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中的投资者保护缺失——以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案为视角

三一集团诉奥巴马案是第一起针对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提起的诉讼。此案于2014年7月取得阶段性胜利,确定了国家安全审查程序问题的可诉性,且在程序正义与财产权两方面维护了三一集团的利益。然而,三一集团仍难以获得全部涉案证据材料,且国家安全审查的实体内容仍然不受司法审查,真正的救济因而难以实现。综观国际国内司法体系,国家安全审查中的投资者权益保护缺失是普遍存在的。从规则上讲,美国国内法、WTO规则均无法为外资企业提供任何指引,从救济渠道上看,美国国内司法救济与国际投资争议仲裁均无法为之提供救济,且国际社会并无意愿通过合作解决此问题。此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安全审查的政治内核,同时,也反映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法的固有缺陷。

政治问题理论的衰落与重构

政治问题作为可推翻的"自然推定",属于可诉性理论的阻却事由要件。其理论发轫于联邦党人对宪法"特定条款"的阐述。为了应对将政治问题理论区分为经典形式与审慎形式所带来的司法操作性难题,布伦南大法官通过描述政治问题的六个特征,构建了政治问题的确认标准。然而,法院在适用政治问题确认标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问题理论的循环悖论,以及学界对政治问题理论存在合理性的质疑使得其经典形式出现变异、审慎形式日渐消亡。在激励相容理论基础上重构政治问题理论,可以尝试化解学界对政治问题免于司法审查理论基础的种种非议。

论外交保护行为的司法审查

外交保护行为属于国家特权和政治问题不足以成为其豁免司法审查的充分理由,近年来,某些西方国家的宪法法院已经开始受理外交保护行为司法审查案件,并对其实质问题进行审理。然而,外交保护行为毕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外交性,司法机关应当保持一定程度的司法节制,尊重行政机关的判断和自由裁量权,因而,是否将外交保护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以及司法审查的范围和强度应当在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和实现行政效能之间寻求适当平衡,在突破外交保护行为非具可司法审查性的先验假定禁区的同时,在受案范围、条件以及审查决定类型等方面予以合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