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的玉玺传说书写与政权合法性塑造

玉玺传说的书写在十六国时期空前强化。作为中原王朝宣扬正统性与合法性的核心器物,十六国诸政权通过大力宣传所获各类玉玺,为塑造政权合法性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同时也利用玉玺传说为诸项政治活动创造条件。十六国时期及后世史官对玉玺传说的书写,保留了较完整的传国玺争夺脉络与其他各类玉玺传说的流变过程。经过十六国时期的广泛流传,玉玺传说的内涵进一步丰富。玉玺传说在十六国时期的流传,对玉玺传说的书写模式变化及十六国时期政局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略阳王氏与前凉政权

西汉时期从河西迁往陇右的休屠王后裔略阳王氏家族,在西晋末年至十六国初期开始崛起。王羌是史载与前凉发生关系最早的略阳王氏人物,他在反对后赵统治失败后逃奔到河西。后赵末年,石虎数次发兵进攻河西,王擢积极参与并充当急先锋。后赵灭亡,王擢依违于前凉和前秦政权之间,又与前燕和东晋政权取得联系。后王擢投奔张重华,因张祚猜忌而投降前秦苻健。前秦时期,王擢之子王统任凉州刺史,苻坚发兵河西,王统率州兵参与了前秦灭前凉之战。淝水之战后,前秦统治崩溃,北方地区大乱,王穆护送前凉末代世子张大豫逃至河西,与吕光争夺凉州控制权,后兵败被杀。

十六国“汉”、“赵”国号的取舍与内迁民族的认同

十六国时期,内迁的匈奴族首领刘渊建立的"汉"国是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的首个政权。其国号"汉"及刘曜和羯族首领石勒建立的"赵",皆与前朝或先秦时期有密切的关系,对后来内迁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选择国号时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同时"汉"、"赵"国号的确定,真实反映了内迁民族自我认同的意识。

后三国时期外交与政局的变迁

南北朝的后期,出现了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梁后三国鼎立的局面,使政局转趋复杂,各政权为了加强建设,对外积极从事外交活动,而这一时期的频繁外交活动又与后三国的政权和政局的变迁密切相关,影响着政权的稳定和政局的走向。

太极东堂与十六国北朝政治关系述论——以东堂决策为中心论述

太极东堂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宫殿正殿的东厢房,东堂与十六国北朝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东堂是政治决策的重要场所;2.东堂是举行文武要员及宫室勋戚丧礼的场所;3.东堂是皇帝宴赏大臣、讲论学术与询问政治的场所:4.东堂有时也是发生宫廷政变的场所。

西北政局中的后仇池国初探

后仇池国崛起于淝水之战以后的混乱局面之中,借助自身的地理、外部的环境等因素,通过军事、外交等手段影响西北政局,并借以逐步发展壮大。但受到自身政权核心始终局限于西北一隅、土地狭窄等因素的限制,虽然当各种势力在西北混战、局势交错复杂情势下,后仇池国能够一时左右逢源;但最终当北方走向统一、南方刘宋崛起的时候,后仇池国逐渐失去了回旋空间,其原本制衡西北的作用也使南北宋魏两朝如鲠在喉,导致了后仇池国的灭亡。

西北政局中的前仇池国初探

前仇池国为两晋十六国时期氐族杨氏在西北地区建立的割据政权。当南北冲要之地,物产丰富,又逢乱世,前仇池国能得以崛起、建国、发展,并延续国祚近八十年。而在发展过程中,前仇池国介入各个政权在西北地区的争夺,进而影响西北政局;南北各政权也多借重前仇池国的地缘、人力等优势来打击敌对力量,形成了双方互相利用、推动西北局势发展的局面。最终随着割据制衡形势的变化,前仇池国无力独撑西北,为崛起的前秦所灭。

十六国时期都督诸州军事制度探析

十六国时期的都督诸州军事制度上承西晋下启北魏,对于各政权巩固统治、进攻敌国、招抚周边势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战争的需要,都督诸州军事不但掌握了治军权还兼领统民权,且常通过加授散骑常侍、侍中、将军等职衔来显示所授都督诸州军事者的地位。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成汉史研究述评

成汉为十六国时期第一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上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目前对于其研究主要涉及流民起义与成汉政权性质问题,成汉政治、经济、文化及其政权特点问题,李氏族属、汉化问题以及相关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等方面。但也存在诸如很少将成汉政权放回魏晋十六国时期大历史背景中作全面的、有深度的分析;单一性研究较多,综合比较分析较少;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相对单一等问题,需要在这些方面寻求新的突破。

21世纪蜀汉灭亡原因研究述评

蜀汉政权灭亡原因在21世纪继续受到各方学者的关注,成为一个学术热点。蜀汉衰亡原因的研究总体上在延续20世纪的基本观点上进一步延伸拓展,也有新的视点。21世纪以来,关于蜀汉灭亡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人才、政治、国家策略、地理环境等几方面进行。

章武三年以前诸葛亮从政史研究综述

史学界有关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学术研究成果涉及其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思想和行为各个方面,专门性地文献综述也很多。有关诸葛亮章武三年以前的参政史研究并未出现专门性的著作进行探讨,更多的是以论文和专著章节的形式来研究,这段时期正是诸葛亮进入政治的前期,是诸葛亮政治成长最迅速地时期。全面系统地梳理此段时期诸葛亮的政治史研究成果,会推动诸葛亮的政治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指南车复原及其政治象征意义

作为传说中的帝王仪仗,指南车对于华夏王朝而言,不仅意味着精妙的制造技术,更意味着彰显正统和帝王权威的政治象征意义。指南车的传说可上溯至上古时期,而最早的指南车实物则为三国马钧所作。魏晋时期,指南车作为帝王出行仪仗,进入大驾卤簿之列,并为后世因循。指南车制造技术在东晋一度中断,而同时期的十六国胡族政权中,后赵、前燕、后秦、南燕等先后制造出指南车,不仅使这一技术得到继承和延续,更进一步强化了指南车的政治象征意义。十六国胡族政权对指南车的复原,反映了胡族政权对华夏传统政治观念和礼仪制度的继承,是十六国胡族政权华夏化过程的一个侧面体现。

基于《三国志》的蜀汉政治网络分析

理乱兴衰虽为政治现象,背后实为各种客观政治势力相互作用所致。为洞察蜀汉政权内部结构,文章以《三国志》为依据,通过文本挖掘方法量化蜀汉政治人物关系,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蜀汉政治网络的整体特征、核心政治人物、内部历史变化、外部与其他国家共时对比四个方面,深度剖析蜀汉政治网络特征。研究表明,蜀汉政权的势力分野和权力结构变化与官员籍贯高度相关;与魏、吴相比,蜀汉权力中心相对更加集中,权力过渡更加平稳;实证了蜀汉政治史研究中新旧主客和诸葛亮用人问题的部分猜想,发现了个别人物地位与既往认知的不同之处并据此提出新的研究切入点。文章同时为史书的“远读”研究提供了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