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扬州北部驿站、交通及相关问题研究

唐宋时期,扬州水路交通发达,但陆路交通的作用依然不容忽视。根据相关文献中的驿站、递铺位置,结合考古资料可以复原唐宋时期扬州城北部陆路的交通要道。较之唐代,宋代交通的起点与中心转移、部分道路废弃或形成,原因在于唐宋扬州城池变迁以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宋代扬州城外特别是城东成为中心区域之一。道路的层叠与长期延续是古代扬州交通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显著特征。此外,城外主要交通道路对扬州人文地理布局也有一定的影响。

宋本《廣韻》南北兩系説及其版本性質問題

盛世之下,宋本《廣韻》現存很多,隨着中外關係的發展和完善,一些海外珍貴的《廣韻》善本漸爲國内學者所知,比如日本國内所藏各種宋本和元刊本等,這爲我們全面研究《廣韻》及其版本問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但以往由於韻書材料的缺乏,有些研究還不夠全面和深入,有重新梳理之必要。本文改善研究方法,調整研究視野,从板式和韻字注釋等方面,對現存國内外《廣韻》做了比較全面的比勘,以揭示現存諸多《廣韻》版本的歷史來源及其版本性質問題。研究發現,現存《廣韻》不僅存在繁簡兩種,還分爲“南北”兩系。北系者,詳本中鉅宋本和巾箱本、楝亭本和《四庫全書》本《重修廣韻》等,還有元明節本《廣韻》等;南系者,南宋監本韻書以及澤存堂本《廣韻》等。本文或有助於廓清學界《廣韻》版本研究中之是非問題。

古典叙事与传统文化交织下的历史女性书写——评艾子《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

襄阳作家艾子于2023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暗夜中的怒放:北宋女词人魏玩》。小说以北宋女词人魏玩为创作原型,通过合理性的想象结合历史真实对其跌宕起伏的一生进行创造性书写。小说在叙事策略上采用古典叙事,在内容呈现中融入传统文化,在人物塑造时凸显女性意识,生动传神地刻画了魏玩的人生经历与自我成长,揭开了历史覆盖在魏玩及其诗词上的沉重面纱,对于发掘襄阳历史人物、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

分权与制衡:北宋时期国家治理的主线

北宋时期发展出一套与近代责任政府“神似”的独特治理体系,通过非成文法(祖宗法)确立下来的“习惯法”上升成了朝廷纲常——君权象征化,国家治理一旦有过失,则必问责,责任即由宰相们承担。北宋开国便确立了一系列政治原则:(1)“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实则为北宋不可变的政治惯例,“虚君实相”的治理结构使得皇权表现出高度的谦抑性;(2)责任政府让皇帝“统而不治”,治权与政权高度分离,宰相拥有较高的行政权;(3)台谏在北宋的地位极高,对行政权形成了史无前例的限制,形成了皇帝——宰相——台谏的并立局面。

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与文体学价值

书序是一种传统应用文体,定型于秦汉,以叙书为主、叙人为辅,以叙带议,满足导读功能。在北宋士大夫高扬的文人精神下书序文转换了焦点,知人论文、重德叙理,形成了议论主导体式和意理化抒情。在“体用”之学新观念的引导下,宋序融合德业与文,改革了唐序人书分离的三段论模式。随着书序体衍化,原初的著述序更新为多元文体集序,在文法上汲取古文笔法、融合骈散句式,使书序由依附主文本的说明文字转变为融合众理、独具风格的成体之文。以诗文集序为代表,主于论理而忽略书旨,接近了“破体”的边缘。北宋书序的体制转变蕴含着深刻的文体创新规律,极具借鉴价值。

清代唐宋诗之争的主要理论问题及其逻辑关系

清代唐宋诗之争是关乎诗歌本质、诗歌与作家、诗歌功用、诗歌流变、诗歌批评等一系列主要理论问题的讨论,这些主要理论问题首先集中体现于杜诗、严羽《沧浪诗话》、宋诗和竟陵派。清代唐宋诗之争绝不是简单的师法策略问题,而是对诗言志、性情之正、辨体、温柔敦厚、正与变、学问、赋比兴、穷而后工等传统诗学概念的价值定位,这些概念又可以以文学史观和诗人主体为出发点建构逻辑关系。诗学核心概念温柔敦厚所面临的困境及阐释途径,便极具代表性。

南宋王阮精神人格及诗歌研究

王阮是南宋时代士大夫的代表,历任各地官员;也是南宋中兴诗坛重要诗人,有诗集传世。他的身上,有爱国的浩然正气,是将门之后,也是人杰;有爱民的济世精神,卓越的治理才能;同时还有超然平和的隐逸情怀,有陶渊明之风。反映在诗歌创作中,体现为慷慨刚大的南宋中兴之气,清淡平和的理趣之风,呈现多元化的审美意味。

宋代诗话建构经典诗人形象的话语权博弈及路径选择

建构经典诗人形象是宋代诗话的中心议题之一,意在确立堪与唐诗分庭抗礼的宋诗面目,总结行之有效的宋诗路径。然而,因党争立场与个体经验的差异,熙宁派与元祐派虽偶有共谋,但话语权的博弈仍是主轴,由是形成各自的理论场。从主流观念来看,宋人扬升杜甫与陶渊明而贬低李白,对韩愈则始终褒贬并存。同时,熙宁派与元祐派就王安石晚年诗作罕见地达成了共识,而对苏轼颇有微词,并力图调适黄庭坚的诗坛地位。通过分析前代偶像与当世名家形象建构的不同路径,既能细致梳理宋代诗话的内在冲突与自我实现,又能完善认知经典诗人的坐标系。这对深刻认识文学与政治的互为性,以及深彻勾勒宋代文学史的嬗变轨迹,均有实证性模型的样本价值。

试析宋代江西籍诗人笔下的庐山景观

庐山山川秀丽,自然人文资源丰富多样,有“人文圣山”之美称,吸引了许多文人墨客前往并创作出大量诗文,宋代江西籍诗人也不例外。宋代描写庐山诗歌的江西籍诗人共70位,留存下来的庐山诗有400余首。作为江西本土诗人,他们书写庐山诗歌,吟咏庐山景观,包括庐山山水、寺庙道观、先贤遗迹和动植物景观等。这些景观为庐山增添了风采,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亦成为了宋代江西籍诗人笔下常常吟咏的对象。

宋代福建词坛论析

宋代福建词坛趋于鼎盛,南渡和南宋时期词人辈出,大部分词人出身进士,主要分布在闽北、闽中地区,这既源于当地文教的昌盛,也源于当时的政教格局。宋代福建词坛爱国词人异军突起,展现出赤忱的爱国热情与崇高的人格气节,词风慷慨雄迈,接近豪放词一派。宋代福建词坛的爱国情、豪迈意影响深远,在晚清民国又掀起豪放词高潮。

文学潜流与风气之先——宋代理学诗人范浚的宗唐心态

以往对宋代南渡时期诗坛的研究多集中于历经南渡的文人群体,众多生逢其时而诗名不彰的江南本土作家及其作品则成为文学史的潜流现象。作为身处其中的理学诗人,范浚关心国事却隐逸避世,不取元祐体与江西诗派而远绍唐代名家,诗学宗尚李杜却情近中晚唐诗人,雅好幽独之境却不内敛逼仄。此种诗学理念与创作个性之间的偏差错位,既与其取法乎上的创作理想有关,又是其历经两宋之变的人生经验暗合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诗人心态所致,还反映出南渡时期诗坛不乏反拨宋调而力挺唐音的独特倾向。其中不仅存在诸多值得解读的诗学意味,而且为进一步发掘文学潜流的价值意义提供了重要范本。

浅析唐、宋、元时期分布在中国南北地区的瓷枕

人类和枕具走过了千百年的历史。看似普遍却不普遍,既是实用物件用来改善生活条件,同时技术创新与造物智慧也从前辈们的经验中吸取进步,还包含了多种的文化内涵。虽然有关于枕头的起源,在可以得出的结论里还没有详细的结论。但是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殷商时期,枕具文化在中国既己出现,据东晋王嘉《拾遗记》记载,魏咸熙年间,因诛梁翼而得其玉石虎头枕,枕下有篆书“帝辛”二字。而帝辛就是商封王,因此断为“帝辛之枕”。所以,笔者通过调查分析法、文献综述法两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更加严谨地分析了陶瓷种类中的瓷枕;通过分析在唐、宋、元不同时期的高光时刻所存在的瓷枕,从而对这3个时间阶段的陶瓷手工业可以有更具体的了解;通过分析不同地区的文化、环境和生活习惯,从而学习到中国地广物博的差异性和多元性;通过对传统手工业中的瓷枕在不同地区的风格的科学性的研究,从而进一步帮助了解在唐、宋、元三个时期在中国古代社会南北地区的地位、风格。

宋元时期中国西北东部的冷暖变化

根据历史文献中的作物种植界线、种植制度变化、植物及异常气象水文物候等记载,并辅以树轮、湖泊沉积等自然证据指示的冷暖变化状况,分析了宋元时期(960～1368A.D.)我国西北地区东部的冷暖变化特征。主要结论是:960A.D.前后,西北东部地区冷暖程度与今(即1951～1980年)基本一致;960s～1040s,气候逐渐增暖;1040s～1110s,气候较今暖;1110s以后,气候转冷;12世纪末,气候又再次明显转暖;1260A.D.之后,温度下降,自13世纪末进入寒冷期。西北东部的这一冷暖变化过程不但与毗邻地区湖泊、特别是树轮等所指示的冷暖变化过程较为一致,而且与中国东部地区的冷暖变化也基本一致,但13世纪后期的降温幅度较中国东部更为明显。

北宋词人王观生平事迹考

本文勾稽有关方志、文集等资料,对北宋著名词人王观的家世、籍贯、字号、仕履详作考订,最后推断王观约生于明道元年(1032)前后,略长苏轼几岁,享年五十岁以上。

北宋太常礼院及礼仪院探究

北宋太常礼院和礼仪院均为中书门下附属机构,二者的设置皆分割了礼部与太常寺等礼仪官署职权。太常礼院除详定礼仪、参与祭祀大礼外,还编修了大量礼典。随着时代变迁,太常寺对太常礼院职权逐步限制并最终实现权力回收,太常礼院也于元丰改制中罢废。礼仪院因宋真宗崇奉天书符瑞而设,它在文书的上传下达、礼仪活动的协调安排上均有严密管理制度。礼仪院在真宗朝完成其处理"符瑞繁缛"的历史使命之后,职权亦回归太常礼院。北宋太常礼院与礼仪院在设置背景及目的、存留时间、职掌范围、历史地位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尽管二者有些职能重叠且有事务往来,但互不统摄。

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官员奖惩机制

在黄河防治中,北宋王朝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员奖惩机制。而在其运行中,宋廷通过行政升黜、经济赏罚乃至刑事制裁等多重手段的综合运用和实施,从而对激励和制约治河官员致力河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刘焘行年考

刘焘是北宋后期词人、书法家,元三年(1088)进士;元六年至八年,为曾布幕僚,后任定州安抚史管勾,与苏轼同僚;绍圣年间(1094—1097),任删定官;建中靖国元年(1101),任秘书省正字兼著撰;崇宁元年(1102),任监察御史;政和八年(1118),为淮南东路提刑;宣和七年(1125),除秘阁修撰;靖康(1126)中,因擅离官守,被劾致仕,后家居故乡长兴。

陕北宋金石窟题记内容分析

本稿基于陕北宋金石窟题记资料,分析了石窟的施主身份、工匠班底、住持与经营、开凿背景四方面内容。认为石窟施主可以划分为家族、结社、军人、军民类型,前两者开凿洞窟以小型为主,兼有大中型号,所在地点多比较偏僻,周围环境易于形成相对独立的居住区,后两者开凿洞窟多数属于大型和超大型,个别为中型,大多处在重要交通线经过的山谷之中,往往与军事城寨伴生。各种施主普遍祈求天下太平、合家安乐、亡者升天,反映了战乱不安的社会环境。北宋晚期至金代早期,活动着以鄜州介端、介处为首的介氏家族工匠班底,以及延长王志为首的工匠班底,他们持有较高的雕刻技艺,拥有较大的活动范围。还有散见的其他工匠班底,其中以王信为首工匠班底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准。这些工匠班底都出自民间,他们自发地从事开窟造像事业,以此为谋生之道。少许题记表明,伴随石窟开凿也就出现住持僧人,有的石窟寺院具有丰厚田产。陕北宋金石窟在宋、夏对峙的战争氛围中获得巨大发展,军人参与开凿石窟,石窟与城寨关联,金人据有陕西后延续了这种惯性,不寻常的社会环境赋予了陕北宋金石窟特殊的内涵。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