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的情趣:元末明初江南诗人的风雅之好

元末明初诗歌创作呈现丰富、多面的色彩,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即为其中之一。在社会乱离背景下,江南诗人以题画表达时代之思、离别之情和隐逸之趣,体现出不同一般题画诗的创作趣味和文化内涵。他们以题画送别、交往唱和、共赏题诗等方式,共同促成了这一时期江南诗坛的兴盛景象。元末明初江南诗人在文学交往过程中展现的风雅之好,是构成该时期诗歌创作景观的重要面向。今人建构元末明初诗史图像,江南诗人的题画唱和之作应进入关注视野。

袁枚交游群“生挽”诗创作并唱和现象初探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冬,袁枚发起了一场“生挽”诗创作并唱和活动,在文坛上引起较大反响。袁枚之所以活着时便自作挽诗并索和,是为了排遣其病中心理焦虑、回应道士胡文炳的谶言和反叛浇薄世风。《续同人集》所收32人“生挽”唱和诗,集中体现了乾隆末期部分江南文人乖离于世俗的生死观、人生价值观。此次群体赓和之风,革新了“生挽”诗的创作方式和文学体式,且细化了“挽歌”在文学总集中的文体分类。探究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厘清挽歌诗的文学发展,深入认识乾隆末期江南文人群的创作心态、品性情志和价值观念。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

论中唐南贬诗人的屈原情结

贬谪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常见现象,从屈原起,贬谪又和文学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唐南贬诗人诗作均有屈原情结。刘禹锡、柳宗元受屈原《离骚》、《九歌》等作品的影响,突出怨愤精神;元稹、白居易理性较强,对屈原的忠直精神表示认可,但并不学习屈原意志;韩愈与李绅通过与屈原悲惨遭遇的比拟,抒发自己无辜被害的怨愤,偏重于个人情怀的表现。初盛唐贬谪诗人的屈原情结,是中唐诗人的渊源,二者尽管有理性与情感之别,但总体上中唐时的悲剧气氛要比初盛唐时期浓厚得多。

华夷一体与元代纪行诗的繁荣

华夷一体是元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特色。元代文坛,蒙古、色目文士大量涌现,他们有着四海为家的民族性格,所作纪行诗,多为亲自游历,有感而发。纪行诗在西北、东南的地域表现上,都有所开拓,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且诗风多质朴自然、清丽喜人。在自然崇拜、万物有灵的民族文化传统作用下,少数民族诗人喜爱山水,善用拟人笔法,与山水风物深相契合。在混同华夷的文化环境下,上京纪行诗、奉使诗、奉祀诗也大量出现。从元代华夷一体的历史现象、少数民族诗人群体的贡献等维度探析元代纪行诗繁荣的原因,庶几可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的书写提供有益的思考。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作年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写作年代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景元四年十月，二是甘露三年，三是景元二年。其中第一种说法影响最大，几为定论。经考证，阮籍此笺作于甘露五年四月。

唐代诗人的南贬与屈贾偶像的树立

贬谪作为封建社会对官员过失的处分,从唐代以来开始影响着文学的群体。众多的唐代诗人因为踏上仕途,而遭受了京官外贬或流放的挫折。由于唐代的贬谪主要体现为北官南贬这样一种地域指向性,以荆襄为中心的楚国地域便成为贬谪诗人群体必然的经历之处,流放与贬谪在楚国地域的前朝文人屈原、贾谊引起他们隔代的共鸣,以“屈贾”为偶像的楚韵骚情从唐代开始成为文学史上重要的传统而被继承。

许衡与元初蒙古、色目生员之培养

许衡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他一生政治上的作为并不是很大,大部分时间是在教书育人中度过的。他对元初蒙古、色目生员严格要求,向他们灌输程朱理学思想,促进了这些生员的“汉化”。许衡培养蒙古、色目生员的出发点在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为元朝造就了大批人才。

论北魏末年的邢杲暴动

邢杲暴动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青齐豪强与河北流民之间的"主客矛盾",而是北魏朝廷没有按照政治实力大小在南渡青齐的河北大族中施行"皆置命属郡县,选豪右为守令以抚镇之"的政策。因此,邢杲暴动虽然带有流民暴动色彩,但其性质却是邢杲利用河北流民武装来维护和争取自身政治利益的政治斗争。同时,邢杲暴动又是导致依靠梁朝少量武装支持的北魏宗室元颢轻易占领洛阳,进而引发北魏末年政局一系列巨变的重要因素。

元代正一教马臻、陈义高、朱思本诗文集论考

元代缁衣黄冠中多诗人,并为我们留下了一批珍贵的诗文文献。元代南方道教正一道派中玄教一门,就有马臻、陈义高、吴全节、薛玄卿、朱思本、张雨等十余位。散见诗文虽然颇多,但有专集传世者仅马臻等四家。现就马臻《霞外诗集》、陈义高《秋岩诗集》、朱思本《贞一斋诗文稿》其诗文价值、板本源流、存佚得失,作系统论考。

元代福建诗人的地理分布与群体特点

元代福建诗人有142人,在地理分布上呈现出从东北到西南逐步递减的趋势,这与地理位置、政区划分与经济发展等因素有关。福建诗人具有几个特点:(1)诗人身份广泛,包括遗民、学者、僧道、女性等;(2)受理学影响大,表现在作者身份与诗歌题材两方面;(3)诗人的官职品级普遍不高,由科举出身的较多;(4)积极参加元代各类文学活动,包括月泉吟社、西湖竹枝词、余姚海堤同题集咏等。

元末明初吴、越诗派论略

元末明初战乱纷呈,以高启为首的吴诗派与以刘基为首的越诗派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性诗学特征。吴中文人因受理学影响少,追求自适、自娱的生活方式,作品中呈现出鲜明的快然自足个性色彩;越诗派身处理学之乡的浙东,主张以诗议政,作品中有着浓厚的济世情怀。朱明政权建立之后,面对朱元璋的猜忌、文字狱及僚臣的争斗,越诗派渐趋远离政治,诗作转以嗟叹衰老、岁月流逝为主。

元至治年间虞集若干事迹考

虞集是元代的著名文人,限于史料记载简略、混乱,虞集在至治年间的事迹较为模糊。虞集于延祐末期被元朝政府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官,但旋即返乡丁父忧。虞集丁忧起止时间开始于延祐六年(1319)秋七月至九月之间,结束于至治元年(1321)秋八月至十二月之间。至治二年(1322)虞集结束丁忧,出游吴中,沿途游庐山白鹤观、杭州报国寺和苏州开元寺,并与文人、佛道名士交游唱和,后在苏州省墓并拜访族亲。

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

房是金末元初的重要诗人,"河汾诸老"之一。他追随元好问积极参与开创"以唐人为指归"的诗歌创作局面。史料散佚是其生平、思想、创作和地位长期以来隐而不显的主要原因。对有关史料的考稽辨析,对房文学思想、成就、贡献和地位的探赜发微,有助于从特定侧面揭示金末元初诗坛风尚和诗学思潮。

赵师秀考论三题

赵师秀居"永嘉四灵"之冠。本文考定,赵卒年在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终年51岁。对赵师秀的两句论诗名言,从历史背景和四灵派诗学宗旨加以解读,阐发其深层含蕴,澄清曲解误解。赵师秀于当时极得诗家推崇,有"五字专城"之誉,他在五律和七律、七绝的创作上取得出色成绩,而今人所编《中国文学史》大都评价偏低。

白居易“中隐”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白居易"中隐"是以庄子的逍遥人生为理念,远离政治斗争的遂性自由的生存哲学和方式,其核心是"适",在适性逍遥的前提下,再安排对社会、家庭、国家、民族的责任。这是一种强调个体生命高于一切的现代人本主义精神,在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专制集权社会,这一思想是超前的。而且,其适性逍遥并不是其最终的目标,其最终的目标是以适性逍遥为保证,实现自己的自由自在的艺术创造。故白居易"中隐"对后世苏轼、明代三袁均有很大影响,但毕竟时代不同了,这种影响终于以浪漫精神衰退为特点走向另一种形态。

宝祐四年贡举与宋元之际文章学的嬗变

宝祐四年贡举是宋元之际文章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首先,吉州、庆元府等地士人群体应试活动兴盛,创造了地域举业的佳绩,它推广了时文技艺,扩大了科举学的社会基础,促进了文章学的体系化和理论化。其次,士人阶层向上流动、寻求晋升的现实需求促进词科学的成熟,宝祐四年的词科取士推动了词学体系的完备,为骈体公文树立了写作范式。第三,宋元易代促使进士群体反思科举体制,突出了文人的价值担当,丰富了文章学的精神意蕴。

元杂剧作家史樟生卒年考

元杂剧作家史樟,其生卒年冯沅君先生定为1240?―1288年,本文提出冯先生有关史樟卒年的论断不能成立。史樟生年在1234―1245年之间,有关史樟事迹的记载最晚确切年份是1280年。

论《玉台新咏》成书年代——兼及《玉台新咏》不收徐扌离诗原因

《玉台新咏》大致成书年限是在中大通三年(5 31年)至大同元年(5 35年) ,联系徐陵这段时间的行年事迹、《玉台新咏序》及中大通三年发生的有关徐扌离的宫体事件,推断《玉台新咏》成书于中大通三。

《元诗选》的文献学价值

清代学者顾嗣立所编选的《元诗选》初、二、三、癸集,共收录元代诗人近3000家,诗作约25000首,是元代诗歌史上的第一部大型诗歌总集。《元诗选》的文献学价值是多方面的。现从《元诗选》的《凡例》、元诗文献搜集、诗人小传等为切入点,对《元诗选》的文献学价值进行论析。《元诗选》为保存与整理有元一代诗歌文献作出了巨大贡献,应载入中华文化之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