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清代诗话的破体观念论析

清代诗话是清代文体史料及文体批评的渊薮,其中破体观念在清诗话文体理论中又最为突出和独具特色。目前学界整理的煌煌16册174种清诗话中论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古为律及其对立范畴以诗为文、以词为诗、以律为古等破体批评的诗话就多达63部,贯穿整个清代诗话史和诗学史。清代诗学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的学者诸如王夫之、叶燮、王士祯、沈德潜、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在对相关破体范畴进行文体批评时,往往褒贬倾向不一,或肯定,或否定,或辩证看待,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学术争鸣,并在演进递嬗中形成了系统的破体观念体系,堪称中国古代破体理论的集大成和总结者。这对于纵向观照和比较研究宋元明诗话破体观念具有重要的文体批评史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近代诗歌对叙事传统的归化与创通

陈衍、袁昶、钱仲联等开启了从叙事角度概述近代诗史的尝试,有待于在该领域的进一步展开。近代新旧诗坛在现代性思想的积淀、现代性人格的熔铸、现代艺术技巧的发育等方面具有很多共通性,展示出新旧中西文学传统发展的内在合力。而这些特质用来概括近代诗歌的叙事传统和抒情传统都同样贴切。故在“中国诗歌叙事传统”这一大框架下对“近代诗歌叙事”的核心议题做出进一步的思考和总结,其落脚点则在于叙事伦理、叙事主体和叙事艺术诸方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重新认识和评价中国诗歌传统的意义。

明清贺兰山主题诗词的书写维度及价值探论

明清时期是贺兰山主题诗词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政治环境、文教事业等地缘因素的共同构建下,诗词作品中的贺兰山突破以往单一的政治地缘形象而呈现出丰富多元的书写维度。一是地理空间维度,以山峦景致咏江山之胜,以贺兰晴雪为代表的景致呈现出书写群体对边地宁夏从疏离到欣赏的情感转向。二是文化空间维度,以塔林佛寺文庙反映儒释道三教相交融的文化氛围。三是心理空间维度,以历史遗迹抒怀古思今之情。明清贺兰山主题诗词的重要研究价值在于贺兰山文学景观的审美形象和文化内涵的变迁过程就是其逐渐与中原文化不断建立联结关系的过程,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轨迹。

八十年来盛唐诗文用韵研究述评

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80年来的盛唐诗文用韵研究可分为草创、蓬勃发展、转型创新三个阶段。本文意在从个案、分体裁、分区域、断代、方法等5个方面,分析归纳盛唐诗文用韵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拓展盛唐诗文用韵研究提供参考。

《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

作为清人编订的第一部大型宋诗总集,《宋诗钞》的面世契合了京师之诗学趣尚,并有力地推动了清初宋诗风的兴起,在浙派的发展历程以及清初诗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探究《宋诗钞》与清初宋诗宗尚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彼时诗风演进的一些动态特征。

论清初诗人吴之振的诗学观

吴之振作为清初宋诗派的一员主将,其诗学宗尚建立在反思明代诗学的基础上,表现出通达的“宗宋不黜唐”的诗学观,具体的阐释倾向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真”侧重抒写性灵,穷达一耳;“变”强调贵在自得。

清代蜀道文献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清代蜀道文献主要由行旅文献、诗歌文献及碑刻文献构成。蜀道行旅文献之多超过前代总合,多糅合日记、诗歌于一体,其中不乏有重要史料的佳作,是清代行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蜀道诗歌文献浩繁庞杂,多见于清人别集稿本,作者群体庞大,其中既有名家巨擘,更多为非知名士人,具有写真纪实的风格特点,感叹自然奇险、忧患战乱与民生是其重要主题;碑刻文献主要是清代学者对蜀道沿线汉魏两宋碑石书法的史事考证、碑刻释文及转录。清代蜀道文献在反映蜀道交通历史变迁、蜀道地带生态环境及其社会风貌方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与清代川陕诸多重大历史事件息息相关。大量的清代蜀道诗不仅承载了清代士大夫艰难的人生行迹,也是山地生命体验的典型写照。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3首

文章从总集、别集、诗话、地方志、剧本、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3首,涉及黄承增、孙尔准、周介福、陈怀彦、段驯、鲍樾、来其鉴、孙赓南等27位词人。凡《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7首

今从总集、别集、诗话、曲本、地方志、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7首,既有《嘉道卷》已收作者的佚作,也有《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及词作,涉及归懋仪、改琦、黄安涛、马锦、周叙、黄本敏、黄浚、麟桂、吴镐等29位作者。凡新增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从《沈阳百咏》探析光绪初年盛京城人居文化景观

【目的】从人居环境学的角度,探究在清末外部变化影响下仍是帝国陪都的盛京城内文化景观和城市空间变化,以填补盛京城清末文化景观研究的不足。【方法】以《沈阳百咏》为依据,运用文本挖掘语义分析、时间地理学分析、历史地理空间分析量化光绪初年盛京城人居文化景观类型和时空信息,探讨文化景观的分布规律,并通过对比清朝前、中、末期城市空间,总结光绪初年盛京城的风貌特点。【结果】将盛京城人居文化景观归纳为“游憩玩赏”“盛京旧制”“市井生活”“信俗集会”4个一级分类及15个二级分类,发现文化景观类型与季节农时有强关联,不同文化景观在地理空间分布上有显著差异,整体上集中于关厢地带,城北景观密度高于城南。通过将《沈阳百咏》中城市空间与清前、中期城市空间对比发现,光绪初年盛京城已成为有满族特色的地方中心性城市。【结论】对《沈阳百咏》的深入挖掘填补了清末盛京城文化景观研究的缺环,为清代盛京城研究提供新思路,同时也为后续通过诗文分析盛京城文化景观格局提供了参考。

地方诗歌总集中诗歌批评文献挖掘研究——以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为例

明清福建地方诗歌总集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一是诗歌总集编纂者自撰的诗话文献,如清代郑杰《注韩居诗话》、梁章钜《退庵诗话》、郭柏苍《柳湄诗传》、郑王臣《兰陔诗话》、涂庆澜《荔隐居纪遗》《续梅花百咏斋附记》等。二是人物小传辑评中富含诗歌批评文献。诗歌总集编纂者在人物小传后自撰评语对人物进行评价,或引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方志、笔记小说、各家诗话等资料对人物进行集中评注。三是诗歌评注中富含诗歌批评观点。诗歌总集编纂者在诗题之下,或诗中某句之后,或整首诗歌之后以双行小注的形式说明诗中相关内容。

清代诗学批评视野下王昌龄诗歌接受的新变

清代是王昌龄诗歌接受史链条上最为关键的一环,出现了三个新变化:第一,清人首次提出王昌龄为“七绝圣手”,其七绝诗歌特质及地位更加突出;第二,清人突破明代“王不及李(白)”的观点,将唐人绝句“王李”并称的主张推向新阶段且渐成定论;第三,清人辩证评价王昌龄古体诗,走出了唐宋首推王昌龄五古、明代侧重王昌龄七绝之偏,兼重王昌龄古体与绝句。清人尤推崇王昌龄以极为精赡的七言绝句展现边塞大漠风貌和戍边军旅“意态雄健”、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以及善于捕捉或创造典型场景、善于表现情绪微妙变化的高超诗艺。

从李梦阳用韵看明代庆阳方音韵母特点

以李梦阳用韵中的特殊混押现象,结合清代陇东方音著作并对照今中原官话秦陇片方言对其加以分析,可考证出明代庆阳方音的韵母特点:-m尾、入声韵消失,鼻音韵尾-n与-混并,通摄字主元音舌位前移,江摄及宕摄舒声细音读如通摄,梗摄舒声细音读同宕摄,果摄洪音字读如假摄,止摄合口读如遇摄,遇摄端系、庄组字读如流摄,流摄细音读如效摄,效摄一等唇音字读如遇摄。

论清代诗歌中的茶壶

清代诗歌中茶壶已很常见,这些茶壶的材质主流为陶瓷,所以茶壶常被称为瓦壶、瓷壶和砂壶等。清代诗歌中陶瓷茶壶最常见的是宜兴紫砂壶,明供春是宜兴紫砂壶的创始人,故清代诗歌经常以供春代指宜兴紫砂壶。著名诗人陈维崧是清初宜兴人,对他家乡陶窑烧造紫砂壶的情况他曾赋诗描绘。在紫砂壶的设计上,清代诗歌多有涉及,普遍比较欣赏朴拙的风格。清代诗歌中出现的著名紫砂设计制作名家有陈曼生和陈鸣远等人。

论古代山西词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

古代山西词是中国词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词坛起步较早,自晚唐五代词体完成由齐言体向长短句的转变之后,山西词便进入了发展阶段。其中宋代与明代是山西词坛较为沉寂的两个时期,金元时期与清代的词坛相对繁盛。金元时期的山西词人群体是当时创作规模与影响力最大的地域性词人群体。清代的山西词亦极为兴盛,词人词作数量众多,凡前代所出现题材与风格在这一时期都有所呈现,体现出集大成的特色。

英方视角下的盛清气象:乾隆朝马戛尔尼使华的“盛世”观感

“乾隆盛世”可谓清朝的全盛阶段,但这幅宏大的盛世画卷所隐藏的衰颓之象却随着马戛尔尼使华而为西方殖民者所窥探,从而对西方传统的中国印象造成巨大的冲击与转变。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以祝寿为名访华,希冀通过外交谈判,促使清廷取消贸易限制和禁令,开放中国市场,以顺应新航路开辟与工业革命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需求与扩张态势,却为乾隆帝所拒绝。马戛尔尼虽然未能通过外交手段达到预期效果,却以此为契机窥探到了清朝官场、军备的实际状况及其治下民众的生活状态,进而勘破清朝外强中干的实质,为数十年后英国悍然发动对华战争埋下了伏笔。这也充分暴露出清朝国防保密体系的致命缺陷,是近代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学海堂与晚清岭南词坛考论

学海堂词人群体指的是学海堂师生或因地缘、血缘、学缘而参与学海堂词学活动的词人集团。由于其成员之间在地缘、血缘、学缘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学海堂崇尚“实学”的词学价值观,注重朴学课业的词学养成和稼轩词风的受容与宗奉先贤的审美导向,使学海堂词人群体的词作和词学具有自身独有的特征。创作上继承岭南先贤崔与之、李昴英等词家创辟的“雄健”岭南词风,拓展词体纪史言志的功能,也因为受浙派和常派词风的影响,呈现“清雅”和“雄健”并存的特色;理论上“推尊词体、重视词律”,在词作和词学上具有浓郁的词史意识和学人本色。学海堂词人群体人数众多,在晚清传承流衍不断,成就卓著,在晚清词史上起到引领粤词及岭南词学的兴盛与转向的作用,其对晚清词坛及整个近代词坛的功绩不可磨灭。

盛唐游侠诗中的游侠内涵新变与文人身份认知

中国古代游侠的内涵与游侠文学息息相关,且随之不断变化发展。到了盛唐,游侠诗在儒家思想与文人诗传统的持续改造下,所展现的游侠内涵产生了新的变化。他们虽不再单纯地以武力对抗统治,却将明恩怨、轻生死等特质继续发扬,并将报恩的对象固定为君王。同时,受强盛国力与尚武风气的影响,一些出身较高的少年将任侠视为取乐之资,另外一些女性也具有“侠”的特征。这种转变源于当时文人实现自身价值方式的变化,而游侠诗恰可展现文人不同的身份认知,即报国的英雄、耻于虚度的“儒”与“侠”与重义轻利的“烈士”。至此,游侠在内涵上得到最大突破,中国古代游侠诗的发展也到达顶峰。

谫论明清小说家词作的通俗化特质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词,可以发现这一群体之词的通俗化特质有题材世俗和语言俚俗两种特殊表现。前者受小说创作原则、时代文化背景、小说故事内容等方面的影响,后者受“游戏体”的创作意图、随意的创作态度、习惯性的小说用语以及明清词谱的广泛使用等方面的影响。以上内容体现了明清词坛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及文人之间世俗交往的文化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助于把握明清词坛整体样貌。

诗人心史:清代台湾地区诗歌探微——以连横《台湾诗乘》为例

《台湾诗乘》是连横编纂的关于台湾地区诗歌发展的文学简史。它以史系诗、以诗见人,收录了从清初到乙未之役前后大约250位诗人的千余首诗作,颇有助于理清有清一代台湾地区诗歌的发展脉络。内地赴台诗人组织了“东吟社”,频繁联社、持续唱和,承继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同时开启了台湾地区诗歌发展的广阔前景。诗歌作为情感寄托的载体,更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诗人的心曲隐衷。从这个角度而言,《诗乘》不仅是对台湾地区诗歌发展史的记录,也是对250余年间宦于斯、寓于斯、生长于斯的诗人“心史”之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