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的心态变化与诗学思想变迁

高启一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出仕张吴时期、明初为官时期、退隐时期。出仕张吴时期,高启的心态以闲适为主,其诗歌创作带有明显的山林气息。明初为官时期,高启的心态以畏祸为主,他一方面向文坛的主旋律靠拢,写作了不少台阁之作,另一方面又用大量私人化作品表达自己的压抑与哀怨。退隐以后,高启的心态以颓废为主,既无法写出较好的台阁作品,也无法像元末那样写出较好的山林之作,最终导致了山林与台阁的双重失落。

“玉山雅集”与“北郭诗社”的差异性研究

"玉山雅集"与"北郭诗社",以张士诚入吴为标志,先后繁荣于吴中地区。同为吴中文人团体,二者有巨大的差异,表现在三个层面:在雅集方式上,呈现出从"娱乐化"向"文艺化"的转变;在文人心态上,表现为从"纵欲"到"闲适"、从"庆幸"到"无奈"的转变;在诗学思想上,诗人对诗歌功能的理解、诗法与诗体的选择及诗歌的审美风貌都不同。这三个层面相辅相成,既体现了易代之际吴中文人内部的差异性,也反映了吴中文人的整体风貌。

“北郭十友”考辨

"北郭十友"概念的使用是不正确的,正确的概念使用应是"高启北郭十友"或简称"高启十友"。北郭诗社以洪武改元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以前期的影响为最大。"高启十友"与"十才子"则分别代表了诗社前后期的两个精英群体。而整个北郭诗社创作成就最高的诗人群体则是"吴中四杰"。

“北郭诗人”文章观与诗学观之关系

"北郭诗人"在文章观上坚持"明道",在诗学观上坚持"缘情",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源于他们对"道"的理解。"道"首先是天地人文、物理人情之规律,于是他们用"缘情"的方式表达了对"道"的理解。但是"道"又有伦理道德属性,这提升了"情"的内涵,因此他们在诗歌中又有大量社会化的写实倾向。"缘情"而"节情",构成了他们诗学观的核心。而这又连接着他们的文章观:既强调儒家范畴的文道关系,又在创作实践中对"道"的表现形式灵活多变。对"节情"的认可,使"北郭诗人"纠正了杨维桢的"缘情"观;对"缘情"的坚持,又使得他们不能迅速适应明初"主旋律"的文风。这也构成"北郭诗人"的尴尬与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