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抑或“政治”——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

中晚唐五代时期拟制血亲的构建打破了原有的制度约束与伦理规范,逐渐贯穿于社会各阶层而成为一种普遍化现象。如何理解这种转变背后蕴含的复杂原因?哪类因素主导产生了这种变化?既有研究倾向于对可能性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的列举与剖析,但仅关注“因素是什么”,鲜有探讨“因素都有什么”与“因素间的排序与联系”。本文关注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应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判别作用机制,基于整体性视角对假子泛滥现象的生成原因进行系统性的剖析与检验。研究发现无论价值崩塌与宦官干涉是否存在,在考虑血缘宗法的情况下,战乱动荡的收养客观情境与政治争霸的收养主观意图导致假子盛行。由此可知政治性因素已取代原有的血缘宗法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刺激制度松动与调适以影响其他因素,最终形成了整体性原因谱系,施加于拟制血亲关系的建立过程而诱发转变。鉴于此,文章构建了“因素归纳—组态判别—关联探究”的逻辑链条,深度剖析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加深对相应历史的理解与思考。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聚散分合之间:张謇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张謇与袁世凯结识于登州庆军军营,份属师生。张謇曾举荐袁世凯,也曾负气断交。二人在甲午战争时期复交,清末立宪运动时期通力合作,建立政治同盟,促成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极力拥护袁世凯攫取最高权力,并在1912—1915年的袁世凯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断然弃袁而去,一心从事实业、教育。二人的交往合作长达36年,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史观念与隋唐政局的变迁

历史观念常会主导社会上各类人物的实践活动,并由此构筑一定的历史事实。隋至唐初的四十余年间,大一统观念、天命观念和以史为鉴观念,对隋唐政局变迁的影响较为明显。大一统观念不仅推动隋统一大业的完成,而且造就空前辽阔的疆域与恢弘的盛世。天命观念既是隋政权建立与巩固的重要凭借,也是隋王朝走向崩溃瓦解的重要诱因。以史为鉴观念是唐太宗即位后放弃依赖天命、注重人事的主动选择,君臣重视学习历史,对治国理政的讨论强调以史为鉴,“贞观之治”由此形成。同一时期不同的历史观念有可能形成合力,共同影响政局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变迁,同一种历史观念对政局的影响也会随之改变。

唐宦官集团与大中政局

会昌末宣宗之立,并非如史籍所言系宦官贪其易制之“误立”,而是双方互为援引之结果。宣宗大中年间,宦官集团凭借拥立之功,广泛参与甚至主导相关事务,攫取大量政治、经济权益,对大中政局产生了深刻影响。

魏博牙兵与唐末五代政局的变动

魏博牙兵是唐后期、五代政局中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此前一直未曾被学者充分注意。本文在考察魏博牙兵建置始末、兵员组成、经济来源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魏博牙兵“素骄”的原因、节帅对其所施制衡措施以及它对唐末五代政局变动所产生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试论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中央王朝,在治理西藏的过程中,根据西藏局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政策。清朝末年,54名驻藏大臣在如何反对外国侵略的问题上,由于清朝中央政府确定的对外"妥协退让"的政治策略,使驻藏大臣在执行中央"妥协退让"政策上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抗英出现了严重裂痕,这不仅给英、俄帝国主义挑拨离间,培养民族分裂势力提供了历史契机,而且也使坚决抵制外国侵略的西藏地方政府一度产生过向外寻求政治依靠的倾向。后来,由于清朝中央政府为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挽救危局,让驻藏大臣在西藏推行了一系列近代化改革,这种改革又影响和威胁到达赖喇嘛的统治地位。在这个过程中,驻藏大臣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方面,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文章从清朝末期帝国主义入侵的角度入手,分析和阐述清末驻藏大臣对近代西藏政局的影响。

基于西北政局稳定的唐代西域行政治理模式研究

在汉代治理西域的基础上,唐朝对西域的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进行了创新。从管理机构的设置看,西域实行了安西和北庭两大都护府互为犄角的共同管理;从管理的模式看,唐代根据西域东、中、西地域的不同对西域实行了相应的管理模式,在东部地区实行和内地一致的郡县制度,在中部实行军府管理制度,在西部包括今中亚部分地区实行遥领的羁縻州府管理。整体看来,唐代对西域的地方管理制度模式卓有成效,有效保障了唐代西北政局的稳定和丝绸之路安全。

有泰与清末西藏政局的演变

有泰作为1903-1904年间的驻藏大臣,在应对英国侵略西藏地区时,在清延"勿开边衅"的旨意下,一味迎合侵略者,甚至协助侵略者与西藏地方签约。他的所作所为不仅给国家利权造成重大损失,而且成为促使清末民初西藏政局恶化的因素之一。

黄遵宪与张荫桓关系述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黄遵宪与张荫桓政治交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他们均曾持节出洋 ,谙熟西学 ,在维新运动中积极倡导变法 ,有过十分密切的政治合作。戊戌年春张荫桓向光绪皇帝推荐《日本国志》 ,举荐黄遵宪 ,对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绥民校尉熊君碑》所见汉末政局与荆南社会变动

本文对《汉绥民校尉熊君碑》进行了较全面的考释,推断出熊尚籍贯当为零陵郡,复原了熊氏南迁历史及其家族变迁,认为汉末零陵熊氏当属士大夫豪族阶层。汉末政局扩大地方县级长官的军事权力,导致了荆南地方豪族军事权力的合法化,这或可视为南朝时期南方地方豪族势力崛起的先声。

协调与制衡:中晚唐“一元双头”藩镇体制下的监军与藩帅——以中原藩镇为例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化浪潮风起云涌,中央出于加强皇权、控制地方的政治需要,普遍在藩镇内设置监军使,由监军使与节度诸使共治藩镇,从而形成"一元双头"的藩镇体制。在该体制下,监军使在藩镇的存在既是调和各方面关系、协助藩帅的"合作伙伴",也是平衡、制约藩帅的重要力量。监军使存在的意义,其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分享藩帅的决策权、参与藩镇具体事务的管理,从而确保中央对藩镇的有效统治。

《丁卯集》对晚唐政局的反映

许浑《丁卯集》的思想内涵并非如传统上所认为的徜徉山水、遁世绝俗那么单纯。济世思想或明或暗地贯穿了诗人的一生,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就形成了《丁卯集》丰富的题材和深刻的内蕴。突出的是对宦官把持朝政、藩镇拥军割据及皇帝荒淫昏庸等晚唐重大的政治问题都有较为真切的反映和客观的评价。

国际政治新因素与明朝后期华夷之辨

明朝后期,东来欧洲殖民者力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打破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政治格局,从而以外部力量动摇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取消夷夏界限、否定中国中心论、质疑传统夷夏标准、主张多层次向西方学习等,开始成为一部分开明士大夫的思维新取向。此一倾向不仅与晚明启蒙思潮、实学思潮紧密结合,最早践行了前魏源时代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而且对古代中国人如何认识外部世界具有方法论意义。

论七世纪中后期唐朝与新罗关系演变及对东北亚政局的影响

唐朝与新罗联合灭亡百济、高句丽后,两国合作基础亦不复存在,为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唐朝与新罗最终爆发战争。由于唐朝受西北吐蕃炽盛局势的影响,不得不对朝鲜半岛采取退守政策,以后新罗以统一国家面貌出现,七世纪中后期的东北亚政局从此进入和平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成德镇辖区变化对唐后期政局的影响

成德镇辖区变化反映的是唐朝廷与河朔三镇利益的争夺,其成因与朝廷试图控制河朔有关。成德镇是控制河北三镇的重要因素,其势力强则可以牵制幽州和魏博;若其实力过强,难以控制,朝廷则会缩小其辖区,增强其周边方镇。冀州、沧州、德州、棣州割隶成德,是朝廷意图通过增强成德镇,使河北三镇能相互抗衡,彼此牵制,以便朝廷控制河北。而易、定、沧三州另置义武节度,德、棣二州割隶横海军节度,目的又是为牵制骄横的成德镇。朝廷对成德镇辖区的调整,意在控制河朔三镇,河北稳定又利于朝廷稳控全国方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仍能延续上百年与此不无关系。

简论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与清末政局

政治暗杀既是清末十分突出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部分革命党人的基本共识。为了有效地配合武装起义,激发起国人的反抗斗争精神,震慑清统治者,消灭顽固死硬分子,排除革命的阻力,革命党人策划了一系列对清廷重要大员的暗杀活动。尽管这些暗杀活动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与局限,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但均对清末政局产生过直接而重大的政治影响,皆是反清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日后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朗州蛮与唐末五代长江中游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以雷氏父子为中心的考察

唐末以雷氏父子为首的朗州蛮的崛起及其所创立的朗州政权,是南方蛮族卷入藩镇割据潮流并逐步迈向独立化的典型个案。朗州蛮地方势力的兴起与割据,不仅使唐末荆南镇所辖诸州相继被分割,控制地域急剧缩减,掌控长江中游局势的能力大大降低,而且对本地区社会秩序产生了强烈冲击,构成对相邻政权严重的军事威胁,造成该地区政局的长期震荡。伴随军事斗争的频繁展开,唐末五代长江中游政治地理分布最终呈现出马楚、荆南与淮南鼎足而三的均势格局,明显与此前的政区设置有所区别。朗州军事地位的提升,又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马楚政权后期国运和湖南统治中心的位移。而朗州并入马楚,则大致奠定了元明清时期湖南政区的基本范围。

江淮弩手与唐代政局

唐代江淮弩手的兴衰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初唐至盛唐时期 ,此阶段南方政局稳定 ,江淮弩手除随杨思勖讨伐南蛮之叛外 ,表现相对沉寂 ;中唐时期为第二阶段 ,这一时期 ,江淮弩手北拒诸藩 ,南控岭表 ,牢牢地捍卫唐东南财赋之源 ,并屡次参与朝廷平藩战争 ,因之博得天下精兵的称号 ;第三阶段为晚唐时期 ,此阶段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 ,江淮弩手逐渐衰落 ,其地位为骑兵所取代。作为唐王朝统治东南地区的军事支柱 ,江淮弩手的兴衰是同唐朝的命运密切相关的。

晚唐政局与幕府公文的演变

晚唐时代，军阀割据，兵连祸结，藩镇势力空前扩张，表、状、笺、启等幕府公文在各种复杂关系中，周旋权变的功能急剧提高，骈文创作高度繁荣，在数量、流传方式、命名方式、作者身份等方面显示出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征，并且在得到普遍重视、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晚唐时代特有的章奏之学。这些变化对当时的骈文表达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的表现就是程式化的加深，由此进一步强化了骈文通过组合、堆砌典故来表达意义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