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的困境及出路

行政强制措施是重要的行政手段,现行法上规定地方性法规仅可以设定查封、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不合理。这种做法不仅不符合比例原则,而且也导致地方立法没有抓手,影响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的实施。扩张地方性法规的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权具有正当性,违背控权论、破坏法制统一、违反法律保留原则等质疑均无法构成反对地方性法规立法权扩张的决定性理由。从强制对象和强制程度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地方性法规不得针对公民人身权和法律保留的财产权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对于其他财产权,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破坏或者消灭公民财产以及直接导致财产所有权转移的行政强制措施,但是可以设定完全限制或者部分限制公民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行政强制措施。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种类应当受到立法事项、比例原则、立法程序和事后监督等方面的限制。

公安执法中常用7种法律措施是否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评判研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公安行政执法中最常用的措施之一。但目前我国立法中关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界定较为模糊,以致在公安执法实践中民警因把握不准一些法律措施的性质,而在采取对应程序上出现瑕疵。结合相关诉讼案例,以公安执法实践中常见的强制检测、抽取血样检验血液酒精、强行带离、强制隔离戒毒、收缴追缴、取缔、责令等法律措施为例,对这七种法律措施是否为行政强制措施的属性进行评判,以为公安执法实践提供指导。

公安机关适用行政强制措施冲突问题研究——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视角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会遇到行政强制措施之间、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拘留执行之间适用冲突的问题。对卫生行政强制措施与公安行政强制措施、行政拘留执行发生适用冲突等情形进行规范分析、实证分析,得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卫生行政强制措施具有优先适用性的结论。根据适用冲突产生原因给出健全优化衔接机制、完善法律条款的建议,以期有效化解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冲突,推动公安机关健全执法办案程序,以法治方式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完善公安机关治理体系,提升公安机关治理能力。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制研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是衡量公安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长期的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标准较为模糊、立法层级不够清晰、名称不统一、程序规定不够完善等诸多困局,有必要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的形式规制下来,作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在立法过程中秉持谦抑审慎善意理念,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坚持法律明确原则,明确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降低办案民警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认识的错误率是对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的必要补充。当然,公安行政执法也要兼顾利益均衡,受我国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在数量庞大的治安行政案件面前,法律制度的设置和修订也必须兼顾行政权的高效运行,才能最终达到良法善治的社会效果。

交警执法中的行政强制措施适用问题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于危害较大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和损害严重的道路交通事故,执法交警可以现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由于这些措施包含扣车、扣证等严重限制公民出行权利的行为,理应根据法律情节和现场执法环境,依法慎重地作出。然而从近几年的诉讼案例来看,执法交警在适用行政强制措施时,产生了诸多问题。在具体的强制措施运用方面,扣留违法车辆的事实依据不清楚,扣留证件的行为不规范;在强制措施的程序适用方面,存在着执法人数不足、相对人的陈述权被忽视的情况;在强制措施的执行方面,执法交警未采用恰当的说明理由方式,导致阻碍执行职务的执法矛盾频发。鉴于此,必须分析这些执法不规范问题的产生原因,纠正执法交警的错误执法理念,优化法律适用程序,完善行政主体追责机制,从而维护全体公民的道路交通出行安全。

强化安全生产停产停业行政措施的立法研究

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安全生产法》中新增第六十七条,为强化安全生产停产停业行政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针对此条款,在研究国内外安全生产领域相关行政强制措施,分析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规,以及我国治安、消防、环境保护等领域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经验基础上,认为该条款符合我国安全生产领域的现实需求和政府行政管理特点,符合《行政强制法》的有关要求,增加安全生产强制停产停业措施是必要、合理和可行的。

论行政强制执行权之归属

行政强制执行是行政主体针对相对方的重要武器。也是行政法学的重要内容。我国酝酿统一的《行政强制执行法》已经多年。其中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是一个重点。以行政机关执行为主还是以法院执行为主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结合我国的执行实践以及国外经验,抛弃了采用单一划分标准划分行政强制执行的方法,笔者提出了以相对方权益影响之大小为主要标准兼顾其他合理划分标准的综合标准。

论行政强制措施的适用条件

虽然《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设定和实施程序作了详细规定,但现实行政执法中违法适用行政强制措施的现象仍然十分突出。在对现行立法进行规范分析的基础上,梳理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性适用条件以及建构实体性适用条件,可以明晰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性必要条件和选择条件,并以《行政强制法》第2条作为制度资源对行政强制措施进行类型重构,可以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违法制止型、证据保全型、危害防控型三大类型以及细化种类,从而提出各类行政强制措施的实体性必要条件和选择条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一直是理论界疏于研究的一个课题。在实践中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常常与公安行政处罚相混淆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可以分为对人身权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和对财产权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文章在对公安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 ,分别对这两大类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作出了界定。

论行政强制措施的变异——从行政强制措施的事实损害性特征切入

既然行政强制措施是对人身自由或财物的暂时性限制,那么它就对公民具有某种损害性,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应当谨慎采取,在理论上也应该进一步厘清行政强制措施可能存在的违法变异形态。如果行政强制措施的采取违反了比例原则,则应认定为滥用职权;如果行政机关不积极取消行政强制措施,则应认定为行政不作为;如果行政机关故意拖延取消行政强制措施,则应认定为变相的行政处罚。

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的缺陷与完善

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是暂时对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人员的人身、财产给予限制的行政行为。现有关于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对人身和财物两个方面,存在着"滥""散""乱"和"缺"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是法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立法机关未能明确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标准、法律规范之间的衔接及整体性不够,部分法律规范本身实践性不足等原因造成该权力行使混乱。要解决存在的问题,应该加强遵循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清理法律、提高执法者的理论素养、梳理交通管理行政强制措施种类等方面工作。

违法户外广告的法治化治理——以地方立法规范为分析样本

地方立法者对《行政强制法》中行政强制设定权规定的误读,以及对强制拆除具体适用的迷惑,直接导致了地方立法规范中不是尽量避免规定强制拆除的内容,就是概括规定"依法强制拆除"而未进一步细化其具体适用范围。地方立法规范所承载的细化法律的释法功能以及回应执法的实践功能缺陷,造成了政府对违法户外广告的治理过于依赖警告、罚款等单一手段,而欠缺更加行之有效的执法方法。该文通过理论上对强制拆除具体适用的澄清,执法实践中治理手段的合法性论证,以期促进违法户外广告治理的法治化。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立法的合宪性检视与调整

尽管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具有正当性,但对这种限制本身还应根据宪法的原则和规范再进行限制。在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教义学理论指导下,将现行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立法置于合宪性框架下接受逻辑检视和规范审查:在形式维度,其有诸多规定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明确性原则;在实质维度,其亦不能全部符合比例原则。鉴于此,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立法的合宪性调整,在观念上有必要更新传统的公安部门观念,充分发挥宪法的统摄和指引作用;在规范补正上需严格落实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明确性原则,同时实现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类型化及比例化构造。

突发事件中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研究

刻下,引发突发事件的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错综复杂,公安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复杂度逐年增加,现有法律规范中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很难有效的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那么在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如何寻求公权与私权的平衡,如何在保障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同时又有效的限制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是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公安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所亟待解决的理论命题和现实问题。

《违法行为矫治法》性质解读

《违法行为矫治法》脱胎于劳动教养制度。《违法行为矫治法》不是行政刑法,违法行为矫治也不属于行政处罚,应当将违法行为矫治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并凸显其可诉性、非惩罚性以及保安性之特质。在此基础上,应当在《违法行为矫治法》中设置相应的救济措施,具体措施应倾向于矫治,且矫治措施应当尽可能多样化。

论警察处置突发性事件行政强制措施的合理使用

警察在处置突发性事件时,常常使用行政强制措施。本文对使用行政强制措施的原则以及常用行政强制措施,如现场管制、强行带离现场、强行驱散、立即拘留、紧急征用、强行遣送等的合理使用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违法行为矫治法》之性质解读

《违法行为矫治法》脱胎于劳动教养制度。劳动教养制度因其法律依据不足,审批程序混乱而备受诘难,以《违法行为矫治法》取代劳动教养制度是当前立法趋势。在出台该法之前,必须对其准确定性。其不是行政刑法,违法行为矫治也不属于行政处罚,应当将违法行为矫治定性为行政强制措施,以凸显其可诉性、非惩罚性以及保安性之特质。这样定性对该法内容及执行方式都有重要影响。

继承与超越:新时代警察临检权的法治内涵

《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在身份查验、盘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交通工具拦停、人身检查和生物信息采集等具体临检措施。司法实践中,公民对警察实施的盘问、检查等临检行为不服难以获得行政诉讼的救济,临检权性质、执行方式、适用条件不明确导致难以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临检权属行政强制措施,其发动不以具体案件、具体对象为前提,适用程序简单,这是其与刑事侦查的最大区别。警察临检权的适用应遵循法治原则和权力行使适度原则,根据亲自观察或他人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结合危害防止与合理怀疑综合判断。

行政强制范畴之重构

作为行政法上强制性行为的统称,行政强制可以根据基础决定与强制执行是否合一为标准被划分为两类独立的行为,即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即时强制。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是一种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属于行政强制行为内在的构成要素之一。只有当某种静态的手段被特定的行政主体所采用时,才会连同其他要素一起转化为一类正式的行政强制行为。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制度的解构和完善

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可以弥补其他法律监督的不足,本身具有很强的制度优势,可以有效预防公务人员的不法行为。对法定情形下涉嫌职务犯罪的行政强制措施执法人员立案侦查和提起公诉、对行政强制措施相对人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进行抗诉、提出完善行政强制措施执法的检察建议是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的主要方式。在现行宪政框架内,应该从建立重大行政强制措施案件的报告制、备案制,建立贯彻落实行政强制措施检察建议的联席会议制,将相对人数量众多的行政强制措施纳入法定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等方面进行检察监督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