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会馆的制度建设、运行与社会适应——由杭州鄞县会馆出发

省城杭州的鄞县会馆建于同治年间,到光绪时已形成四进院落的规模,称嘉宾堂,主要服务于同乡士子备考寓居,为确保会馆切实发挥作用,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光绪年间会馆重订规约达64条,涉及禀告立案、会馆收支、入住资格、住馆规范、禁例等,彰显制度建设之用心。由此或可窥见晚清自上而下权力运行的规范化趋势及民间社会对这一趋势的呼应,体现出中国社会官民力图走出制度建设不足之窘境的积极努力。从会馆题名可见鄞县会馆对该地乡试有较大的带动作用,从会馆收支明细中亦可见该地好文尚义风气的浓郁。

晚清书院藏书目录的多种类型及其成因

晚清时期书院藏书建设蓬勃发展,据统计,这一时期流传下来的书院藏书目录数量超过以往各年代的总和。晚清书院藏书目录具有多种类型,在详略程度上,既有偏重“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提要式目录,也有只登记书籍基本信息的账簿式目录。在分类体系选择上,既有采用传统四部分类体系的目录,也有力图打破中西学壁垒、设置新分类体系的目录,还出现了以捐赠人为款目的捐赠目录。晚清书院藏书目录的多样性发展,主要受晚清书院藏书的渐进性及飞速膨胀、缺乏统一分类体系以及书籍购藏的不稳定性因素的影响。晚清书院藏书在变革过程中获得了多元发展,其藏书理论和实践蕴含着从传统迈向近代的必然性。

中国近代警政的滥觞——以清末警察立法梳理为脉络

近代警察制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晚清时期,随着政府试图重整政治经济、改良传统统治方式以及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型,警察制度开始萌芽。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仿照西方模式创建了近代警察组织,并着手制定相关法律,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警察立法的先河。警政律法在此过程中逐渐起着协调朝野与列强关系及安定社会秩序的磨合和缓冲作用。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政治动荡、经济萧条、民众困苦,加之传统封建制度的固有弊端,警察制度未完全建立,清政府对警察的作用和定位仍处于试探阶段。此外,全国城乡的治安管理仍主要依赖宗法和保甲等地方自治组织,各自为政,难以建立全国统一的警察组织,更未形成以警察基本法为核心的警察律法体系。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

查尔斯·泰勒所言的“大脱嵌”革命在清末民初引发了新伦理的建构。基于儿童成长的发展性、可塑性,儿童被视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希望,清末民初的先觉者们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下,焕发出构建儿童新意义秩序的极大热情。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就是伴随着关于儿童的新伦理秩序而生成的,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来完成:在新家国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国民;从德性伦理到规范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公民;在新身体伦理建构中“制造”“模范儿童”。然而,儿童在“大脱嵌”革命后并没有真正获得自我主体性,而是再次将个人置于新国家共同体框架中,成为负载着人们关于国家、政治和文化想象的隐喻符号。尽管如此,清末民初的文本中总有些儿童拒绝被格式化规训,他们总能冲破现实的困境、观念的囚笼,叫喊出生命的喜悦和自由。这说明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之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真正的童年精神在引领着我们。

清末警政与中国传统文艺管理制度的近代转型——以小说戏曲管理为中心

清末创办警政,小说戏曲管理在管理人员、管理理念、管理法律三个主要方面开始了近代化变革。管理人员方面,警察成为小说戏曲管理法定的主要力量,开始结束传统文艺管理人员驳杂的局面;管理理念方面,官方的小说戏曲管理开始从以禁为主的管理理念向禁止、保护和扶持三者结合的管理理念转型;管理法律方面,伴随国外警察法的移植和吸收,小说戏曲违禁属于风化违警罪,最重的处罚是罚金或拘留,小说戏曲违禁判罚实现了轻刑化。清末小说戏曲管理执法力量从差役到警察的更替,以及相关管理制度、法律、理念的建立和变迁,是中国传统文艺管理制度开始近现代变革的集中表现。

清末民初地方警察制度与基层治理的内卷化

清末民初为改善地方治安、刷新基层政治曾在地方推行警察制度,以此取代保甲团练、胥吏差役等传统基层社会组织与群体。警察制度及其后地方自治的实施标志着国家政权开始全面进入基层社会,力图借助国家权力实现基层社会的再组织化,重塑基层治理体系。从实施效果看,地方警察不仅无力取代保甲团练、胥吏差役等旧势力,其行为方式与运作逻辑也逐渐与后者混同,形成基层治理的内卷化,旧的治理方式被新的组织所复制和固化。国家权力下移与新型组织的建立并未带来基层治理的进步,治理转型难以实现。

清末县域警察教育历史样态研究(1902—1911)——以雄安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西方警政制度传入中国,为进一步培养高素质的警察队伍,加强行政执法能力,警察教育应运而生。直隶作为清政府的京畿之地,不论是警政制度还是警察教育皆走在全国的前列。雄安地区作为直隶的重要县域组成部分,又与京、津毗邻,在地理位置上有着独一无二的特殊性,雄安地区的警察教育经历了从代为培养到自主办学的两个发展阶段,尤其是创办的巡警教练所可谓清末县域社会自主开办警察教育的典型样本。以雄安地区警察教育为典型个案得以窥探清末中国传统县域社会警察教育的历史样态,不仅对中国近代县域社会警察教育的创办与发展研究的深入有着推进作用,而且还对雄安地区历史文化的发掘与历史文化底蕴的丰富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清末新政与中国警政近代化

20世纪初 ,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进行了具有自救意义的新政改革。编练巡警是其新政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 ,其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准军事力量。清政府警政改革的措施客观上也推进了中国警政的近代化 。

清末广东巡警的创建与官绅关系

近代警察制度的引进自始即有地方绅权伸张的背景,1900年广州绅商最早设立巡警局。针对地方绅权的扩展,广东官方一面积极参与巡警的创建,力图控制新兴的警察力量,同时又设法利用新的警察制度收归原有的地方团练。而官方的过多干预,却挫伤了地方士绅的积极性。因为经费等问题,广东巡警之创建并不顺利,成效不彰;又因为盗匪问题,地方团练反而得以发展。1907年“警保局”在省城出现,官权不得不向绅权让步。

清末巡警部创建的历史考察

20世纪初期,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进行了一场旨在维护其统治的"新政"改良运动,改革警政便是其内容之一,并于1905年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警务机关——巡警部,以指导全国的警政建设,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警政近代化。

晚清新疆义学建设的历史考察——以吐鲁番为中心

晚清新疆义学建设是与新疆建省、地方改行州县制度相配套的措施之一,在此情况下,吐鲁番相继设立了八所义塾。待义学开办十余年后,魏光焘提出在南疆设立总义塾的改革计划,但其效果并不如各地的散塾,因而吐鲁番设立总义塾的建议被否决。清末百日维新与新政的推行以及甲午战败所导致的教育政策变更与教育经费紧张,最终使包括吐鲁番在内的省城附近的义学终于在光绪末几年被裁改,新疆义学也走向了历史的尽头。

扩张与困顿：从警政经费看晚清地方警政建设

警政建设是清末国家权力向州县以下地区进行扩张的一次重要尝试。但是由于中央政府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因此不得不谕令地方自筹经费开办。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地方政府因财力不济,不得不采取加重捐税、增加税种以及和地方士绅合作等办法开办警察。由于经费筹措的困难和税源结构的重大调整,清末的警政建设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扩张之后,逐渐走向了困顿与萎缩。兴办警政助长了士绅力量的膨胀,冲击了原有的国家权力结构。

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国家建构

清末,中国传统时间思维受到西方线性时间观念的冲击而发生根本变革,纪年变革就是这种变化最为直接的表现。知识分子将纪年视为建构"现代国家"的重要方面,并为争夺纪年所具有的政治资源展开激烈论争。民国建立之后,革命党人将建构新纪年体系视为革新政治的重要标志,并在社会上大力播扬新纪年的意义,此做法却受到了普通民众的抵制。时间观念及与之相伴的生活习俗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论题。

清末民初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机构的变迁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化的开始,是第一次全面开放、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过程,与当今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全球化过程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特别是相对于我国传统的工官体系和工部等管理机构是在皇权体制下的产物,清末民初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机构的变迁则是逐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过程。因此,关于清末民初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机构变迁的研究,对研究当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机构的职能与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清末沈阳的城市与园林建设情况

清末的沈阳,在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开始了被动的现代城市建设进程。这个时期的沈阳,城市面貌因战争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城市景观也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共存、中西方文化交融的情况,特别是西式公园的出现,反映出当时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的情况。沈阳不仅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城市公园景观,一些私家公馆园林也呈现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趋势。而以万泉公园、奉天公园为代表的新式公共园林,是沈阳近代城市公共园林绿地建设的开端。

川岛浪速与晚清警政建设

晚清创设的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多仿效日本。日本人川岛浪速创办的京师警务学堂是中国最早的警察教育机构,他的"上庆亲王书"提出了近代中国警政建设比较完整的方案。

“中国人种西来说”与清末的汉藏同源论

清朝末年,"中国人种西来说"传入中国,随即成为国族建构的理论工具。革命派借此强调华夏西来,满汉不同,证明"排满"的正当性;维新派借此论证中国各族同源异流,实同兄弟,不可分离。该学说认为东迁之族,有一支南下成为藏族的先民,因此,两派都认可汉藏同源之论,成为当时国族建构争论中少有的共识。民国初年,该学说日渐式微。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凝聚国民,挽救危亡,汉藏同源论再度复兴,成为舆论宣传的重要内容。清末的汉藏同源论强调的是以血缘等根基性纽带为基础的国族建构方式,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观念,由此推导出的文化同化政策,对近代中国的边疆治理产生了深刻影响。

论战、选择、趋同:晚清民国时期国族建构视域下的中华民族观

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观的理论主要是围绕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而构建。作为清政府反对力量的革命派,基于排满革命的立场,主张满汉对立,强调汉族与满族的民族属性不同,从而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汉族民族主义革命。面对革命派的革命宣传与民族主义革命,立宪派为了抵制以"排满"为重要特征的革命浪潮,统合全国力量,因此提出五族共和的民族一体融合论。两种不同的中华民族观,基于各自的目标展开论战。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执政的中华民国政府基于维护民族、疆域之基础,选择并正式确定了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观。及至抗日战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得到了全民族的认同,对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吴趼人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研究

享有晚清"小说界巨子"美誉的吴趼人,不仅以多产的小说创作实绩盛名于晚清文坛,而且其多维化的小说理论建构对晚清文学格局的繁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描述吴趼人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的演进路径,凸显其小说理论形态的独特个性,透视其主体建构与社会现实的关联与疏离,藉此可全面审视晚清小说理论现代建构的特点和规律。

清末广东警政建设中的两广总督

晚清广东复杂的社会环境,使两广总督多为名吏,他们的警政思想和具体实践反映了清末警察在中国推行过程中的曲折斗争。本文主要从总督的警政思想和警政实践中的阻碍两方面来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