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作家建国后的文人心态与文学道路——以何其芳1949年之后的现代诗创作为考察

何其芳在建国之后的文学道路虽受到政治和文化环境影响,但却未停止诗歌创作。何其芳在建国后现代诗的创作中倾向对《讲话》精神的贯彻,但他之前倾心的唯美主义的个人抒情并未在这些诗歌中完全消失,而是游离与徘徊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主线。从何其芳建国后的现代诗创作可以看出,中国现代作家经历《讲话》的洗礼后,加上复杂的文学生态语境,他们的文人心态与文学道路是曲折与复杂的。

从“诗言志”到“赋诗言志”的文化逻辑和话语机制

《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所描述的是仪式中用乐的状况,“志”体现仪式自身的目的,有着某种相对固定的宗教意愿或感情。西周飨、燕礼为世俗待宾之礼。燕礼“无算乐”仪节使得“诗言志”有可能脱离仪式,成为个人的表达方式。春秋时期,飨礼和燕礼合并成一套礼仪,“飨在朝,燕至夜”;并且在一次飨燕礼后,还可能会出现再次单独举行燕礼的情况。燕礼出于娱宾的目的,略去了仪式的“正歌”部分,只保留了“无算乐”仪节。“赋诗言志”皆发生于燕礼中。“赋诗言志”因仪式传统而具有神秘话语的特点。为克服其中的隐晦性,出现了“断章取义”、“歌诗必类”以及当场解释的现象,削弱了“赋诗言志”的仪式性,推动了“引诗言志”这种世俗话语的兴盛。

文廷式的词学主张及其近代意识

文廷式词学主张与其政治倾向、学术思想一致,呈现出鲜明的近代意识。他以"写其胸臆"为填词指导思想,在词史观上,推崇北宋词,力挺辛派词,肯定了清代词家对词境的开拓;在词人修养论上,主张养胸中之性情,突出政治情怀,彰显近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精神及人格内涵;在词的接受上,主张读者"心通比兴",在近代学人的会通古今中西的学术视野下务求心得,关注词家的情志旨归。文廷式词论与其个性、治学精神、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走向等密切相关,也是中国传统词学向现代词学发展中的重要环节。

《诗经》的教化功能及诗学解读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作为一部文学巨著,它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人们从不同角度对《诗经》的接受和解读,又奠定了我国古代诗学的基石。本文从哲学层面,对《诗经》的社会功能与文本意义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阐述。

敦煌曲子词之词学思想初探

敦煌曲子词是词的初期形态。雏形的词学思想伴随着敦煌曲子词的节拍相继萌生。敦煌曲子词的词学思想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即:缘题所赋予抒其哀乐的词体功能意识、鲜活生动的原始形态以及朴拙自然的审美理想。敦煌曲子词的词学思想尚处于直觉、混沌的状态,但从它的创作倾向来看,在混沌的状态中,孕育着未来词体发展的多样性的合理趋向。

“诗言志”新解

《尚书》有载:"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歌咏言"的"言"意为排箫,"声依永"的"声"意为排箫之音,"律和声"的"律"是定音的律管,其中的"声"是"八音乐器","律管"在协调八音的音高中发挥调音的作用。因此,"律和声"是指用"律管"给八音乐器调整音高。舜命夔典乐,使八音乐器的乐音"达到和谐""不乱次序"与"人神相和"这段话与祭祀有关,其教学行为正是"礼乐"教育工作的体现。

宋诗的思理

宋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思理的阐发。诗的思理, 是诗的哲理和感情二者之间的有机统一体, 是诗人通过敏锐的观察、深切的审美经验的体会, 是从自然界物理现象和人类社会所包蕴的生活内容中去提炼概括, 并通过形象表达出来的一种真理性的认识。诗之思理所具有的这一特殊的思想性, 其作用在于: 引人思索, 给人智慧, 启迪人们去对自然、人生、宇宙世界作出更深入、更准确的研究和理解。

明清易代之际的诗歌思想

与学界通常认为的明清两代诗歌思想截然有别的认识相反，本文以为，明清两代诗歌思想间有一种不可分割的批判继承联系，表现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完整的逻辑上升历程。按照这一认识，本文力求清晰地描述明清易代之际诗歌思想的特色。

“诗言志”与“思无邪”的共同旨趣

“诗言志”与“思无邪”是中国古代文论的滥觞和纲领 ,它们都体现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成为审美主流的中和之美 ,而这种中和之美只有在创作主体的情感保持至诚至真的状态下才能获取。

论唐代诗歌与书法艺术发展的关系

诗歌与书法是唐代文化艺术史上的两座高峰,二者在韵律与节奏、意境与神采、哲思与艺道等审美特征方面具有一致性。它们的发展是由唐代开放的思想文化环境与自由豪迈的人文精神共同影响的。其共性可以启发我们思考诗歌对当代书法审美与创新的意义。

从《诗言志说》到《诗言志》——朱自清“诗言志”研究“重写”的学术史考察

《诗言志说》是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初期成果,1944年他"重写"此篇为《诗言志》。《诗言志》除补充新证而增大篇幅外,有两处术语的改动值得关注:"意念"的术语凝定,这是借鉴西方"新批评"文艺学观念的结果;术语"缘情"取代早期的"抒情",体现了中国学术研究本体化的追求。"诗言志"研究在抗战中相隔七年的"重写",反映了朱自清文学批评研究的学术历程,也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现代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