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养权直接执行的理论阐释与实现路径

抚养权执行难是长期困扰司法实践的难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所创设的抚养权直接执行制度是纾解该难题的关键举措。为保障预期立法目的的实现,应从正当性及可行性上补强理论阐释。在正当性方面,明确抚养权判决系具备执行内容的形成判决。在可行性方面,执行标的为交出子女的行为而非子女人身,直接执行并不侵害被执行人的意志自由。针对抚养权直接执行适用中如何正确考量子女意愿的困境,需要以子女对执行行为本身的认识作为判断是否继续采取直接执行的标准。据此,提出抚养权直接执行的实现路径,即赋予执行机关考量未成年子女意愿的义务;建立有效收集未成年子女真实意愿的机制;明确未成年子女“拒绝意思”的认定标准。

专属经济区海上维权执法视阈下海警部队性质研究

我国海警部队是武警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警部队成员作为武警部队的组成人员,拥有军人身份,在行使“海上安全保卫”时维护国家主权,享有军事主体地位;在行使“海上行政执法”与“海上犯罪侦查”职能时,则具备警事主体即行政主体地位。在专属经济区这类我国并不享有完全主权权利的海域中,海警部队行使职能之性质亟待学界明辨:在国内法上,海警部队所涉案件性质与管辖法院之理论、实务间尚有争议;在国际法上,海警部队职能所涵盖之海域范围亦有待比较法视角的研究。区分海警部队在行使不同职能时的身份,有助于明确海警部队的法律性质,在维护我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同时,切实保障涉海警行政诉讼中行政行为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权力规制法治视域中的公安现场执法困境

从近几年发生的案例来看,公安现场执法似有陷入困境之虞。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所期待的"规则之治"未能如期而至,关于这个问题,"权力规制法治"范式有很高的解释力。要解决公安现场执法难题,须在增配公安部门权力资源和减缩公安事权两个方面着手,其中确保警察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和分化剥离非警务活动是突破口。应当将包括公安现场执法工作在内的公安工作置于法治建设视域之中考量,达成新的发展共识。

论当前公安执法中的人权保障

当前公安执法活动日益面临人权保障问题的新挑战。目前,我国公安执法活动中存在执法主体不适应、执法过程不规范、维权保障有差距等不足,应加强教育培训、执法规范与维权保障等机制建设,促进公安执法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协调。

警察选择性执法之规范

选择性执法在警察行政中相当普遍,而选择性执法形成原因的复杂性,社区警政模式的兴起,对个案正义的追求,行政效率的提升等因素决定了规范机制的复杂和困难。基于此,选择性执法规范机制必须建立在对其更为深入而全面的了解基础之上,而且还应该通过多种措施的组合,尤其是警察执法规则的适用,才能有效规范选择性执法。

海警人员核化生威胁防护装备发展策略研究

分析了国内海警部队执法时面临的核化生威胁的特点,总结了国内外核化生防护装备发展现状及在洗消、救治等方面的应用情况。针对目前海上核化生防护存在的问题,基于对我军现有核化生装备防护效能的评估,提出构建海警部队核化生防护装备体系及核化生威胁防护装备训练演练体系的发展策略,为海警部队核化生防护装备适应未来执勤任务提供参考。

机构改革背景下中国海警船的法律属性

为保障我国海上维权执法行动的顺利开展,解决海警船法律属性的争议问题,文章分析机构改革背景下中国海警船的法律属性。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船舶和军舰分别具有明确定义且被明确区分,中国海警船属于军舰的观点依据不充分;中国海警队伍虽由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但其权力来源、执法依据和职能任务不符合军队性质,中国海警船具有政府船舶的性质;中国海警船在性能、装备和指挥官设置等方面与军舰有明显不同,且不具备海上作战经验和能力,因此不属于军舰;中国海警船执行海上维权执法任务不应被视为动用武力。

论我国《海警法》的实施、影响与完善

为加快完成我国海洋管理机构改革任务,明晰中国海警局海上维权执法工作的职责、程序等内容,我国制定了《海警法》。该法的制定和实施对充实我国海洋法律制度、提升国家海洋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有重要意义。但一些国家尤其是美日等国,对我国《海警法》的有关内容,如国家"管辖海域"范围、"使用武器"的条件、"海警执法船舶"的属性等,存在认为其违反国际法的"评判"和"担扰"。为消除这种误判和误解,我国需要对《海警法》的有关内容作出符合国际海洋法的系统性解释和说明,也需要对有关国内海洋法的内容进行分析和完善,以及加快与其他国家之间关于海洋权益争议的磋商进程、增强与他国海上执法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等,从而更好地实现《海警法》的立法目标。

警务新常态下的警察执法权威重建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模式,公安机关及警务工作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形势。警务新常态下警察执法权威遭受严峻挑战:畸形关注涉警信息、隐性侮警、直接性暴力抗法等现象屡见不鲜。导致警察执法权威弱化的原因既有经济发展不平衡、行政干预频繁、法律保护不到位、信息传播微型化等外部原因,也有处警思路不统一、执法理念僵化、片面认识和谐、监督制度固化等内部原因。因此,只有设立多重专长执法机构、破除行政壁垒、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正面宣传力度、科学用警、平衡警察权力与公民权益、切实维护警察权益,才能保障新常态下警察执法权威的重建。

欧盟数据保护立法改革之发展趋势分析

欧盟数据保护立法改革是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阐述了欧盟数据保护立法改革致力于提升数据保护立法的统一性与执法的一致性、高效性,强化对个人数据权利的保护力度,加强欧—美个人数据保护的双边合作,重建数据流通信任机制。提出了中国应关注与思考欧盟数据保护立法改革之发展趋势带来的深远影响。

论行政执法中的警察执法权益保护

面对日益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公安民警在行政执法中频繁遭遇暴力袭击、围攻、侮辱、谩骂等侵害警察权益的违法行为。作为国家法律的执行者,警察执法需要执法权威更需要权益保障。研究警察执法权益的内涵、侵害警察执法权益行为现状、成因以及保障警察执法权益的意义,并从立法、制度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寻求应对行政执法中警察权益保护问题的可行方案。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的法律思考

知识产权公权力保护中的行政与司法并举二元模式已经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模式,在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用。但是,两种执法权运作所产生的衔接不流畅、标准不统一和程序不一致等问题,对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制度依凭提出了变革欲求,对进一步审视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衔接机制的设置理路提出了挑战。通过反思和检讨现有立法资源和体制现状,通过整合有益因素,以型构内生系统有机结合、外部体系明朗紧凑、整体架构通达流畅的衔接机制为目标,提出了若干完善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Ginarte-Park方法的基础上,考虑到处于司法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法力度和立法强度,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将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量化。接着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以人均实际GDP对数为被解释变量,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解释变量,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证明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然后对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绘制了异常经济增长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散点图,来作为稳健性检验的一部分。并通过对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图的分析,初步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时间效应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能够解释省份个体效应的37.4%。

文化遗产权视角下我国文化遗产行政执法研究

文化遗产行政执法是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当前我国文化遗产行政执法存在很多问题,如过度强调私权理念和刑事手段,文化遗产行政执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执法主体分布不均,文化遗产行政执法效能较低;违法活动日趋隐蔽、复杂,增加了文化遗产执法的难度;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文化遗产执法存在漏洞;忽视文化遗产内在规律导致文化遗产保护性破坏频发。对此,应当分别从提高文化遗产行政执法的合法性、重新认识并充分利用行政执法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有价值、平衡文化遗产行政执法主体的配置、预防保护性破坏与提高执法能力并举、完善对文化遗产行政执法的综合监督机制等方面对我国文化遗产行政执法予以完善。

论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民事执行程序虽然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作为主要目标,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对被执行人基本人权的保障同样应当予以重视,此两者作为现代人权理念的应有之义,共同构成了民事执行程序中的人权保障话语体系。但是民事执行程序的主要使命决定了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权和债务人的基本人权保障始终处于一个脆弱的“偏向式”动态平衡状态,在执行程序中对债权人债权实现权的强化会逐步加剧两者之间的张力,脆弱的平衡状态随时可能被打破。《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作为对我国民事执行司法实践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其立法科学化的衡量维度固然在于以对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之成效作为重要衡量指标之一,但是不能单极化发展,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同样应当纳入其中。因此,《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必须回应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实现和被执行人基本人权保障之间的紧张博弈和冲突。应当充分发挥权利平等保护原则、比例原则以及程序救济原则在具体制度构建中的基本价值功能,以对被执行人生存权、生活安宁权、人身权以及人格尊严权之保障“划定”强制执行权作用于被执行人时之限度,以此为基础厘清民事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的人权保障边界。最终通过对债权人债权实现和被执行人基本人权保障之间的价值衡平,为《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镶嵌”人权保障的“内核”,为中国人权话语体系构建贡献力量。

论民事强制执行中的人权保障

对基本人权的保障是司法制度发展的必然要求,民事强制执行制度亦无例外。我国强制执行法律体现了人权保障理念,但仍显不足,强制执行法的发展,应从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案外人等各利益主体的基本权利保障角度出发,完善立法,改进执行措施,在对执行当事人和案外人基本人权保障的前提下,实现生效裁判的合法、及时执行。

关于改善公安执法环境的思考

公安执法环境是公安机关行使权力、履行职责的社会土壤,执法环境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公安机关的工作成效。我们在对一线民警的执法环境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公安执法环境的现实因素,并就如何改善公安执法环境和加强民警执法保障提出一些建议。

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执法特点的警察权益保护研究

交通警察执法的特点决定其每天面对大量的道路交通参与者,其执法过程对道路交通秩序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其执法效果是其执法的权威性与当事人配合共同促成的结果。根据交通警察执法特点,通过细化妨碍交通警察执法行为和明确伤害执法警察的法律责任,在规范交通警察执法的同时实现对交通警察权益的保护,以达到提高交通警察执法权威,强化道路交通参与者法治意识的目的,进而提高通行效率,保证道路交通安全。

公安执法工作中的民法精神适用

民法知识的匮乏和民法意识的淡薄,公安执法过程对公民民事权利保护的忽视,使得目前社会中侵害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现象频发。通过树立优良的行政文化,加强公安执法的舆论监督和程序监督,加强警察对民法知识的学习和民法意识的培养,能有效预防遏制此类侵权事件的发生,营造和谐的警民关系。

论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

面临日益增多的暴力袭警事件,必须加强刑事立法,使警察的执法权益得到根本性的保障。在刑法总则排除社会危害性行为的内容中增设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在刑法分则中增设有关袭警犯罪的内容,以加强对警察执法权益的刑法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