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古籍智慧服务探析——兼谈辽宁古代诗文智慧项目构建

文章分析古籍智慧服务现状,指出其面临古籍资源分散、知识库难构建,数据库兼容性、整合性、开放性、交互性不足的困境,强调古籍智慧服务应有序推进且应与本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密切融合,并以辽宁古代诗文智慧项目构建为例,从项目构想、项目流程、功能模块、效果评价4个方面阐述对图书馆古籍智慧服务的认识与思考。

曹丕诗赋引《诗》用《诗》及其《诗》学意义

曹丕现存诗51首,赋29篇,这些作品引《诗》用《诗》频率高达103次。其中《风》55次,《大雅》11次,《小雅》34次,《颂》3次,体现了他对《诗经》尤其是《风》《雅》的熟悉和重视。这样的引《诗》用《诗》偏好,与曹丕独特而复杂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表现了曹丕强烈的人君思贤之忧,彰显了曹丕个体独特而浓郁的身心孤独和矛盾体验,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和曹丕心怀苍生的崇高理想,表明他对《诗经》抒情言志功能的接受和肯定。其中所蕴含的抒情性目的和政治性目的,正是窥探曹丕诗赋情感表达的重要窗口。在传统经学受到冲击的情况下,曹丕以人君这一特殊身份提供文学外部条件,并在诗赋中广泛而频繁地引《诗》用《诗》,不仅是对《诗经》言志传统、抒情功能的继承和发展,还在引《诗》篇目、频率、题材、形式及目的等方面呈现出与汉代不同的风貌,进一步扩大了引用范围。这些实践对汉魏之际文人继承《诗经》传统、扩大引《诗》用《诗》范围、助推《诗经》的传播有着积极的先导性意义。

知诗和占笔:严羽集形态的稳定与流动

宋代以降,严羽诗集经历了初录初刻、与诗法论著合编、重新单行、进入地方诗人总集的形态衍变,其中隐含其诗学史建构和诗歌接受两条交织并行的线索。严羽诗歌在宋末由邑人整理结集,元代陈士元、黄清老将《诗辩》等五篇诗论增入第一卷,诗论以依附“吟卷”的形态行世,主要在于宋元间严羽邵武“诗宗”身份;明代馆阁、闽中士人群体对严羽认知的侧重和不同诉求导致严羽“知诗”之作《诗话》和“占笔”之作即诗集的支离,但共同促进了严羽集编刻的兴盛;清代严羽诗歌与诗话合刊,重构了严羽别集模式,且主要以樵川诗人总集的形态传播,见其诗话渐成主导而作为诗人则影响未能走出“樵川”阈限。严羽诗集编刻的起落沉浮,呈现出诗学理论与创作风尚的代际衍变,地域文脉传统与馆阁文学主张的沟通影响,以及诸因素与别集、总集面貌的互动生成。

志与趣:乾隆御制诗文文物的帝王设计趣旨

南京博物院藏有大量乾隆御制诗文文物,种类齐全,玉石器、漆器、珐琅器、书画、瓷器、丝织品等,乾隆皇帝的御制诗文文物集中体现了他的治国理念与艺术鉴赏,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这些文物设计精巧,更是匠人们的巧夺天工,也颇具艺术审美价值。本文以南京博物院藏御制诗文玉册、扇面为个案,分析乾隆皇帝的治国志向与文人雅趣在这类文物制作中的体现,并浅析其中的工艺之美,进而突显盛清时代的宫廷设计趣旨。

论明清方志中古代藏书史料价值

明清时期方志编纂繁荣,且多留存至今,虽然方志中没有设立“藏书”一门,但是相关门类中保存了大量的藏书史料。通过这些零散的藏书史料,可以勾稽出古代藏书家的生平事迹和藏书活动的风貌,可以考知古代藏书家读书治学的感人情形,还可以辑录出数目可观的藏书诗文,丰富古代藏书文学的研究内涵。

元人诗文集中塞外霞城书写的文学地理空间

元人诗文集中,在四海混一的文化认同和天下一家的族群归属大格局下,广袤版图与多方民俗的山水风土书写可以并行不悖,其中有关上京纪行诗的许多篇什中都涉及一个重要的塞外小城--霞城赤城县(今河北张家口市北)。这一独特的文学地理空间,不仅是当地难得的历史遗存、乡邦文献的绝好佐证,也是其文脉流衍的重要载体之一,对于研究此一阶段、此一地域的多元文化交融、民族团结、乡邦文化,均意义非凡。

龚敩《鹅湖集》文史价值研究

明初鸿儒龚敩通经博学,传世作品《鹅湖集》六卷是其一生思想和学识的重要体现,文史价值不可忽略。他的诗歌继往开来,与陶渊明、杜甫二人渊源深厚,洋溢着浓郁的文学情采。散文更可作为研究明代政治时况的史料佐证,尤其是他对江西省上饶市民俗风情、地方实事的记载具有重要的史学意义,总体来说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国史之失和方志之缺。

地之子李广田的诗性之思——以《画廊集》为例

李广田作为乡土文学作家,其散文创作主题大多是民间风俗、人文风情,以及故乡风景。他的作品充斥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质朴,看似用词简单平实,但每一处都经过了精雕细琢。他在《画廊集》中收录了大量以赞美自然风光和抒写乡土情怀为主题的经典散文,如《野店》《画廊》《秋雨》《黄昏》等,使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和大量的景色描写,寓情于景,使读者能够明显感受到作者对于故土的思念和情感的寄托。同时,《画廊集》还包含了许多对于人物的描写,如《记问渠君》一篇反映了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闷和彷徨及底层劳苦人民的艰辛与无奈。而《画廊集》饱含了作者对于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以及对自然风情的赞美和热爱,是现代散文殿堂中一条极具特色的乡村画廊。

On Reading R, C. Fang's Book Gleanings from Tao Yuan-ming (Prose & Poetry)

Tao Yuan-m,born in the later period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365-427),.adistinguished poet of ancient China. romearly youth he lived through a series of politi-

《韩诗外传》编排体例考

《韩诗外传》的编排体例非常独特:几乎每章皆引《诗经》语句作为主题句,并围绕所引《诗》句中的关键词或《诗》句比喻引申意义来组织前人论说、故事、佳言懿行等阐释材料,构成一章的内容;在大多数卷次内,章次的编排按所引《诗》句在《诗经》完整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考索揭示这种编排体例,对正确认识此书的释《诗》性质,追寻其卷次增改的踪迹,很有意义。

从别集编纂看“文”“学”关系的嬗变

六朝隋唐时期确立了别集仅收单篇辞章、不录学术著作的编纂体例以及诗赋在文体谱系中的核心地位,体现了文学独立、自觉以及与学术分离的进程。宋代以后,这种传统体例被不同程度地打破。到了清代,甚至出现大量专收学术论著的别集。这种变迁,为考察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如诗赋辞章地位的升降、“文”与“学”的离合变化等,提供了十分有效的视域。

探寻俗赋的流变遗踪——简论敦煌俗赋与后世文学

两汉以来的俗赋到唐五代时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故事性强、语言浅显、亦庄亦谐、娱乐性的作品。这种俗赋虽因其封闭于敦煌藏经洞而不为人知,但作为一种传统文体却并未停滞不前,它仍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了新的传承和应用。通过考察唐五代之后的俗赋对变文说唱、话本小说、杂剧戏曲、通俗类书等方面的流变影响,以此可探寻和揭示俗赋与后世文学的关系。

《韩诗外传》解诗说

以往认为《韩诗外传》引经史、采杂说,不是解《诗》文献。经过仔细梳理分析,认为《外传》是汉初三家解诗文献中一种独特体例。作为一种讲疏体例,在引诗体例,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外传”与“内传”“说”“故”的关系,及解诗的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20世纪以来曾巩文学研究述略

当代曾巩文学研究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在陈杏珍、晁继周两位学者对曾巩著述进行系统整理并形成《曾巩集》后,学术界对曾巩的研究逐步展开,除文献考辨、辑佚、年谱编订及资料整理外,在曾巩散文、诗词及家族文学等方面分别取得了成果。其中曾巩散文研究涉及综合论述、艺术特点及理论命题、分体研究、比较及接受研究等多种方法和问题,成果最丰。

百年《诗经》研究献疑

胡适等近代学者勇于打破传统的禁锢,为近百年来的《诗经》研究做出许多了开创性贡献,其影响至今犹存。自新文化运动到现在,人们对相关《诗经》的基本问题也达成一些共识:如《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皆为"乐歌"、《诗经》分"风""雅""颂"三类等。然而相关《诗经》这些基本问题,或者还需要我们重新面对和思考,有些学术共识也可能存在严重的误解。今人理解《诗经》当然离不开前人的启发和引导,但我们也可能不自觉地被一些前人所误导,这些"前人"既包括汉唐人或宋元人、明清人,也包括胡适之、顾颉刚等近代人。只有不断拨开重重迷障,才能不断接近历史真相,《诗经》真相的研究可能永远是在路上。

传统与变革:近代以来藏书诗的创作转型

作为古代藏书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古代藏书诗以藏书家、藏书楼和藏书活动等为主要咏歌内容,对藏书的编纂、校勘、辑佚、收藏等作全面的展示。近代以来,受西方藏书风气影响,中国藏书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藏书诗创作亦从传统格局做出多方面的转型。传统的贵族、官员和学者型藏书家不再成为藏书诗主要关注的对象,取而代之的是新兴的军阀、实业家及新型学者。近代以来的藏书诗作紧跟时代变化,反映开放的藏书理念,表达出自觉维护传统文化的情感和呼唤利于藏书的和平环境。在书写形式上,近代以来的藏书诗由传统上较为随意的零篇散帙转向专集化,出现了多种藏书诗之专著。近代以来藏书诗的创作转型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是藏书形势发生变化的及时反映,也为藏书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依据。既使得咏藏书这一传统诗歌主题得到了深化和加强,又为私家藏书流向公共图书馆进行了文化宣传。

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朝鲜刊《刘宾客诗集》考述——兼论刘禹锡诗集单行之事

日本国会藏朝鲜刊本《刘宾客诗集》,为朝鲜前期刊本,其刊地和版式与今传朝鲜刊本《刘隋州集》相同,估计是同一时期的产物。《刘隋州集》内容、形式与今传宋棚本唐诗相同,其底本为南宋陈起棚北大街书坊所刊之《唐诗小集》。据此推测,《刘禹锡诗集》的底本也可能是棚本唐诗中的一种。刘集在北宋中期已散佚,今传《刘宾客集》《刘梦得集》各有所出,其中后十卷为辑录之作,刘书诗文分开编卷,《刘宾客诗集》或许就是其中一种单行的诗集。这一朝鲜刊本对于了解刘集最初情况,甚有价值。

论《诗经·桧风》的创作时代

由于桧国微小,《诗经·桧风》在春秋时代就不受人重视,后人对《桧风》四首诗的主题解释也往往含糊其辞、牵强附会。本文运用组诗研究的方法,把这四首诗联系在一起分析,认为《桧风》创作于东周初年郑武公灭桧之后,它是一组桧遗民抒发亡国之痛的诗篇。

张綖诗文补辑

明代文人张綖的诗词作品主要收录在《张南湖先生诗集》中,其散文则未加编辑,近有闵定庆、张洲二人辑得11篇。经查考,仍有一些诗文遗珠散见于各种文献,新辑张綖佚诗15首、词1首、曲1首、文7篇,有助于张綖生平、著述、交游研究,尤其是散曲《[南吕·一枝花]和西楼村居》和散文《与许少行论诗简》,是研究张綖词曲渊源和诗学思想的重要材料。

诗话目录的文献考察及其价值探讨

诗话目录是"诗话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得便寻检"的基础功能为学习诗话、研究诗话提供了便利,"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为诗话研究提供了参考。本文在全面整理诗话目录的基础上,对诗话目录的类别、特点和功能进行分析,讨论诗话目录在诗话研究中的价值。诗话目录可分为古籍书目中的"诗话"目录,专门性的诗话目录及诗话丛书目录三类。古籍书目中的"诗话"目一方面使"诗话"获得独立于"诗文评类"的地位;另一方面展示了编撰者对于"诗话"一体的不同观点,为诗话界定提供参考。专门性诗话既是诗话研究的基础性成果,显示了诗话整理与研究的现状,亦为诗话研究提供参考,显示了诗话创作与发展的情况。诗话丛书是基于一定目的而进行的诗话著作选编,其目录虽能看出编纂者对诗话一体的认知,但在完整性上却略有不足,仅能作为诗话目录的参考和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