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乐观抑或悲观?

大数据驱动公共决策模式迭代升级,重构了决策制定、执行、监督和反馈全链条中的权力关系与资源配置。对此,学界出现了乐观论与悲观论两种基本的论调:乐观者认为大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具有诸多优势和良好发展前景;悲观者则认为现实中的大数据并不一定会促使决策更加精准、科学和民主,反而可能会因数据本身来源和格式的复杂性、数据互通和共享标准的差异性、多主体利益博弈的政治性以及隐私侵犯和信息泄露的可能性而导致更为复杂的政策失灵。进一步分析发现,乐观论和悲观论之间的分歧主要源于技术与政治、权利与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孰轻孰重。面向未来,可以推动大数据驱动的决策制定向审慎的乐观主义迈进,建构数字技术、政治过程与制度运作之间的互嵌与互适关系,以此锚定大数据驱动决策制定的基本方向,真正发挥大数据在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日本政治信念的变化与安全战略调整

日本对外政策制定立足于国家战略利益目标确定、国际环境判定以及对对手威胁界定的基础之上。决策的判断依据与政策手段的选取,受到政策精英政治信念的影响。以乌克兰危机为契机,日本政策精英的政治信念呈现出新的变化特征。对日本政府关于安保政策的官方文件的操作码指标进行测算,证实了日本政策精英的政治信念在岸田时期已进一步显示出消极和悲观的强现实主义色彩。哲学信念重新界定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塑造了日本的风险偏好,工具信念则改变了日本政策手段的选择,使得激进性、冒险性和进攻性共同构成了日本安全战略大转向的显著标志。

政府间规范秩序:一个扩展的政策过程理论

论文通过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计划政策过程中的国际、国内和地方政府互动,提出了政府间规范秩序(Trans-governmental Normative Orders,TNO)理论和共识治理模型。TNO理论揭示了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政策过程的新特征,即将政策目标背后的价值理念和规范作为共识目标,将复合治理机制作为共识机制,将多重规范性秩序作为共识体系。基于对地方和全国两级碳市场试点计划的详细考察,论文总结了共识治理模型三个层面的演进与发展:(1)共识目标从国内改革攻坚演进为统筹全球治理和本国治理秩序;(2)在共识机制层面发展出动员-赋权、试验-反馈、推广-扩散等多类型的政策创新机制;(3)在共识体系层面,以制度建设规范来兼容政策方案多样性、以国家治理规范来调适政策目标多元性、以社会治理规范来消纳政策风险不确定性,最终推动形成国际国内间、央地政府间以及政府与市场间的规范性秩序体系。

负责任的治理:跨越政策过程中的“责任陷阱”

责任陷阱是政策过程中权责关系不合理导致政策效果不理想的现象,将其置于责任政治的框架中加以审视与分析,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在明确责任陷阱的基本内涵与研究脉络的基础上,可以从责任政治分析框架中的两个基本维度探讨如何跨越责任陷阱:一是在结构维度上构建积极履责的制度基础,在一个完整的责任框架中设计各项治理机制,明确“负责任的机制”中所包含的不同要素,尤其是重新调整问责机制的运作;二是在行动维度上明确真实履责的实践导向,在治理过程中构建法治化、规范化的执行模式,为组织成员在复杂问题中的“实质性判断”提供空间。跨越责任陷阱是实现“负责任的治理”的必由之路,也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夯实社会基础。

政策过程理论视角下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提升策略研究

决策影响力是高校智库的生命力和价值所在。政策过程理论为提升智库决策影响力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在文献研究和实践基础上,归纳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关于制约高校智库影响力的因素,结合政策过程理论,分析高校智库影响决策的路径、方式及存在问题。针对新时期提升高校智库决策影响力,重点提出四点对策:一是强化与党政部门的联系互动,促进智库研究与决策需求融合;二是强化问题导向和问题意识,提升政策议题能力;三是强化成果质量导向,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四是强化数字化建设,赋能决策咨询研究。

岸田内阁防卫政策调整的决策过程及其特点——以反击能力的推进为例

岸田内阁对防卫三文书的修订是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而拥有反击能力则是此次调整的核心。由于岸田文雄自身的政治基盘比较脆弱,内阁本身较为弱势,岸田不得不依靠自民党和美国的力量协助决策。在他的推动下,自民党在拥有反击能力的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岸田内阁防卫政策的决策过程体现了明显的“政高党高”特征。自民党主导了围绕反击能力具体内容的讨论,并和防卫省合作,明确了反击能力所需的装备技术。然而,逐渐掌握话语权的自民党保守势力却在反击能力所需的预算及其财源问题上与岸田发生矛盾冲突,反而威胁到了首相的决策权。另一方面,美国因素同样在本次防卫政策的决策过程中起到了助推和加速作用,未来也可能持续影响日本反击能力的落实进程。

森林可持续经营实践若干问题的思考

森林可持续经营实践已在国内外开展并逐步走向深入 ,而从我国森林可持续经营实践来看 ,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研究和解决 :①政策支持体系问题。从中观和微观操作水平探讨与森林可持续经营相协调的各类政策。②实证研究问题。从具体的历史事实和案例中寻找森林可持续经营的一般规律 ,并进行理论创新。③决策过程和方法问题。探讨“自下而上”的决策过程 ,理顺农民、科技人员和政府的多方参与关系和各自承担的角色。④利益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问题。调整和优化森林可持续经营中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结构 ,研究和设计确保森林经营者利益的政策。参

新兴产业政策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管理研究——基于物联网产业的宏观政策决策过程的案例

采用纵贯研究、内容分析、深度访谈相结合的定性研究方法,以推动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3个宏观政策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旨在讨论政企互动是如何帮助政府进行不确定性管理的。研究结论表明:新兴产业的宏观政策决策是由数个存在递进关系的渐进式阶段组成,而每个渐进式事项的解决依赖于众多在政企互动中形成的微观政策工具的实施。政企互动帮助政策决策者通过4种机制(信息获取、行动协调、企业行动承诺和政府政策承诺)实现了对因信息缺乏以及对产业行动者资源依赖所造成的不确定性的管理。

政府如何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以物联网产业为例

本文以物联网产业三个政策制定过程为研究对象,采用纵贯研究、访谈以及内容分析相结合的定性研究方法,讨论了政府是如何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制定。研究结果显示:政策决策者将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过程分割为多个子决策过程,并且在每个子决策中,通过互动形成并实施众多微观决策,同时这些互动发挥了信息获取、行动协调、行动承诺和政策承诺四种功能。

中央-地方互动与“十一五”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分析

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是我国"十一五"期间用以保障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这一约束性指标的重要政策,本文从中央-地方互动视角研究该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发现,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呈现出"中央政府提出方针——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性政策实践——中央政府肯定创新并颁布新政策——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复制"的中央-地方互动特征,具有地方政策创新和自上而下政策复制相结合的特点。源自省级政府的政策实践是我国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建立的主要学习源,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出台提供了参照与经验,加速了中国节能考核政策的发展。但这些作为政策备选项的地方实践,总体上比较单一,并在中央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出台后迅速进行了复制式修订。此外,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地方创新性实践主要发生在省级政府层面,地市级政府和更低层次的政府更多起到的是政策执行的作用。本文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了初步解释。

我国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之探讨

教育政策制定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它包括教育政策问题认定、教育政策议程、教育政策决定和教育政策表达与合法化等几个阶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今天,我国的教育政策正在走向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政策制定的方法论: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决策模型和反理性主义决策模型是政策制定方法论上对立的两极。在它们之间,或者之外,至少还有两种重要的模型,一个是渐进决策模型,一个是循证决策模型,前者是从理性主义向反理性主义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环节,后者则是对理性主义决策原则的回归。本文以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为线索,对四种模型分别做概略评述,着重说明他们各自的方法论涵义。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下中国住房政策过程透析

运用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研究住房政策过程首先要确定政策舞台,但是单一舞台牵涉众多行动者和复杂行动链,故将其区分为三个具有制约关系的舞台:中央政策舞台、部委政策正式舞台和部委政策非正式舞台。前两个舞台的功能分别是选择政策目标和拟定政策方案,最后一个舞台被界定为一个针对政策方案的问题网络。三个舞台受到了住房业属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以及应用规则三个外生变量影响,形成了不同的情境结构并具有不同功能。住房政策过程在舞台内以及舞台间的互动中得以阐释。

政治过程、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政策制定过程的交易成本分析理论

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真实时间中的政治过程。由于政治交易各方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政策制定过程存在大量交易成本。借助于经济分析的交易成本理论,建构出政策制定过程交易成本分析的基本框架,厘清政治过程交易成本的构成与节约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可以为理解政策制定提供一个新的、合理的解释窗口,提供政策过程微观政治分析的可能,从而为节约交易成本,改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无论是对现有政策的评价、不同政策的规范化评估或是替代政策的推荐等,都必须认识到制定政策面临各种交易成本的约束,这些交易成本影响了政策制定的效率,使政策制定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计算问题,而是许多试图影响政策制定者(代理者)行为的参与者(委托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政策是政治博弈均衡的结果。

当代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政策否决现象探析

政策否决指政策过程中政治主体行使否决权,促使决策者放弃或改变议题、决定的现象。政策否决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政治形式,逻辑上构成共识政治过程的一个环节。我国政策否决现象可分为历时性政策否决、共时性政策否决两种基本类型。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否决出现了重大变化,显示了公共政策过程朝向民主化的进步。但是,政策否决的非正式性较为突出,现有制度缺少把体制外否决纳入到体制内否决的机制。

知识与政治:公共决策中的专家政治与公众参与

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由于决策对知识信息的需求,专家学者的地位日益提高,并在特定政策领域中形成了专家政治现象。而普通公众的参与要么被忽视,要么流于形式。公众参与决策困境的核心在于科学知识与公众常识地位上的不对等,普通公众被认为缺乏理性参与决策的能力。事实上,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科学知识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地方性知识概念则为普通公众参与决策提供了认识论上的合理性支撑。为了应对"风险社会"下日益复杂的政策议题,公共管理者应借鉴"参与式知识管理"的观念,促成相关知识与诉求间的理解共识。

我国体育政策研究述评

当前,我国体育政策研究不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有长足的进步,研究涉及体育政策的本质研究、体育政策的价值研究和体育政策的过程研究,但总体而言仍然存在着研究范围不够完整、研究的理论基础缺乏、理论研究滞后等不足之处。

电子参与研究:基于政策决策过程的模式构建

以解决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更好地开展公共参与为目的,通过阐释政策决策过程的环节,总结归纳电子参与政策决策过程的设计安排,详尽分析电子参与角色、技术应用、参与规则、评估等方面,得出电子参与模式框架方案的结论,并在探讨其负面问题基础上提出解决对策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外交思想库:参与决策的角色分析

在全球化的影响和中国内政外交决策更加理性和民主的背景下 ,中国知识界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本文介绍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国外交重要思想库的机制和人员概况 ,分析了中国外交思想库在关注国际政治现实的大背景下扮演的五类角色 :( 1 )为外交决策服务的政策建议者 (智囊 )角色 ;( 2 )担当信息管道、信息使者和外交谈判参与者角色 ;( 3 )凭籍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扮演的外交“纳谏者”的角色 ;( 4 )政策主张宣传者和传播者的角色 ;( 5 )政策指导者、审议者和评判者的角色。结合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信息流动的实际情况 ,本文还探讨了外交思想库之间在协调和协商方面的不足以及中国思想库人员面临的种种实际困难。同时 ,结合对美国思想库的观察和思考 。

安全生产政策研究初探

针对近几年中国生产事故多发,特别是几起重特大事故以及大规模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安全生产政策,并围绕主要政策制定了大量的相关条例、法令、管理办法来控制重大事故的发生,如何有效、彻底、不偏离目标地实施这些政策措施,笔者从政策分析的角度,分析了安全生产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