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念与隋唐政局的变迁

历史观念常会主导社会上各类人物的实践活动,并由此构筑一定的历史事实。隋至唐初的四十余年间,大一统观念、天命观念和以史为鉴观念,对隋唐政局变迁的影响较为明显。大一统观念不仅推动隋统一大业的完成,而且造就空前辽阔的疆域与恢弘的盛世。天命观念既是隋政权建立与巩固的重要凭借,也是隋王朝走向崩溃瓦解的重要诱因。以史为鉴观念是唐太宗即位后放弃依赖天命、注重人事的主动选择,君臣重视学习历史,对治国理政的讨论强调以史为鉴,“贞观之治”由此形成。同一时期不同的历史观念有可能形成合力,共同影响政局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变迁,同一种历史观念对政局的影响也会随之改变。

唐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

会昌末宣宗之立,并非如史籍所言系宦官贪其易制之“误立”,而是双方互为援引之结果。宣宗大中年间,宦官集团凭借拥立之功,广泛参与甚至主导相关事务,攫取大量政治、经济权益,对大中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

魏博牙兵是唐后期、五代政局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此前一直未曾被学者充分注意。本文在考察魏博牙兵建置始末、兵员组成、经济来源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魏博牙兵“素骄”的原因、节帅对其所施制衡措施以及它对唐末五代政局变动所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隋、初唐时期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佛教状况之分析

中国、朝鲜半岛和日本同处于亚洲东部,中国隋、初唐和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代后期以及日本的推古天皇、天智天皇朝代①大致处于人类历史的同一时期,当时三个国家都有佛教。佛教之间既存在密切的联系以及相同之处,又有截然不同的特点。密切的联系和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佛教的传播和相互间的影响,截然不同的特点则主要表现在佛教在各自国家不同的影响和地位。而在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虽然刚刚传入,却形成了政治佛教、国家宗教。

基于西北政局稳定的唐代西域行政治理模式研究

在汉代治理西域的基础上,唐朝对西域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进行了创新。从管理机构的设置看,西域实行了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互为犄角的共同管理;从管理的模式看,唐代根据西域东、中、西地域的不同对西域实行了相应的管理模式,在东部地区实行和内地一致的郡县制度,在中部实行军府管理制度,在西部包括今中亚部分地区实行遥领的羁縻州府管理。整体看来,唐代对西域的地方管理制度模式卓有成效,有效保障了唐代西北政局的稳定和丝绸之路安全。

《丁卯集》对晚唐政局的反映

许浑《丁卯集》的思想内涵并非如传统上所认为的徜徉山水、遁世绝俗那么单纯。济世思想或明或暗地贯穿了诗人的一生,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就形成了《丁卯集》丰富的题材和深刻的内蕴。突出的是对宦官把持朝政、藩镇拥军割据及皇帝荒淫昏庸等晚唐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有较为真切的反映和客观的评价。

论七世纪中后期唐朝与新罗关系演变及对东北亚政局的影响

唐朝与新罗联合灭亡百济、高句丽后,两国合作基础亦不复存在,为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唐朝与新罗最终爆发战争。由于唐朝受西北吐蕃炽盛局势的影响,不得不对朝鲜半岛采取退守政策,以后新罗以统一国家面貌出现,七世纪中后期的东北亚政局从此进入和平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略论九成宫与隋唐政治的关系

隋唐九成宫因君主的驾临而被赋予其政治意象和历史意义,成为京城之外又一政治中心。隋唐君主避暑九成宫之时,以太子监国,发生隋文帝、唐太宗废嗣夺嫡事变;唐太宗时还发生归附的突厥残部首领叛袭九成宫的事件,促使唐朝改变对突厥残部的安置政策。可见,九成宫与隋唐政治有密切的关系。

江淮弩手与唐代政局

唐代江淮弩手的兴衰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初唐至盛唐时期 ,此阶段南方政局稳定 ,江淮弩手除随杨思勖讨伐南蛮之叛外 ,表现相对沉寂 ;中唐时期为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 ,江淮弩手北拒诸藩 ,南控岭表 ,牢牢地捍卫唐东南财赋之源 ,并屡次参与朝廷平藩战争 ,因之博得天下精兵的称号 ;第三阶段为晚唐时期 ,此阶段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 ,江淮弩手逐渐衰落 ,其地位为骑兵所取代。作为唐王朝统治东南地区的军事支柱 ,江淮弩手的兴衰是同唐朝的命运密切相关的。

唐末政局及士人之遭际

唐末的混乱政局较其前更恶性发展,并有异同之处。唐末牛李党争已经结束,但朝官间矛盾更突显,而宦官和藩镇问题仍然存在,且更恶化严重。此时宦官更为专权跋扈,不仅主宰朝官的命运,甚至握有废置皇帝之权。而其时南司则反击更烈,且宰相崔胤又密结强藩朱全忠大肆捕杀韩全诲等大批中人,杀戮宦官几尽。藩镇问题也更复杂而矛盾纠结,强藩多挟天子以自重,勾结个别权臣,贬诛朝士。在此政局下,战乱频仍,灾荒连年,士人们处境更为艰难险恶,运途多乖,遂有漂流奔避、艰于一第,遭贬杀、退隐、入道、远避他方等不同命运。

唐代著名宰相人格简论

唐代宰相处于国家权力的核心,是权力运行的枢纽。宰相的人格决定其行政的理念和行为,并直接影响政局的发展。唐代许多著名宰相都有仁爱、大度、节俭、正直的人格,正是在这种高尚人格的支撑下,他们在治理国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开创了一系列良好的政治局面,使唐王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

从“临江扩城备战”到“两江四岸发展”--唐宋虔州城市格局演变

唐宋时期,虔州城市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唐末扩城临江,宋代拓展至两江四岸。该文分析其驱动原因,认为前者受区域军政格局影响;后者是社会经济繁荣的表现。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扩城备战的攻防考虑,以及唐、宋虔城的城市格局,得出两江四岸的城乡发展时序。文终总结了影响城市历史演变的两个重要因素:区域军政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

论隋唐政治、经济、文化对文档名词的影响

隋唐时期处于中国古代语言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阶段,为文档名词的全面发展奠定稳固基础。科举制度改革影响到文档语言和文字教育,对"卷族"文档名词的产生有积极作用;土地赋役制度涉及人口纳税问题,促进"户籍"类文档名词的发展;隋唐统治者重视编史修志,各族类文档名词的应用次数显著增加。此外,在文学、科技、宗教等领域皆有文档名词出现,可见隋唐时期文档名词的传播范围之广。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社会文档活动活跃,新增文档名词数量众多,如"文稿""文籍"等,且文档名词族类新增了"卷族"。

唐丞相孙偓墓志与晚唐政局相关问题考

孙偓墓志对于探明唐末梁初诸多重大史事大有裨益。志主孙偓为唐昭宗时的宰相,经历了唐末黄巢起义、藩镇作乱的动荡,任相期间随昭宗驻跸华州,事涉唐王朝与韩建、李茂贞、朱朴等的复杂关系,与晚唐政局与唐梁易代等重大史事多有关联,多有补正史书之处;在黄巢起义、藩镇相继为乱的时候,党项拓跋(李)思谏兄弟屡次率部勤王,为表彰其勤王之举,朝廷特赐夏州军号为定难军。孙偓与党项李氏曾经是休戚与共、相互配合的。昭宗因一时不信任孙偓与党项李氏兄弟而一错再错,结果很快落入韩建与朱温魔掌。晚唐韩建、朱温之所以挟持昭宗东迁,除了他们个人的势力范围使然外,远避西北的党项及回鹘的势力也是重要的原因。晚唐藩镇角逐中,党项已经成为一支实力强劲的新兴势力。

宋代的诗派及其成因

赵宋一代,共有包括理学诗派在内的11个诗派。由于北宋与南宋表现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而使致这两个时期诗派诞生与形成的原因也就各有所别。北宋立国之初,由于其典章制度、文化学术等方面均与李唐关系密切,因而"宗唐"的文学史现实,即催生了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诸诗派。而南宋诸诗派,因"靖康耻"等时局的重要变化而形成。介入两宋之间的理学诗派,则是因传统儒学一变而为"道家"的结果所致。

人生永恒的真诀——《禅真逸史》

《禅真逸史》作为《金瓶梅》之后诞生的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其性质归类虽多有歧异,但其核心主旨却在借南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的社会背景,以虚拟化的手法,曲折反映作者对理想人生的独特见解。主角人物林时茂由儒及佛、由佛及道、再由道而儒、儒而佛道,其经历的人生四个历程,恰构成中国传统封建知识分子一个完整的生命追求历程和心灵演变史。书中对杜伏威、薛举、张善相三个历史人物的改塑,既是服务于作者这一思想理念,更与作者有意融合《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大奇书为一体的创作风格密切相关。其世情描摹的生动真切,更使其书在艺术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隋朝兴亡与义成公主的命运

隋义成公主和亲东突厥历经隋唐两朝,朝代的更迭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对公主的悲惨命运表示深深的同情,并通过分析义成公主和亲历程以及公主和亲之后东突厥与隋唐两朝的交往,认为公主在东突厥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决定东突厥国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隋朝时,义成公主作为两国的外交使者,为隋朝廷与东突厥的友好交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唐朝时,义成公主由于未能实现自身角色的转变,坚持反唐复隋的立场,严重损害了两国的正常交往。

晚唐五代诗格兴盛背景之研究

在晚唐五代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诗格于晚唐五代时期再度兴盛并形成了不同于初盛唐诗格的独特风貌。晚唐五代诗格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唐代中后期朋党之争、宦官专权以及藩镇割据的政治局面,使许多文人投身学术来实现其存在价值;第二,中唐儒学的复兴和禅宗在中晚唐时期的盛行,对晚唐五代诗格的思维方式、体式风格、阐述方式以及理论术语等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第三,唐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和"苦吟"风气成为促使晚唐五代诗格兴盛重要的文学氛围。

隋唐宋间巫觋政治地位的演变

在中国历史上,巫觋曾有十分显赫的政治地位,但在隋唐宋间巫觋的政治地位却由盛转衰。然而,虽然巫觋逐渐消失在正统政治生活中,但其向下层社会发展,尤其在儒学尚未普及至民间的南方社会,在下层社会,巫觋依然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不时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发挥其作用。

儒佛道三教關係與隋唐佛教宗派

隋唐佛教宗派的創立,既是漢魏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必然,也與隋唐社會環境和帝王的三教政策密切相關,它是隋唐多元文化格局中與儒佛道三教關係下中國佛教發展的新成果。隋唐時期三足鼎立的儒佛道三教關係,與儒佛道各自的特點以及中國思想文化的根本特質也有密切的關係。對于隋唐佛教宗派如何評價,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課題,其中關涉許多有意義的重要問題。例如,宗派林立到底是不是隋唐時期佛教界的主要特點?隋唐佛教宗派作爲印度佛教中國化的成果,其主流思想如來藏佛性論,是否背離了真正的佛教?本文認爲,契理與契機,是佛教中國化的基本原則。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中國佛教藉着怎樣的文化載體,其隨機教化的方便與印度是否一樣,而在于其根本的宗旨與佛陀創教的本懷是否一致。中國佛教宗派的理論具有儒學化、道學化的特色,但并不能由此而否定或不承認其對印度佛教的繼承及與之根本上的一致。中國佛教的儒道化色彩,并不影響中國佛教仍然是'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