏轼《浣溪沙·端午》创作时间新论

苏轼《浣溪沙·端午》(轻汗微微透碧纨)一词,自曹树铭最早为其编年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创作于绍圣二年(1095)端午前一日,唯有张志烈认为创作于绍圣三年(1096)端午前一日,但其编年仅根据该词与《王氏生日致语口号》一诗内容上的相近,欠缺说服力。通过对苏轼端午词创作的考察,知苏轼端午词往往不以端午节俗为重心,仅将端午节作为抒发自我胸怀的背景,而《浣溪沙·端午》却连写三项旨在辟邪除病的端午节俗,可知辟邪除病即为苏轼创作此词时心中最为重视之事。再联系绍圣二年(1095)秋所作表现朝云染病的《三部乐》一词以及朝云在绍圣三年(1096)端午过后仅仅两个月便因病逝世,可推知《浣溪沙·端午》一词当作于绍圣三年(1096)端午前一日,其背景则是苏轼为病重的朝云祈福望其能够健康长寿。

王夫之诗歌评点中“清”的内涵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第一流的学者,对古典诗歌的评论研究造诣很深,留存至今的《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中包含了丰富的诗学思想。其中,“清”作为重要的诗学概念,多次被提及,这其中固然有对以往诗论思想的汲取,然而更多地体现了王夫之对“中和”诗美理想的坚守和对明代诗歌的反思。不仅如此,“清”的内涵外延还被后世的评论家吸收,促成了诗学评论的代际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