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fect of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on attitudes toward the concept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IM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on individuals' knowledge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forensic mental health.METHODS We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regarding attitudes toward various ideas about forensic mental health. The respondents attended a 1-h seminar regarding forensic mental health after answering the questionnaire. On completion of the seminar, the respondents answered another questionnaire containing many of the same questions as contained in the pre-seminar questionnaire.RESULTS A total of 86 individuals attended the seminar, and 78 responded to the questionnaire. Only 13(18.8%) participants were supportive of the concept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itially, and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ose who became more supportive after the seminar, with 22(33%) being supportive after the seminar(Wilcoxon signed-rank test, P < 0.001).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participants who were skeptical about forensic mental systems and those with fewer opportunities to see media reports regarding psychiatry were likely to become supportive of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fter the intervention.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nd mental health can be influenced via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

从“法制”到“法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与推进路径

家庭教育政策是规范与支持家庭教育发展的重要工具,是推进我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经历了以边缘性探索为中心的萌芽发展阶段、以系统性规划为抓手的改革发展阶段和以体系化建设为重点的深入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其动力机制、价值取向、实施过程保障及话语规则均有其独特的演进逻辑。家庭教育法治化是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家庭教育从“法制”走向“法治”,可采取以下推进路径:形成强化基础建设、优质均衡发展的政策动力机制,秉持兼顾个体与社会、协调多元利益的政策价值取向,深化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组织建设的政策实施过程保障,体现深入了解民情、广泛反映民意的政策话语规则。

权宜之计抑或权利扩张:学前教育立法中的托育服务

国家在2023年重拾学前教育立法工作,并公布了《学前教育法(草案)》,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被法条明文分离切割。实际上托育服务自20世纪末式微之后,并非无法可依,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寄身于学前教育立法以获取发展空间与法律支持,尤其是在地方立法中呈现出类型多样的立法模式。尽管对于部分地方立法将托育服务纳入学前教育制度的立法技术,在特定历史阶段下应肯定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作为填补立法空白的权宜之计,该立法技术也日渐暴露出了覆盖范围有限、“过度学习”风险、保障水平较低等诸多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托育服务专项立法势在必行,其根本实现路径是从基本权利保护的视角出发,承认获得托育服务权是一项有别于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明确权能内涵,具体化相对应的各类国家义务。

贯彻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立法与实践的双重审视

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幼有优育”的必由之路,而立法则是促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草案)》以最有利于学前儿童的原则为根本立场,旨在解决学前教育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草案》强调以公益普惠为基本方向,保障学前儿童的受教育权和参与权;推进科学保教,遵循学前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规定家园社三方协同育人责任,优化学前儿童的成长环境。尽管《草案》在许多方面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充分体现了对学前儿童权益的高度重视,但在具体实施上,仍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条款,健全相应的制度保障。

权力技术与主体建构:学前体育的社会学解释框架

学前体育是“幼有所育”“幼有优育”的重要内容与形式,对学前体育政策工具与主体实践的理解是认识学前体育本质内涵与价值指向的重要逻辑起点。借助福柯的权力谱系分析学前体育作为一项“权力技术”如何实现自身成为学前教育的日常化活动,同时论证作为学前体育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体,幼儿如何借助“自我技术”实现自身主体的建构,以说明学前体育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终极价值取向是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认为,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的大背景下,学前体育要遵循提升政策引导力、提升科研助推力和提升师资培养力的发展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回顾与反思——基于政策要素与政策工具的二维分析

学前教育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经之路。为厘清新时代中国学前教育发展路径,基于政策要素与政策工具的二维框架,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颁布的7份专门性学前教育政策文件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持续关注学前教育发展,文件中的政策要素与政策工具均得到有效运用,但存在政策工具组合失衡、政策要素分配不均、政策要素与政策工具缺乏协调性等问题。为了促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合理配置政策工具,完善政策工具组合,动态调整政策要素定位,加强可持续供给,释放政策工具与政策要素协同效力并强化二者的适切性。

2024—2035年学前教育学龄人口及其对资源需求的预测——基于“三孩”政策的研究

在“三孩”政策全面实施背景下,本文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使用CPPS2020软件分高、低两种总和生育率方案预测2024—2035年学前教育出生人口、学龄人口和在园幼儿数,进而测算各年份幼儿园机构、专任教师和财政投入需求。结果发现:2035年我国出生人口在高、低方案下较2024年提升99万人、减少6万人;学龄人口和在园幼儿总量整体减少,向城市集聚,到2035年在园幼儿规模为2498—2752万人,其中71%—72%就读于城镇幼儿园。从教育资源现有供给水平来看,城乡学前机构与城镇专任教师可以满足未来需求,乡村专任教师和教育经费存在大量短缺。基于此,需统筹城乡幼儿园的配置;促进城乡教师资源流动;建立各级财政分项目按比例承担学前教育经费的分担机制,加大学前的教育财政投入;财政投入更多用于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2010—2022年间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的发展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前教育政策历经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期和完善期。已有研究认为2010年以后为学前教育政策的完善期,在完善期的2010—2022年间国家共出台71项关于学前教育的政策,政策类型覆盖“通知”“意见”“规程”等,而颁布主体也大都由多个部门联合颁布。从外部发展变迁来看,即2010年以后的完善期与1990—2009年的发展期相比存在以下变化:学前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更加科学民主化;政策总量和政策级别提高;幼小衔接的重视度快速提高;家庭教育重视度不断提升。从内部发展变迁来看,2010—2022年间学前教育政策从重“量”走向“质量兼具”;培养内容顺序和数量发生改变;对幼儿园各方面的具体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和增加。

政策工具视角下地方性学前教育法规研究

推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是目前学前教育事业的重点之一,而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规的支持。以地方现行有效的20部法规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的交叉分析发现,目前法规内容可操作性不强、政策工具尚可优化、法规内容同质化明显。因此,要细化法规内容,增强可操作性;增强政策工具的多元性和灵活性;突出法规的特色性,避免同质化。

教育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规范与政策的双重视角考察

从规范与政策的双重视角出发,教育法典编纂存在四重宪法基础,分别宏观解释缘何需要编纂教育法典、由谁编纂教育法典、如何架构教育法典以及“不完全法典化”能否成立。基于贯彻落实我国“法典化”时代的立法政策导向、统合宪法中复杂“教育”概念及统一厘定复杂教育法律关系的需要,教育法典编纂的必要性能够得到宪法肯定;教育法典应当属于宪法第六十二条第三款中的“其他的基本法律”,参照宪法的规范指示及《民法典》编纂经验,可以得出全国人大是教育法典的编纂主体,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是草案编纂的牵头主体、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是重要参与主体的结论;基于宪法“价值导向+三大领域+四种类型+多重阶段”体系模型,可以为如何架构教育法典的总则和分则提供参考;根据宪治秩序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整性、科学性要求,可以得出“不完全法典化”路径难以成立的判断,应当采用“基本法典化路径”,以保持教育法典的独立、完整和稳定,排斥法典以外的单行立法。

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中政府角色的演变及影响因素

学前教育在提高全民素质的过程中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纵观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中政府角色的演进历程,先后经历了“政府统一规划与管理”(1949-1979年)、“政府集中领导,分级管理”(1979-1992年)、“政府主管,地方负责,分级管理”(1992-2009年)与“政府主导,多元负责”(2010年至今)等阶段,并将政府作为立法者与管理者的角色代入到新时代推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体系之中。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角色发挥与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积淀、相关主体的认知与多方教育需求等影响因素相关。未来学前教育发展中政府角色的发挥要在进一步明确政府主导职能的范围与边界、重视地方政府履责与发力、加快学前教育法律及政策的制定等维度有所作为,以回归学前教育公共产品的属性,应对市场失灵和多头管理等局面,与社会、家庭合作建立一个富有弹性,多样化、友好、平等的学前教育生态。

OECD学前教育政策的转向及其动因、现实隐忧与反思

自涉足学前教育以来,OECD学前教育政策经历了从主张多样化发展到追求“最佳实践”的转向。“全球教育改革运动”的盛行、构建全球标准化教育治理体系的需要、国家/地区间学前教育发展差异明显是这一转向背后的主要动因。这一转向也带来了多重现实隐忧,体现在矮化学前教育的育人价值、造成学前教育的“文化殖民”、遮蔽学前教育的“复杂性”、引发学前教育政策的“趋同化”。应审慎对待最佳实践的“价值”与“效能”平衡问题、数据依赖性问题以及应用限度问题。

面向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认同现状及提升对策——基于幼儿园园长视角的分析

政策受众对学前教育政策的认同程度,既是学前教育政策体系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标志,也是考量学前教育政策实施效果和社会价值的重要标准。本文基于全国978名幼儿园园长的调查,分析幼儿园园长作为政策受众对当前学前教育政策的认同程度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园长对当前学前教育政策的认同程度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园长对于相关政策及其配套措施的内容不够熟悉、对政策落实评价偏低;园长对政策实施的满意度处于较高水平,但各维度之间差异性很大,园长的性别、学历以及园所所在区域和地域对其政策认同度有显著的影响;园长对于政策实施的参与度、受益度、期待度对其政策认同均有显著的影响,其中参与度的预测作用最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重视园长对于学前教育发展政策认同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改进措施,以提升园长政策认同度,确保学前教育政策的科学研判和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顺利推进。

家庭教育立法的演进逻辑与未来进路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同构成了教育生态体系,家庭教育立法是家庭教育法治化的必要保障,也是推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家庭教育立法经历初步建设、深化拓展、守正出新三个时期,呈现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从家长教育向家校社协同转变、从笼统模糊向制度化建设迈进的演进逻辑。我国家庭教育立法的未来进路有三条:优化完善地方法规,构建中国特色立法体系;明晰主体职责权限,形成多元协同治理格局;建立监测评价机制,保障立法真正落地落实。

西南地区学前教育与人口变动趋势的协调发展研究——以云贵川三省2017—2020年的数据为例

人口与教育是两个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因素。以“三孩”政策的实施为研究背景,以西南地区云贵川三省2017—2020年学前教育发展的数据为例,分别从学前教育政策、城乡资源分配、乡村教职工配置三个维度予以分析。结果显示,该地区存在公共服务能力薄弱、城乡教育资源差距大、资源配置不足的问题。对此,建议从完善学前教育体制、扩大教育资源、缩小教师资源配置差距三个方面入手,促进西南地区学前教育与人口变动趋势协调发展。

澳大利亚幼儿教师政策发展的新图景——基于《塑造我们的未来:实施和评估计划》的分析

幼儿教师是影响各国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为进一步提高幼儿教师培养质量、缓解幼儿教师供需矛盾严峻态势、推动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出了《塑造我们的未来:实施和评估计划》。该计划从幼儿教师人才培养和人才留用两个方面着手,从源头上解决幼儿教师“引得进、育得专、教得好”等关键问题,以及从根本上解决幼儿教师“留得住、做得久”等核心问题。为此,围绕该计划澳大利亚教育部门针对幼儿教师进行了一系列政策部署:出台多种激励举措,简化教师注册流程;开发多种类型课程,进行全阶段培训;实施在线微认证,拓宽职业路径;增加财政投入,改善职业环境;推出心理健康项目,建立学习社群。这一系列政策体现出供需平衡、双向提升、协同融合、共融互促、相互融通等特点,有助于促进幼儿教师专业成长、提升幼儿教育质量。该计划虽然施行仅1年时间,其成效还有待检验,但对我国建设幼儿教育师资队伍、解决幼儿教师“引、育、留”等问题仍具有启发意义。

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时空嬗变——基于2010-2020年256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普惠性学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已成为国家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政策目标。本研究运用内容分析法,结合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政策工具分类框架,对所选取的2010-2020年中央和省级层面与普惠性学前教育相关的256份政策文本进行分析,探讨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政策的时空嬗变特征。研究发现,多元类型的政策发布数量整体呈上升趋势,多元主体逐步形成合力。从时间上看,政策目标渐进式发展,以实现普及普惠为根本基线;政策内容不断聚焦普惠性内涵,走向系统与全面;政策工具综合运用多类,以供给型与环境型为主。从空间上看,各地政策目标虽都诉求保证入园率和城乡均衡发展,但在高度和广度上具有差异;各地政策内容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高度重视人力、物力和财力供给;在选择政策工具方面,不同地区都会考虑与政策目标、内容和经济发展的匹配度。因此,为推动我国普惠性学前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应处理好“规模”与“质量”、“公办”与“民办”、“远景规划”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关系。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爱国主义教育立法议程探析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立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举措。将爱国主义教育纳入法治轨道是提升教育实效和凝聚力量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多源流理论对分析爱国主义教育立法进程的动态机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研究发现:专门立法不足、法治化程度低、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实效不高、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带来的冲击和挑战等构成了问题源流;党和政府部门的指导意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社会公众的建言献策、专家学者的专业建议形成了政策源流;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人民对高质量爱国主义教育及其法治化需求形成了政治源流。三源流两两反复互动、交汇耦合,开启了爱国主义教育立法的“政策之窗”,助推《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的颁布实施,以法治方式推动和保障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

21世纪以来中国学前教育政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国家为提升学前教育质量相继出台各项政策。文章运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中研究学前教育政策的核心期刊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国内学前教育政策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已有17位核心研究者和8所核心研究机构。研究的问题多聚焦在学前教育政策发展历程、学前教育改革政策、学前教育质量政策、学前教育公平政策以及学前教育政策启示5个方面;其研究历经了初步探索、多元发展和深化推进三大时期。基于此文章提出,未来各学者和机构间应建立长效合作研究机制,拓宽研究视角,进一步深化研究内容,优化研究范式,加大实证研究力度,并重点关注政策实施的效果实绩。

新时代我国家庭教育政策工具的使用及优化研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政策文本内容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进入家庭教育有法可依的新时代。政策是制定法律法规的依据,法律法规是政策的具体化。文章关注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优化,基于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的二维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政策文本进行编码、统计与分析,洞悉新时代家庭教育政策特征及存在的问题。研究发现:政策工具的使用存在结构性失衡,政策内容的分布凸显决策偏好,政策工具与政策内容的适配度有待调整。建议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优化:理性分析,提升政策工具选择的科学性;均衡配置,促进家庭教育共同体的协同性;精准匹配,提升政策工具与内容的适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