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中国古代舆情收集制度

中国古代舆情收集制度可以大致归纳为采诗观风制度、吏民上书制度、朝议制度和官员巡查制度。采诗观风是一种古老的舆情收集方法,目的是观风察政,通过它可以体察民情,了解民俗,人们也能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吏民上书言事也是执政者了解舆情的一个重要方式,其目的是劝谏统治者,具有多种形式;朝议也叫集议,朝议是官员们对政治的议论和对舆情的反映,因而是沟通皇帝与民众舆情的中介;官员巡查则是官方主动收集民间舆情的重要措施,每一种巡查方式都会根据需要探访的不同的舆情信息采取或"明察"或"暗访"的手段。在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对我国古代的舆情制度进行梳理,无疑是对于我国舆情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清代改土归流时期汉文化对土家族音乐活动的影响

雍正五年(1727年),清王朝在土家族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在土司统治地区裁革土司土官,设置府县,代之以流官治理。由于各民族文化的传入与融合,土家族音乐活动在形式上发生了许多变化,产生了傩堂戏、土地戏、酉戏、花灯、渔鼓等诸多新的音乐文化形式。改土归流后,土家族打破了以往土司在文化上的垄断局面,在各地设立学校(义学),学习汉文化成为一种时尚;并且土家族的礼乐文化以及戏曲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出现了歌乐的鼎盛、戏曲音乐的产生、祭祀音乐的变异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文化现象,导致了土家族社会的文化重构和音乐的发展。

试析唐代政府对皇族的救恤政策

唐五代时期,皇族宗亲在社会上处于特别尊崇的地位。但皇权的争夺和变革也往往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浩劫之后的皇族宗亲往往境遇凄惨,其中部分成员遂成为政府救助的对象。后继帝王主要通过子孙属籍、改葬遇害皇族、任用劫余皇族子孙等多种举措,对落难皇族宗亲进行救恤,以恢复其尊崇地位。此外,以时婚嫁皇族、对宗室皇族未出身者量材处分、搜求卑位有才行的皇族、允许家贫之皇族宗亲出任外职是唐五代政府对大龄未婚公主和没落疏属皇族的救恤政策。

北魏甄琛之父“超登正四之官”考辨

今本《魏书·甄琛传》载北魏朝臣抨击甄琛之语"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云云。这绝非正常的人事任命,而是违反常规的破格起家。研究发现,北魏四品以上是皇室至亲和庶姓功臣专享的起家区域,对应超品乡品。而后者集中在从四品的边缘位置,正四品以上主要留给皇王子孙和诸蕃王。甄琛家族起自寒微,其父染指宗室上层的起家特权,违背了贵族流品原则,难免引起激烈争议。宗室成员率先发难,揭示矛盾的焦点,但实质还是反对宣武帝抑制近属宗王的施政方略,又夹杂代人种群与汉族恩幸集团的民族隔阂,二维交错主线使得问题错综复杂。只有联系具体历史背景和相关制度元素,方能诠释传文所述内容的真实含义。

新见北魏元进墓志探研

齐运通先生《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一书收录新见《魏故苻(符)玺郎中元进墓志》,对于了解北魏洛阳时代的政局,特别是宣武帝的宗室政策大有裨益。该志篇幅简短,但内涵丰富,只有将其置于具体的时代背景,广泛联系同类宗室墓志,方能揭示其中隐含的政治深意,进而破解王朝命运的历史密码。元进祖出昭成帝,是服属疏远的非道武子孙,在孝文帝的家族化改革中渐趋边缘化,故而获得急欲揽权的宣武帝的信赖,得以亲近内侍的身份统领宗士,执掌符玺,参与枢机。透过元进墓志可知,宗室政策的变轨是宣武帝巩固专制皇权的必要举措。

中国古代舆情汇集制度及其得失探析

中国古代舆情汇集制度主要有采风制度、谏诤制度、朝议制度和巡察制度等。客观上,舆情汇集制度利于体察民情、倾听民意,有助于匡正君主过失,合理决策,澄清吏治。但受历史和政治条件限制,古代舆情汇集制度的局限性十分明显:舆情缺乏足够的代表性;舆情表达的渠道经常受阻;舆情汇集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君主的开明程度。

宫廷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试论

宫廷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也可称之为是宫廷政治史研究,是从政治史的角度研究宫廷史,这一带有侧重点的研究,是对宫廷史研究的深化,也是对政治史研究的补充。以往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深入,很有必要加强。宫廷政治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其意义大致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古代王朝国家的皇家私属性,决定了古代政治史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宫廷;2.宫廷事关国家大政,但又具有一定封闭性、私密性、独立性,外朝难于介入,因而国政的研究必须深入宫廷之中;3.宫廷事件、政治斗争引起政局变动,乃至影响王朝的更替,对历史的影响重大,有必要作系统研究。总之,中国古代史欲做全面、深入理解,需要宫廷政治史专门系统的研究。文中着重对宫廷政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诸如:与国政相关的宫廷人物及其活动、事件,与国政相关的宫廷制度,与国政相关的皇室家法,以及每一方面对政治的影响作了分析。

略论北魏孝文帝改革中的朝议

朝议的形成和发展,影响了北魏孝文帝改革的决策,并能自始至终给改革提供动力支持。在正反朝议的合力中,改革层层深入。朝议的主流观念来自汉文化。这种朝议的形成和发展,与北魏早期的历史变迁和孝文君臣的主观努力都有关系。

二维视角下的北魏元晖墓志考释

1926年出土的元晖墓志,其志文秉承中古贵族主义思想写就,客观反映了北方内徙胡人勋贵的时尚理念与进化轨迹,透射出北魏宗室阶层的生存境遇和宗室政策的转变,对于研究北魏洛阳社会与政局具有重要意义。传统学术枯燥繁琐的训诂考据难以揭示《元晖墓志》的深刻内涵,惟有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以贵族主义和现实政治的二维视角,方能对其进行有效释读。

简析泰国皇家学术院在泰国标准语发展中的作用

泰语是泰国的标准语,泰国皇家学术院作为泰国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方面最具权威性的官方研究机构,对泰语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其地位相当于法国的法兰西学院和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本文主要从泰语标准的规范、新词汇的认定、泰语的宣传和保护以及对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等方面简要分析泰国皇家学术院对泰语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法家“人治”内核语境下的法文化考察——以法律史上的文字狱为视角

秦灭后，法家并没有从政治领域中消退，而是内化为“外儒内法”、“阳儒阴法”。在“法治”的外壳下，实行的却是“人治”内核。本文以法律史上鲜活的文字狱案例为视角，对法家“人治”内核为中心，以法文化研究的方法，剖析了法家“性恶论”、“以刑去刑”、极端“尊君”思想和“愚民”政策，兼以法律史上血淋淋的文字狱案例论证了法家“人治”的实质和理论构建的逻辑思考。

宋初李飞雄案考论——兼论枢密院银牌制度的演变

李飞雄案是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四月,由官宦子弟李飞雄在秦州地区发动,假借密旨为名,意在夺取军队指挥权的未遂谋反事件。李飞雄对官场习俗的熟悉及其县尉女婿的身份使其以伪造马缨骗得驿马,从而开始作案。本案了结后,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微杜渐。而随即采用的枢密院银牌,则在一定时期内改变了宋代邮传凭信机制,并且在后世持续产生复杂意义。从本案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太宗即位后抑制武将,即“将从中御”政策下武将群体的复杂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