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背景下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现象、成因与治理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乱象层出不穷,给学生、学校、社会等带来诸多不良影响。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乱象的原因在于部分家长受教育焦虑的宰制、教育评价范式转型中的冲突、培训机构失业教师的生存之迫、“隐形变异”属性带来的治理挑战。为了有效治理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亟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缓解家长教育焦虑;大力倡导新教育评价理念,纾解教育评价范式转型中的冲突;加强失业教师的质变学习,提升失业教师的再就业素养;构建“预防—发现—查处”治理机制,有效破除“隐形变异”难题。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菲律宾职业教育扶贫政策及启示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2016年8月菲律宾技术教育和技能发展署(TESDA)提出涵盖多项措施的职业教育扶贫政策,主要包括:实施"镇级技能培训计划"、加强职业教育机构间合作、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开展"特别技能培训计划"、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职业教育扶贫透明度、开展"道德重塑"计划等。在职业教育扶贫方面,菲律宾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实施职业教育扶贫问责制,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劳动者,打造助力社会公平的职业教育。同时,菲律宾加强职业教育机构的监督与管理,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师资培训和实施严格的职业教育质量管理制度,为职业教育扶贫提供有力保障。

革命老区教育精准扶贫的价值与优化路径——基于川东革命老区的考察

革命老区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老区人民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重大牺牲和巨大贡献。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党中央的庄严承诺和明确要求。由于革命老区大多地处边远山区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然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基础普遍较差,因而,虽经过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上仍比较滞后,贫困面较广,贫困程度还比较深,脱贫攻坚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发展教育脱贫一批”作为党中央确定的扶贫攻坚战役“五大工程”之一,是精准扶贫的根本之计、治本之策,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和关键举措。对广大革命老区来说,深入推进教育精准扶贫,不仅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内在要求与生动实践,更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不返贫”的迫切需要;是提升教育精准扶贫效能,“优化升级”帮扶政策和帮扶举措的现实需要;是全面提升人口的综合素质,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长远需要;同时也是打赢脱贫攻坚的决胜之战,确保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但研究发现,目前部分革命老区在教育精准扶贫的实践中,虽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效,但也还不同程度地面临着一些困难与不足:一是扶贫规划的顶层设计不够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精准扶贫的特殊价值;二是扶贫资源的统筹整合难度较大,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教育精准扶贫的纵深推进;三是贫困文化的客观存在及其负面影响,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教育精准扶贫的政策效应。当前,广大革命老区正处于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冲刺期,纵深推进教育精准扶贫所面临的形势更严峻、任务更艰巨。面向未来的革命老区教育精准扶贫实践,在宏观思路与策略上应更加注重考核、督导、绩效评价等相关配套政策的制订与完善;更加注重争取上级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专项资金的转移支付;更加注重面向“特殊儿童、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以及乡村教师”等特定困难群体的精准帮扶;更加注重借力对口帮扶高校及驻地高校在教育、科技、人才、智力、信息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

扶志扶智政策的减贫效应

基于中国扶志扶智政策背景,构建包含志向水平、家庭教育支出和人力资本的理论模型,分析确定和不确定两种情况下志向水平和家庭教育支出对个体人力资本的影响,并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分析扶志扶智政策的减贫效果。理论结果表明:(1)过低的父辈人力资本会阻碍家庭对子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最终使得子代落入贫困陷阱;(2)父辈人力资本对家庭教育支出产生积极影响;(3)不管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是否存在不确定性,扶智政策的减贫效应均大于扶志政策,扶志扶智政策的联合减贫效应优于两者单独作用下的减贫效果;(4)不确定性使得更多个体落入贫困陷阱,此时扶志扶智政策发挥作用的滞后性更明显。实证结果显示:(1)父辈学历和家庭纯收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为正,学历存在一定的代际传递现象;(2)志向水平可通过提高个体学习时间(努力程度)来提升其学业成绩;(3)扶智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个体学历水平,且对个体学历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4)扶智政策对高收入群体的学历影响更显著,对极低收入群体(收入在0~20%分位数的家庭)的学历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扶志政策实施,改善扶智政策实施效果,提高低收入群体发展能力,促进乡村振兴与扶志扶智政策的深度融合。

我国教育扶贫政策的特点及作用机理

教育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教育扶贫的政策,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扶贫政策体系。我国教育扶贫政策具有对象全程化、内容丰富化、主体社会化、方式多元化、手段精准化的特点。我国的教育扶贫政策将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合,提高了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与教育水平,提升了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激发了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双减”背景下基于BOPPPS模式的高校《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课程思政教学探索

新工科建设导向对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相较于知识识记与技能习得的浅层学习,更加强调以促进核心素养发展为主的深度学习.围绕“双减”政策背景下,新高考改革对旅游地理学知识点掌握要求显著降低、注重情境应用与知识组织架构等特点,探讨促进中学与高等教育有效衔接、提升高校学生地理素养的《旅游地理与旅游规划》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实践.基于“以生为本”的BOPPPS教学模式,明确当前该课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阐述课程思政有效融合方法与典型案例,为学生实现专业知识与思政素养同步提升提供参考.

中国科普教育基地空间格局及其形成机制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亟需走出短视化与功利化困境,“双减”是其关键突破口,科普教育又是对接“双减”政策的重要途径。以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Voronoi图分析、地理集中指数、不均衡指数及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剖析影响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空间分布的主要驱动因子及其交互关系。结果发现:(1)科普教育基地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于华东与华北地区,高密度区位于京津冀地区,次级高密度区位于江浙沪皖地区。(2)R&D经费投入强度、专利授权数量与科学技术财政支出是影响科普教育基地空间非均衡分布的核心因素,经济基础、社会基础与创新活力维度各影响因子对其空间分布的解释力呈双加强作用。(3)科普教育基地空间分布格局是各利益主体间、各要素间相互联结与作用的结果。

“双减”政策在县域落实的现状、问题与对策——基于云南省X县“影子教育”机构治理的调查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已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和基础教育生态,“双减”政策是国家为解决这一问题而颁布的重大政策。在解读“双减”政策与“影子教育”机构治理的基础上,以“双减”后云南省X县“影子教育”机构为调查对象,聚焦政府对“影子教育”机构的治理,呈现“双减”后“影子教育”机构治理的状况。

“双减”背景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特色化转型研究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国家对学科类校外培训进行大幅压减,在家庭和学校教育需求推动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需要转型发展。为实现顺利转型,基于自身培训特点,机构可进行特色化转型。通过对培训市场实际走访调研发现,可以将转型方向定为特色教育培训,但培训机构在转型过程中会面临具体转型方向迷茫、专业教学师资匮乏、新方向缺乏全方位专业知识支撑、运营发展缺少制度规范等瓶颈。针对转型瓶颈,可通过“将国家政策导向作为转型方向”“加强和专业院校、场馆合作,建设专业师资队伍”“政府要积极组织教育培训”“建立健全特色教育培训规范体系”等路径推进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特色化转型。

“双减”背景下“五育融合”项目式作业设计路径——以初中英语为例

为落实“双减”政策和人才培养“五育”目标,必须重新认识作业的育人功能并积极探索作业管理的有效途径。结合初中英语八年级下册第一单元,通过优化作业设计,实现减负增效。在单元主题引领下,深入挖掘教材素材与“五育融合”育人目标之间的关联点与融合点,探究全面育人目标指引下“五育融合”项目式长短作业设计的基本方法。基于对教材内容的深度分析,设计贴合学生实情的高质量“五育融合”项目式作业,是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关键一环,也是有力贯彻和全面实施“双减”政策的必经之路。

“五育融合”区(校)本化实践:基本经验、发展困境与未来展望——全国第三届“五育融合”研究论坛述评

“五育融合”作为新时代基础教育重要的创新路径与育人范式,其最终目标是通过五育要素的挖掘、联结和有机融通,高效、可持续促进学生与教育者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近四年来,“五育融合”的理论依据日趋完善,“五育融合”的实践样本逐渐成熟,依托“五育融合”的作业设计与评价改革方兴未艾,贯穿“五育融合”的课堂教学范式和课程初步生成。当前“五育融合”区(校)本化实践依然面临教育生态紧张及内生动力不足、价值导向游离、协同治理机制不畅等新困境,还需从重构学习生态、打造协同机制、优化教育治理和推进智慧教育等方面探寻“五育融合”的未来路向。

“双减”政策背景下远程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扶贫的实践困囿及突围路径——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

健康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远程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扶贫有助于促进体质健康教育公平,促进优质资源下沉、赋能精准健康脱贫。本文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调研等研究方法,以“双减”政策实施为导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究远程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扶贫的实践困囿及突围路径。结果表明:因远程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扶贫过程中涉及众多利益主体,在现实中存在实施利益主体政策缺位、错位现象,目标利益主体实施意愿、参与动力不强和接受度偏低,其他相关利益主体支持力度欠缺等现实困囿。突围路径建议:政府及相关主体战略统筹、完善政策体系保障,加强管理部门及服务者公益本质引导、利益激励及风险分担,增强青少年群体正向宣导、提升认可度及服务质量,激励体质健康教育机构及社会力量主动参与,从而推动远程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扶贫有序发展。

双减背景下的“提质”与“提分”,对立还是统一?

双减政策在实践中面临着作业负担从学校向家庭转移,校外培训机构暗中发展的问题。政策与实践的差距,源于家长对学业竞争的担忧。想要切实减轻学生负担,必须要满足学生和家长的“提分”需求。但理论界长久以来将应试教育当作批判对象,“提分”与“提质”被视为对立关系,“提分”的价值和方法得不到讨论。实际上,“提分”不仅符合家长的教育需求,还是学生认知发展、素养提升的重要路径。要把“提分”与“提质”统一起来,在理论上应重视“提分”的价值、探讨“提分”的机制,在实践上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做到“应教尽教”。

挤入还是挤出: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家庭教育支出的影响

公共教育财政投入与家庭教育支出的关系事关义务教育结果公平。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纠正内生性问题后,发现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于家庭教育支出具有挤入效应;机制分析利用IV-Probit发现,生均财政经费拨款导致非贫困家陷入家庭校外教育支出的"军备竞赛"引发基础教育阶段校外教育的过度竞争;异质性分析中通过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发现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对高分位点上家庭教育支出的挤入效应高于低分位点,说明不同分位点上的家庭教育支出水平业已产生了马太效应。未来,应从改革公共教育财政投入模式、提高公共教育政策弹性、扩大教育精准补贴覆盖面等方面推进义务教育结果公平。

儿童发展账户:新加坡、英国与韩国的实践与经验——兼谈对我国教育扶贫政策转型的启示

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消失,我国教育扶贫工作的重点将转向建立缓解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打破贫困的代际循环。当前,世界发达国家应对相对贫困问题的趋势是建立"以资产为基础"的社会政策,为儿童建立个人发展账户,用长期资产建设来弥补短期经济扶持的不足。新加坡、英国和韩国陆续实施了儿童发展账户政策,并积累了政府存款激励、政策向贫困儿童倾斜、资金主要用于教育、立法保障执行等有益经验。我国也应逐步建立"以资产为基础"的教育扶贫政策,尝试在深度贫困地区进行试点,探索建设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嵌入社会安全网的儿童发展账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