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Study on the“Social Behavior”of Zen Poetry Culture:A Case Study of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Buddhism and Zen poetry underwent great development.Zen poetry is diverse in form,strong in personality,and high in achievement.Among the types of Zen poetry are poems,lyrics,and prose,some of which have social attribut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An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viewpoints and information conveyed in these poems,lyrics,and prose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ttitudes of the emperors towards Buddhism.When the attitude of the emperor towards Buddhism reached its peak of positivity during the Tang dynasty,there was a change toward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viewpoints expressed in poetry.

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乐人诗的新开拓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八十年来盛唐诗文用韵研究述评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80年来的盛唐诗文用韵研究可分为草创、蓬勃发展、转型创新三个阶段。本文意在从个案、分体裁、分区域、断代、方法等5个方面,分析归纳盛唐诗文用韵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拓展盛唐诗文用韵研究提供参考。

明代闽地宗唐诗学传统的建构及其影响

明代闽地宗唐的诗学传统是在宋、金、元宗唐思潮的浸染、明初“鸣盛”风尚的传播和闽地诗歌自身发展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形成。在经历了兼法汉魏、宗法盛唐、专取老杜之后,闽地诗人最终又回归对唐代诗歌的整体追崇,同时强调重视他朝之作和诗本性情的理论主张,并在诗集编纂、诗歌创作和文学批评中加以体现。这一诗学传统促进了明代闽地唐诗选本的编纂,对唐代诗歌作品的保存和闽地诗歌流派的建立及诗学发展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西安白杨寨晚唐墓M1373“备茶图”研究

墓葬壁画中“备茶图”题材多流行于宋、辽、金时期,唐墓中则较为罕见,分布地域以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北方地区为主。西安东郊白杨寨晚唐墓M1373发现有“备茶图”题材壁画一幅,为目前所见最早,在西安地区更是首次发现。本文以新发现的“备茶图”壁画为例,通过对其内涵的分析,对墓葬中“备茶图”出现的社会背景、早期发展脉络、后期的变化与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学海堂与晚清岭南词坛考论

学海堂词人群体指的是学海堂师生或因地缘、血缘、学缘而参与学海堂词学活动的词人集团。由于其成员之间在地缘、血缘、学缘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学海堂崇尚“实学”的词学价值观,注重朴学课业的词学养成和稼轩词风的受容与宗奉先贤的审美导向,使学海堂词人群体的词作和词学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创作上继承岭南先贤崔与之、李昴英等词家创辟的“雄健”岭南词风,拓展词体纪史言志的功能,也因为受浙派和常派词风的影响,呈现“清雅”和“雄健”并存的特色;理论上“推尊词体、重视词律”,在词作和词学上具有浓郁的词史意识和学人本色。学海堂词人群体人数众多,在晚清传承流衍不断,成就卓著,在晚清词史上起到引领粤词及岭南词学的兴盛与转向的作用,其对晚清词坛及整个近代词坛的功绩不可磨灭。

叙事学视阈下的乐府诗建构——以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

中国近世的通常观念中对于乐府体的认识很模糊,特别是唐代乐府诗有怎样的样式特征是一个难题。以日本松浦友久教授的乐府研究为中心,可以从叙事学的角度重新考察唐代乐府诗的三种艺术表现功能。分别为:对乐曲的联想;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场面的客体化;表现意图的未完结化。其中“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以西洋叙事学中“叙事视角”以及“人称”等角度为出发点,提出唐代乐府诗中存在的“客体化”以及“第三人称化”的特征。此观点不仅对唐代乐府诗的理解具有参考价值,对唐诗英译等方面的研究也具有启发意义。

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

中国古代游侠的内涵与游侠文学息息相关,且随之不断变化发展。到了盛唐,游侠诗在儒家思想与文人诗传统的持续改造下,所展现的游侠内涵产生了新的变化。他们虽不再单纯地以武力对抗统治,却将明恩怨、轻生死等特质继续发扬,并将报恩的对象固定为君王。同时,受强盛国力与尚武风气的影响,一些出身较高的少年将任侠视为取乐之资,另外一些女性也具有“侠”的特征。这种转变源于当时文人实现自身价值方式的变化,而游侠诗恰可展现文人不同的身份认知,即报国的英雄、耻于虚度的“儒”与“侠”与重义轻利的“烈士”。至此,游侠在内涵上得到最大突破,中国古代游侠诗的发展也到达顶峰。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江南抗倭时期“唐宋派”的经世活动与海洋书写

“唐宋派”作为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文学流派,他们取法唐宋以溯秦汉,反对佶屈聱牙、摹拟剽窃的复古文风,其文论思想注重“文”与“道”的并重,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情怀。嘉靖年间的江南沿海地区,海疆不靖,倭寇侵扰频繁,沿海民众深受其害。面对这“不靖的海”,“唐宋派”成员在抗倭的时代背景下,其文学创作、经世实践等都发生了明显的“海洋转向”,抗倭、海洋诗文书写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与文学创作中十分耀眼的篇章。这种“海洋转向”为“唐宋派”文学地位的形成与影响的扩大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带动江南文人海洋诗文创作一代风气的形成。

唐建中年间岭南“撙节送上都”银铤考释

中国人民银行所藏“唐代岭南观察使建中四年巡内州及当使撙节送上都”银铤铭文的关键词“撙节”,即节俭支费之意,与“方圆”分别代表节流与开源两种理财方式。此银铤铭文中的“巡内州”“当使”及“送上都”涉及唐后期的两税三分制,岭南将撙节银送上都,体现了两税法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政治关系。这笏银铤的进献者是岭南节度、观察使元琇。建中时期德宗与藩镇频繁战争,国家财政难支,岭南献撙节银是为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兴元元年,元琇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应与其撙节进银之功有很大关系。

明代唐诗选本对柳宗元诗的接受差异及其原因

明代唐诗选家对柳宗元诗接受度普遍不高。明前、中期,受尊崇盛唐、忽视中晚唐思想影响,对柳诗选录多至48首、低至一首未取。接受度虽不高,但在明人辨体思想影响下,其五言古诗之简古淡泊仍为其赢得一席之地。明后期,文学观念转变,审美追求渐趋多元,柳诗选录呈小幅增长,但在中唐诗人地位普遍有所上升的明后期,柳宗元诗歌接受地位已有下降之势。这与明代社会文化环境、不同阶段文学观念的提倡等密切相关。

元稹诗在明代的接受起伏及其原因——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明前、中期200余年间,重要唐诗选本对元稹诗选录极少,影响最大的《唐诗选》仅录1首。至明后期,诗学审美趋于多元化,元稹诗的价值重新被挖掘,其中《唐诗镜》最具胆识,选元稹诗121首,居中唐第三。明前、中期,诗学家多评元稹诗为“淫言媟语“”鄙俚浅俗”,元稹诗因不符“雍容温和”审美观念而遭到排斥,这与统治者倡导“和而正”的文学思潮密切相关;明代后期弊政丛生,士人盛世理想逐渐破灭,更重视性情的自由抒发,元稹诗歌的“真性情”被陆时雍等人肯定,渐受推崇。

敦煌石窟晚唐以降素馨花花鬘图像考

敦煌石窟壁画中,晚唐以降的花鬘图像与之前有着明显的区别,表现为单排五瓣花侧视串联的样式,形式简洁且富有秩序。从佛教典籍所载花鬘者“天竺多用苏摩那花”入手,通过苏摩那花的梵文意义、文献记载,以及植物学的相关内容,考证苏摩那花即素馨花。之后将敦煌石窟壁画晚唐以降的花鬘图像与自然界中的素馨花进行对比,认为图像花鬘就是素馨花花鬘。最后分析了此类花鬘图像在五代、宋时期的敦煌石窟壁画中大量出现的原因。

唐人南行北归诗空间三层位论

南行北归诗是唐人行旅诗的主体。尽管作者分属多个类群,但在区域分布上有关内、中原、岭南三个不同的空间层位。由于创作地域不同,每个层位的诗篇,内容上有差异性,情感、风格有相似性。唐人南行北归诗空间层级的差异性,表明了南北交通对唐代文学的深刻影响。通过空间层级划分和性质内涵辨析,可以看到迁徙移动状态下文学家与土地的结合度,其意义当从这个角度获得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