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与科举的双向互动

翰林院因科举而起,也随科举而亡。在唐之时,翰林出身并无限制,扩大了科举取士范围。两宋以还,翰林多由科举出身,尤以进士为主。逮至明代,始对新科进士进行馆选考试,遂有庶吉士制度。清代沿用明制,进一步完善,而有“朝考”“大考”之制。翰林之设,原是“天子私人”,实现科举分流。唐宋先官后选,极大地发挥了翰林的才能与效用。明清则先选后官,注重辞章习写,放大了翰林的词臣本色,枵腹之徒充斥其间,反噬了它存在的功用与价值。究之根本,翰林制度是帝王用以制衡、集权的工具,借此笼络士心,为己所用;士子则视其为青云之梯,奔竞不止。这种双向的互动,因时代不同,所产生的正负影响亦呈殊别。

《御选唐宋诗醇》与清代的杜诗接受

《御选唐宋诗醇》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杜诗不仅入选数量为六家之最,更是成为衡量其他五家诗歌的标准。究其原因,固然与杜诗的崇高地位有关,也是此书深受乾隆以“忠孝”论诗观念的影响所致。随着《诗醇》的广泛传播,尤其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举考试重新加入试律诗以后,它几乎成为各种考试场合的“考试大纲”,杜诗亦因之出现了社会性的接受趋势。主要表现为:一、乡试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者高居历科之最。二、《诗醇》成为上至翰林院、下至府州县学的必备书目。士子们在考场上和日常备考过程中都在不停地模拟、敷演杜诗,使得清代中后期的杜诗接受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宋代书院诗的文化阐释

宋代书院的兴盛促进了以书院为题材或背景的诗歌创作的繁荣。书院诗涉及书院与科举、理学、佛道及休闲之关系等诸多内容,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指出的是,理学家的介入极大损害了书院诗的审美特质。

论南宋试官锁院诗的艺术特色

探析南宋锁院诗创作的内在脉络;分析锁院诗文本,发现南宋试官锁院诗诗歌内涵的深度与广度较前代有较大提升,这使得南宋锁院诗呈现出新的艺术特色;认为南宋试官锁院诗这一特殊的科举文学题材的艺术表现是科举与文学交织互动的结果。

《古今诗选无邪集》的编选体例、来源及其宗旨

阐述《古今诗选无邪集》的编选体例及内容,其编选体例合诗格于诗选之中,除试帖诗外诸体兼收;考证《古今诗选无邪集》内容来源于明末选本《赓订笺释批评古诗直解》《赓订笺释批评唐诗直解》、清初选本《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同声集》等,是在明末清初诗歌选本的基础上,以辟二教的“无邪”作为选诗宗旨,进行再选择;认为《古今诗选无邪集》的体例和内容既体现了考据时代下辟佛老思潮,也反映了科举制度改革下指导试帖诗创作的需求。

试论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

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科举考试对历史内容的强化,使士子不得不注重议论、评述历史。中晚唐君主崇尚经史、以史为鉴的思想意识,以及用人所显示的文化导向,形成探讨历史兴亡、论辩古今盛衰的史论风尚。这些都决定了史论体咏史诗的产生。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深刻新警,善于翻案,和此时期注重新变疑古的史学思想有关。

《唐人试律说》:纪昀的试律诗学建构

纪昀《唐人试律说》立足于唐代试律诗的评点,而又超越了唐代,超越了一般的评点,上升到试律诗学的理论建构。他对试律诗体进行恰当定位,既承认试律的独特性,又要求以诗歌法则对它加以规范,并从提高作诗者人格与气格、崇尚风骨健笔方面,提升试律体格;他每以感性生命实体为比喻,以毛发、血脉、筋骨、精神为核心范畴,视试律诗为一完备的有机生命体,从而构成其灌注生命精神的试律诗整体观:先全体后工拙;先立意后语句;追求血脉贯通,浑然无迹;在唐代试律的评点中,纪昀建立了各种"法"、"诗法",并从反面提出"非法"、"非诗法"、"非格",进而总结出诸多诗病,但他又能超越具体之法,对那些变化自如、用法于无迹的试律诗歌极口称赞,崇尚"活法"、无法、自然超妙、神似与神妙。

南宋古文评点缘起发覆——兼论古文评点的文章学意义

始于北宋末的科举策论、经义的程式化,是南宋评点兴起的历史契机,而诗赋程式、“江西诗派”诗文论则是评点家的参照模式和评论方法。南宋的古文评点有着重要的文章学意义,它所揭示的文章技法的精华部分,就是在今天也不过时。

北宋进士科考试与西昆体的兴衰

西昆体的兴衰,和北宋进士考试的关系极其密切。宋初完善的科举制度和进士科考试中对诗赋的重视,是西昆体产生的历史土壤。进士科考试对诗赋形式、内容上的要求,是西昆体产生和长期繁荣的原因。而当诗赋在进士科考试中变得不重要甚至被取消时,西昆体就受到致命的打击,并逐渐走向灭亡。

唐代落第诗折射的士文化心态

唐代落第诗在展示唐代士人的文化品格、自我价值观念、情感世界等方面,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在此 着重阐述其所折射的士人文化心态:文场蹉跎、失意怀羞的心理;羁旅行役之感与怀乡念国之思;怀才不遇、感伤意 绪的流露;进取归隐、儒道意识的转换等。并进一步审视唐代科举之下文人特定的文化心理。

科举制与文学浅探

在科举时代,无论是被视作文学主流的诗文,抑或作为文学边缘的小说、杂记、笔记、戏剧等体裁的作品都与科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源于士子对科举的认识和科第情结。

清代科场加试试帖诗之始末及原因探析

清乾隆二十二年,在诗歌退出科场数百年后,乾隆下令在乡、会试中增考五言八韵律诗,此年因之成为科举史上具有标志意义的年份。以这一事件为切入点,研究清初诗赋在各类考试中的运用情况,联系乾隆及其祖父康熙的教育背景、个人素质,可能有助于认识这一看似偶然、但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

清代科举与《文选》接受

清代科举在以经义为中心的总体框架下为诗赋考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这为《文选》在清代的接受提供了新的驱动力量。康熙十八年以诗赋为考试内容的博学鸿词科产生了巨大的"右文"效应,在这个历史机遇中,《文选》重新为举业群体所重视;到康熙中期,已经出现了"天下向风"、"家弦户诵"的火暴局面。乾隆二十二年开始的在各级考试中加试试帖诗的改革标志着文学考试的内容由制科走进常科;在此推动下,《文选》成为试帖诗考试的题库和人所争趋的举业宝典,《文选》的接受由此进入极盛期,历嘉庆而不衰。《文选》在清代刊刻和流行的基本情况印证了这一点。

白居易的科考及科举观

白居易是唐代科举制度的实践者、探索者,曾有过"十年之间,三登科第"的壮举,先后以进士科、书判拔萃科和制科登第。白居易于试前苦节备战,有的放矢针对试项拟制私试、自难自砺。他试前拟作的赋、判、策成为科场士子追捧的范本。白居易赞成踏实勤奋的应试态度而反对浮躁请托之风,并从惟才是举的观念出发要求打破常限,不拘身份延揽人才。因深知科场艰辛不易并秉持宽怀息事的态度,白居易对科场弊案中的参试举子及涉事考官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同情理解、体恤宽恕。

论唐代赋得体诗的创作特征及其流变

赋得体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脱胎于齐梁公宴诗,流行于陈隋,至唐代大放异彩。初唐赋得体诗扬弃"六朝锦色",开启了"唐三百年风雅"之盛;盛唐赋得体诗恢宏阔大,自然浑成,尽显大唐气象;中唐赋得体诗体悟精巧,细致精雅;晚唐赋得体诗在苍凉末世的余晖中徐徐落幕。起自唐代赋得体的省试诗,具有规范的制作标准并体现出特殊的心理期待。学界对于唐代赋得体的研究,目前尚停留在概念的界定与省试诗和应制诗的研究。

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形成契机——兼论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

南宋时期,鉴于政治形势的需要、诗赋人才的匮乏以及社会右文之风的盛行,南宋政府决然恢复曾在北宋一度停废的诗赋取士制度。然而,在北宋长期实行经义取士的历史实际与儒学中兴的文化背景下,经义取士制度亦得以保留,而南宋政府兼收并蓄的用人政策客观上又强化了这一趋势。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由此而确立,并延续至南宋灭亡。南宋进士分科考试制度的确立,最终结束了宋代科举史上的"经义与诗赋"之争。其形成契机揭示了宋代科举考试内容的衍变规律。

宋代百咏诗考论

百咏诗最早出现于唐代,宋代创作兴盛。宋代百咏诗有两个明确的主题,咏梅和咏地方风物。科举中的百篇举一科在宋代的延续为百篇成诗的体制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地理学和梅文化的高涨则决定了百咏诗的主题。百咏诗在艺术上并不突出,利钝杂陈、良莠不齐,其价值更多地体现在宋人所作的注释上。今可考知的五十种宋人百咏(包括百题)诗中,有宋人注释的共计七种。其中,刘克庄《梅百咏》有两个宋人注本,今皆亡佚;其余六种为诗人自注,完整保存下来的有四种。它们扩大了宋诗宋注的名单,是宋诗宋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在文献上亦有保存史料之功,于后人之考证颇为有益。

论宋元文章学的“用事”

"用事"是诗文写作中普遍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和行文方式。六朝至北宋,讨论得最多的是诗赋用事。南宋以后,随着科举考试科目的变化,文章学兴起,学者们开始研究各体散文的用事。宋元文章学的用事和用事法,大都渊源于诗赋用事法,但又各有自己的特色。现代书面文章甚至口语也多用事,故宋元文章学总结出来的用事法,仍具生命力和实用价值。

关于吏治的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古今中外,吏治问题备受关注。吏治,作为古代悠久的文化、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深远的影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方法,在厘清吏治历史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古代吏治的成败、得失,观察它的走向和特点,以史为鉴,对现实思考大有裨益。

元代科举制与延祐以后南北文风的混一

元代的科举在存与废的波折舛途中设立,而科举制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性权力,从文学角度看,它无疑成为元代盛世文风流行的制度化保障。元代延祐时期以复古为尚、以平易雅正为旨归的诗文风气,之所以在文坛被普遍接受,成为元代普遍认同的盛世文风,科举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虞集、袁桷、吴澄等学者在大德年间提出融合南北的诗文理念之后,科举制则为其提供了传播的平台和途径。借助科举中的座主、门生、同年结成的关系网络使他们的诗文理念在元代文坛迅速流衍成为可能。在具体的传播方式上,书序、雅集、游历等多种文人活动方式,保证了诗风以多样性的方式在文人中间传播和接受,从而使平易雅正的诗文风气被普遍接纳并得以广泛流传,元代文坛的典型风尚由此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