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汉末党祸与经学教育

经学在汉代政治领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表现出相当突出的人文精神。汉末党锢之祸的出现决不是偶然事件,它与汉代经学教育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可以说充分体现了经学教育在政治上的影响。首先,东汉经学教育繁荣,经学在整个东汉社会已深入人心,整个社会表现出崇尚经学、崇尚气节的风气;其次,从党人的政治思想来看,他们大都深受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再次,太学经生的积极参与与太学经学教育方式的影响有密切关系。汉末党锢之祸后,经学的发展、经学之士的思想意识亦受到显著而深远的影响。

东汉思想文化走向与诸葛亮的政治思想

东汉前期,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真正确立,儒学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谶纬盛行。白虎观会议实现 了谶纬、今古文经学的合流。东汉中后期,儒学的地位发生动摇,各种文化思潮兴起。思想文化的多元化为诸葛 亮政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营养,其治蜀的政治措施是对汉末诸种文化思潮的发展和实践。

论东汉南阳官僚集团的基本特征及其形成原因

东汉时,南阳称为“南都”,号称“帝乡”,皇亲国戚不能尽数,王侯将相宅第相望。南阳人在东汉时期以乡情、亲情、友情和同学、同事、门生故吏等情结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其基本特征是:数量多、兴盛时间长;级别高、门类全;文化层次高、能力强、业绩突出、贡献大。南阳官僚集团成为东汉的政治支柱,促进了东汉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为中国历史文明的发展和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东汉南阳官僚集团的形成和兴盛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东汉时期南阳优越的政治地位,为东汉南阳官僚集团的形成和兴盛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政治机遇;二是东汉时期南阳经济的繁荣,为东汉南阳官僚集团的形成和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三是东汉南阳崇儒重教、文化发达,形成了忠君爱国、勇于进取、敢于担当的文化精神,为东汉南阳官僚集团的形成和兴盛提供了精神动力、文化积淀和人才支撑。

《汉绥民校尉熊君碑》所见汉末政局与荆南社会变动

本文对《汉绥民校尉熊君碑》进行了较全面的考释,推断出熊尚籍贯当为零陵郡,复原了熊氏南迁历史及其家族变迁,认为汉末零陵熊氏当属士大夫豪族阶层。汉末政局扩大地方县级长官的军事权力,导致了荆南地方豪族军事权力的合法化,这或可视为南朝时期南方地方豪族势力崛起的先声。

汉代方士对中央与地方政局的影响

汉代的著名方士并不仅仅从事占卜、祠神、求仙等迷信活动,他们往往精通儒家经典,而且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中任职,对政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而言,他们代表着清正的政治力量,为汉代统治秩序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从消极方面而言,他们所精擅的方术之技亦被统治者所用,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中推波助澜。从总体情况而言,汉代方士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作用。

论流民与两晋之际的政治格局

西晋永嘉之乱以后 ,产生了大量的流民 ,并形成了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的大量产生 ,以及流民势力的迅速发展 ,迫使两晋之际的统治者设法解决流民问题。流民所引起的震动 ,使残破的西晋政权能够控制的力量更加弱小 ,从而加速了西晋政权的灭亡。北方流民的大量南下 ,使南方的政治、军事力量迅速增强 ,从而为东晋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流民聚集而成的政治、军事性集团如京口集团等 ,是东晋政权的支撑性力量。东晋政权与流民的关系至为密切 ,而统治者对于流民问题的处理方式与程度 ,亦直接地影响着当时的政治变迁。

河南两汉文化区域变迁原因探讨

河南两汉诸郡国的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文化区域不断地变迁。西汉文化发达的河南、河内、梁国等郡国,到东汉就转移到了南阳、汝南、颍川、陈留等郡,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区域。文化区域的变迁主要是由各郡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政治地位和文化传统等因素所决定的。

论东汉末年的国家认同——以“挟天子”为中心的考察

东汉末年,"挟天子"是各势力集团的普遍认识,通过挟天子可令士人趋之若鹜,豪杰转变态度,实现号令天下之目的。传统观点习惯将"挟天子"视为一种政治策略,而忽视了"挟天子"行为背后所蕴含的时人对东汉王朝的国家认同。东汉末年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乃心汉室"的正统观和注重臣节的价值观,由于君权的衰落、皇帝能力的有限、豪门大族的影响,以及治国理论自身的矛盾性,东汉末年的国家认同已明显衰弱。

论东汉党锢的缘起与党人失败原因

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党争,历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题中仍不乏剩义。本文主要考察党锢的缘起及党人集团失败的原因。笔者认为党人集团的失败绝非偶然,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总结。其一,把宦官作为败坏东汉政权唯一的罪魁祸首有失公允;其二,清流官员欲尽除宦官的计划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且他们的过激言论招致皇帝的震怒;其三,党人集团中缺少雄才大略的领袖,在关键时刻优柔寡断,致使功败垂成。

东汉政局变动中的颍川豪族

颍川豪族群体是东汉政权得以建立的三大支柱之一;颍川士大夫豪族是东汉桓灵之际党人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反宦官、清议运动的主导力量。在汉魏之际颍川豪族群体是反对董卓的重要力量;以辛氏、郭氏为代表的颍川豪族与冀州豪族的争执对袁绍政权的败亡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荀或、荀攸为代表的颍川豪族在曹操政权谋士群体中居于核心地位,为曹操统一北方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成为魏晋士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理论趣尚、创作实践与政治语境——再评曹丕及其《典论、论文》

在中国文学史上,通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作家的文学主张与他的创作实践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反。曹丕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曹丕的《典论.论文》虽然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但仍属于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观。可以这样说,他在理论上推崇汉音与儒学道统,在创作上却能突破其矩,表现出魏响的特色来。《论文》是作为拥有政治话语权的曹丕消弭人际矛盾、表达政治诉求与人生期望的产物。

东汉儒学兴盛与官员政治操守——以陈球为例

秦朝以吏为师,遗礼义,弃仁恩,重申韩,十四载而亡。西汉初年,儒生渐起,孙叔通制礼乐。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遂为官方哲学。东汉光武诸帝亲历学儒,儒学最盛。诸多官员兼有儒生身份。淮浦陈氏家族有重儒传统,家族成员普遍具有忠君、爱民、直谏的政治操守。陈球是其杰出代表。陈球率道直行,仗义执言,以国家社稷为重,突出表现在议窦太后合葬,零陵破敌,设计除宦官曹节。

《论衡》与东汉初年豪强政治

王充以"疾虚妄"的战斗精神批判汉代儒生们主张的"天人感应"、"谶纬迷信",并且权衡是非、确立标准。《论衡》集中反映了东汉初年儒生们的学风,对于认识当时的思想帮助很大。王充在《论衡》中将个人遭遇归于"命",没有触碰到东汉初年豪强政治的实质性问题。

论北朝时期汉族士人的政治心态

北朝时期 ,胡族入主中原 ,面对异族的统治 ,汉族士人表现出复杂和矛盾的政治心态。受北朝政局、经济环境、经学重振、正统观念变迁诸多因素的影响 ,这种政治心态可分为谋利、以道为己任、功业。

“国有正统”:汉末地方大族废立皇帝图谋之破产及其影响

东汉末,多次出现地方大族废立皇帝的图谋,如汉阳大族阎忠劝皇甫嵩废汉自立、冀州刺史王芬联合豪杰谋废汉灵帝和汝南袁绍谋废汉少帝等。其时废立皇帝图谋之出现,彰显了地方势力的崛起、中央威权的丧失和君臣关系的恶化,而图谋之屡屡破产,又反映出当时汉天子仍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国有正统”的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汉末地方大族废立皇帝图谋之破产,成为制约东汉帝国分裂的重要因素,并对曹操日后“挟天子以令诸侯”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一定影响。

近十年来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

晚清政治史起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迄于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既从属于断代史清史学科,也从属于中国近代史学科。随着传统革命史叙事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大体臻于成熟,最近十年的国内晚清政治史研究明显加强了对晚清政局与人物、晚清政局与列强关系、晚清满汉关系及晚清制度史的研究,呈现出回归清史学科的趋向。但另一方面晚清政治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不平衡性,一个新的独立的晚清政治史学科体系尚有待建立,且任重道远。

两汉之际关中人物的政治取向

两汉之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全国经历了西汉、新朝、更始政权、东汉政权的交错更替,其间又有公孙述的“成家”政权,隗嚣的割据政权以及其它大大小小三十余个政权并立。面对这样的乱世,关中人物进行了不同的人生抉择。这些抉择表现出了复杂性、艰难性、多次性和多元化等特点。而导致这些特点的原因是由于关中人物人生追求的不同、“忠”德思想的影响和政治眼光的局限。关中人物的艰难抉择对当时的政治局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东汉末期大规模宗教运动爆发原因探析

东汉末期爆发大规模宗教运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政治腐败黑暗,各级政府职能失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减弱,为大规模宗教运动爆发提供了社会契机;惨烈的自然灾害将民众逼上绝路,成为大规模宗教运动爆发的重要诱发因素;道教理论、组织日臻完善,民众宗教情绪潜滋暗长,为大规模宗教运动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东床坦腹”与东晋政局——《世说新语•雅量》“郗太傅在京口”条的政治史解读

《世说新语》中关于王羲之“东床坦腹”的婚姻佳话,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郗鉴择婿东床的时机与动因,暗含着对东晋政局的多方考量:一是联合王导,以北来流民帅的身份立足江左、稳固权力;二是与琅琊王氏形成军政联盟,内外呼应,以壮大武力外藩的军事实力;三是借助王羲之家族关系与宗教信仰,以拓展交游,经营政治资本;四是鉴于王羲之无心政事,可在复杂时局中从容进退、保全门户。郗、王联姻,当下可以安定政局,长远可以延续门户,同时也在客观上制衡了其他不轨门阀,从而维持了东晋朝廷较长时间的安宁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