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in death and organ transplant legislation: analysis of 969 respondents by classroom questionnaire

BACKGROUND: China has the largest potential market for organ transplants in the world, but it has not yet established brain death and organ transplant laws.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ttitudes and suggestions of doctors, pharmacists, and civil servants concerning brain death, organ transplantation, and their respective legislation.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with 10 sections and 44 questions was designed and distributed. The effective questionnaire data were then recorded and checked for descriptive analysis. RESULTS: In 1400 questionnaires distributed, 1063 were responded and 969 of them were valid and analyzed. The respondents showed an in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brain death and organ transplantation laws. Seventy-four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the standard of brain death. They agreed that legislation should be involved in the removal of organs for transplantation, the future use of organs, and insurance and compensation for the donor for possible health risks induced by organ removal. Of the 969 respondents, 92% considered it necessary to have legislation in brain death and organ transplantation, and 61% thought that it is time to legislate. CONCLUSIONS: Legislation for brain death and organ transplantation is urgent and timely in China. The laws must include the respectiv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patients, close relative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Educating the public about brain death and organ transplantation should also be encouraged in a variety of ways.

论我国公益诉讼立法的三大难题

自2012年被以专门条款形式写入民事诉讼法始,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开始踟蹰前行,直到检察机关全面介入公益诉讼并发挥起主导作用,公益诉讼才蓬勃发展起来,不仅将范围拓展到14个领域,而且年办案量已近20万件。当前,制度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公益诉讼向纵深推进的最大障碍,因此为其单独立法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尽管共识颇多,但犹有立法的路径、名实、平衡三大难题亟待解决。

基于协同视域的公安机关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研究

大力推进公安机关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是全面整合警务资源,实现警务作战效能大幅提升的重要措施。从协同视角审视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现状,以问题为导向剖析合成指挥、合成资源、合成力量三个维度,把准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困境之“脉”。通过细化警务合成要素,建设好以信息共享、指挥决策、指挥调度、力量建设、全面保障、战果复盘为目标的警务合成作战机制,不断增强警务合成作战协同效能和优化警务合成作战机制。

智慧公安背景下大数据创新应用能力研究

公安工作亟需提升大数据创新应用能力以推进公安智能化建设,其核心任务在于构建涵盖技术支撑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与人员应用能力的大数据创新应用能力体系。在技术支撑能力层面,软硬件设备更新、平台智能化程度、数据连接环节难以满足公安工作智能分析与决策需求;在组织管理能力层面,计划、协调、管理、实战能力及战略匹配与公安大数据建设发展不协调;在人员应用能力层面,存在信息化水平有限、人才知识更新缺乏合力、岗位培训实效有待提升等问题。培育数据应用能力、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加强落地核查应用、重视战略匹配作用等举措可以逐步提升大数据创新应用赋能公安工作的能力,推动形成公安新质战斗力。

中国近代警政的滥觞——以清末警察立法梳理为脉络

近代警察制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晚清时期,随着政府试图重整政治经济、改良传统统治方式以及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型,警察制度开始萌芽。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仿照西方模式创建了近代警察组织,并着手制定相关法律,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警察立法的先河。警政律法在此过程中逐渐起着协调朝野与列强关系及安定社会秩序的磨合和缓冲作用。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政治动荡、经济萧条、民众困苦,加之传统封建制度的固有弊端,警察制度未完全建立,清政府对警察的作用和定位仍处于试探阶段。此外,全国城乡的治安管理仍主要依赖宗法和保甲等地方自治组织,各自为政,难以建立全国统一的警察组织,更未形成以警察基本法为核心的警察律法体系。

《慈善法》施行以来地方慈善立法创新与启示--基于12部地方性慈善法规的分析

《慈善法》施行以来,地方慈善立法加快推进,成为我国慈善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颁布实施的地方性慈善法规将《慈善法》的一般规定与本地实际紧密结合,从慈善组织及公募资格退出、慈善组织认定激励、慈善项目评估、慈善服务协作、区域慈善合作、慈善组织社会监督等多个层面积极推进慈善制度创新,为其他地区的慈善立法和慈善改革创新工作提供了重要实践参考。

警察意外开枪行为研究

警察的意外开枪虽属小概率事件,但作为一种执法事故,不仅导致不应有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还会引发公众对警察用枪能力的疑虑,影响警察形象和执法公信力,应当引起立法者、警务机关及其人员的高度重视。为了有效减少警察的意外开枪,警务机关应当聚焦意外开枪产生的内因和外因,采取双轨治理模式,提高警用枪支的安全性能,强化警察使用枪支的科学训练,完善警察使用枪支的安全规则体系,以实现对意外开枪的实质性防范,维护警察的执法安全。

地方立法视阈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的界定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的界定问题上,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相关事项的地方立法采取了概括式、列举式和概括列举式三种表达模式。地方立法遵循明确本质属性、立足历史实践、突出典型特征等逻辑进路,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和增强了事实与规范的相对称,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实关系”达成了相对“统一”。目前正在制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在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时,应当吸收地方立法经验,兼容并蓄,择善而从,同时还应当处理好其与宪法规范的关系,实现与特别法人定位的有效衔接,正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化问题,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合作组织的区别,以确保法律概念界定的科学性和适用范围的准确性。

公安机关招录人民警察心理素质测评研究

公安机关招录人民警察心理素质测评是运用心理学测量方法评估考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和职业心理素质,是公安队伍建设和人民警察培养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梳理公安机关招录人民警察心理素质测评的现状发现,由于测评理念未得到广泛认可、评价机制不健全、专业力量薄弱引发测评的专业量表缺乏、测评内容单一、各地测评实施情况差异明显,测评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提升招录人民警察心理素质测评工作质量,要做好测评的“战备性”建设、丰富测评的工具和技术手段、优化测评的实施步骤,才能助力公安队伍高质量发展。

公安机关警察权的力度、法度和温度

公安机关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重要组成部分。底层逻辑上,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具有一定力度,需结合场景理论灵活适度把握警察权的“强”与“弱”。警察权作为合法暴力性权力,为有效防止警察权行使的肆意,应建立警察权“负面清单制度”,优化警察权监督机制,保证警察权在合法、正当范围内行使,即警察权应具备法度。同时,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格局下,公安机关警察权行使应有明确价值定位,遵循警察权力度、法度前提下,尤其面向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有关等特定场景,警察权行使应体现一定的温度,体现警察权的“人民性”和“权利观”。综合言之,公安机关警察权应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持续优化,不断提升警察权综合效能,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视域下联合国警察胜任力培养优化路径

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国际组织平台,联合国警察在维护全球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2017—2023年度联合国公开的166条警察岗位招聘说明书中的4838个胜任力节点文本,发现语言能力、警务工作年限等要求在不同岗位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总胜任力、知识、技能、社会角色、自我认知、个性特质、动机等不同类型胜任力在不同岗位级别上也存在显著差异。提出通过完善公安院校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机制,畅通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输送和晋升渠道,加大涉外法治人才吸收回流力度构建螺旋式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的建议。

基于社会燃烧理论的涉警网络舆情演化分析

网络舆情因其影响广、扩散快、破坏强的特点,逐渐成为社会舆情治理中的重要一环。由于主体的特殊性、牵涉利益的普遍性,涉警网络舆情更容易引起网民非理性的讨论,从而对警察形象、政府威望、社会秩序等造成负面影响。社会燃烧理论作为社会学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通常用来描述无序、混乱、失衡的社会现象,从本质上与涉警网络舆情高度吻合,因此以社会燃烧理论为基础对涉警网络舆情进行类比研究,从可燃物、助燃物、点火温度三个角度分析涉警网络舆情的演化逻辑,便于公安机关理解其产生、发展的规律,从而“对症下药”。

何以最高: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史

新中国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理论和建政学说的中国化实践。基于巴黎公社确立的社会主义建政原则、苏俄/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苏维埃和边区参议会的探索发展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华北人民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创制出新,“五四宪法”全面建构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各项制度体系。厘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最高性,需要释明四组关系:党的领导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人民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宪法的关系,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关系。经由四组关系的对比和判断,方能确定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何以最高”。基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创构史,可归纳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四点规范内涵:最高并非自足,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党领导人民建政和执政的政治机关;最高立基民主,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人民的政治一致性”的代表机关;最高但是有限,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旦完成制宪后就成为宪法之下的有限机关;最高兼容分工,即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产生并监督其他中央国家机关的权源机关。

国外人体器官捐献立法文献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

目的分析国外器官捐献的相关立法内容,借鉴其先进经验,为探索及完善我国器官移植法律制度提供参考。方法查阅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英文数据库Science Direct和Springerlink,采用高级检索,输入中文关键词＂器官移植＂、＂器官捐赠＂并含＂立法＂,英文关键词Organ Transplantation、Organ donation和Laws或legislation等,搜索2000年1月~2014年11月所有相关文献,依据标准纳入符合本研究目的的文献。结果 3个数据库中检索得到相关文献1160篇,经筛选得到213篇,根据文章研究目的,阅读文献摘要或全文找出与器官移植立法等相关文献,最终纳入文献23篇。文献共涉及12个国家,且各国在器官移植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立法,主要内容包括脑死亡的判定、捐赠者同意、家属/代理人的决定作用、器官捐献的年龄限制、器官买卖、器官捐赠者的补偿等。结论我国应借鉴国外器官捐赠立法的先进经验,为我国器官移植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参考。

脑死亡与器官移植立法课堂调查问卷分析

目的调查了解医生、药剂师、公务员对脑死亡与器官移植及其立法的态度和建议。方法以自行设计的包括10个项目44个问题的调查问卷,对广东省在职医生、药剂师和公务人员进行调查。所有问卷在课堂分发并当场收回,检查和记录有效问卷后,统计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总共分发问卷1400份,回收1063份,有效问卷969份。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对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立法的理解不够充分,但74%认可并接受脑死亡标准。而且他们一致认为器官获取、使用及可能对捐献者带来的健康风险的保险和补偿等问题都应有法可依。92%的被调查者还认为脑死亡和器官移植有必要立法,其中61%的认为立法时机已经成熟。结论我国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立法是大势所趋,内容必须包括患者、近亲属及医疗机构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同时,鼓励和加强对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立法等相关问题的教育。

脑死亡和器官移植问题解决需要立法直接介入

随着脑死亡认定和器官移植开展所引发的问题在器官移植案例上大量涌现,使得死亡认定是采用心肺死亡标准还是脑死亡标准之争日趋加剧,参与脑死亡和器官移植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不清的矛盾越发突出,这一切要求国家从立法上就死亡和器官移植问题清楚表态。国家在规范死亡认定标准和器官移植及其相关问题上,支付成本最小、收益最大、最适宜法治社会的介入手段是通过立法。笔者认为,在制定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立法问题上,或可以由全国人大制定专门的脑死亡和器官移植法;或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部分补充和修改法律的方式完善有关脑死亡和器官移植条款;或可以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先制定脑死亡和器官移植方面的行政法规,如目前已经制定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待条件成熟后再制定法律;或可以采取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法律解释方式对脑死亡和器官移植进行立法;或可以考虑由最高人民法院单独就自然死亡认定与器官移植问题做出司法解释。在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的法规选择上,各省、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省、市除外)不具备有关脑死亡事宜的地方立法权,但有制定器官移植事宜的地方立法权;经济特区享有脑死亡和器官移植方面的地方立法权。在已经存在脑死亡和器官移植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前提下,可以以政府规章、部门规章方式就脑死亡和器官移植问题进行执行性立法。在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立法路径上,可试选择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由个别省市试点到全国推广的路径,这样做既可增大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立法的可行性,又能提高脑死亡和器官移植立法的成功率。

中国非政府组织立法60年回顾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非政府组织立法从单纯的行政法规发展到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等多层级立法体系,从单纯的社会团体规范发展到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规范等多类型规范,从单纯的非政府组织登记管理和日常管理发展到非政府组织登记管理、日常管理、税收管理、内部治理、社会监督等多维度管理,从单纯的监督管理发展到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机制。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既有立法理念上的,也有立法框架和技术上的。因此,有必要在树立非计划思维的理念以及权利本位理念的前提下,在完善管理法的基础上,实现上下位法的配套衔接,加强非政府组织激励立法,优化非政府组织监督管理立法结构。

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现实走向:制度、立法和国际比较——农民合作组织的制度建设和立法安排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农民合作组织已被视为中国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和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路径。在全球化背景和市场竞争环境下,合作社面临着多元的挑战和机遇。就国际经验而言,合作社发展的深层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对合作社本质规定的尊重和改革的平衡。而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组织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当务之急是通过加强合作社内部建设和加快立法进程以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

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动力、压力、阻力探析

法律的制定是一系列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动力,也有压力和阻力。认真厘清和分析转基因生物安全立法的动力、压力和阻力,有利于推进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立法进程、提高转基因生物安全法的立法质量。

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化学品立法需求

介绍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主要内容,分析了我国履约现状,提出了履约建议、措施:建立部委间协调机制;建立与公约要求一致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削减和消除制度,并与现有的相关制度有效衔接;建立 POPs 筛查相关制度;建立疑似 POPs 或有毒化学品信息采集、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相关制度;积极采用适合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手段;加强 POPs 监测、处置、替代等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