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terary Construction of Liang Qichao's China Dream in Late Qing Dynasty--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ang Qichao's Political Novels

Liang Qichao actually influenced Chinese society of late Qing dynasty in a great and profound way.H e founded several political newspapers,pioneered a literary style called political commentary and wrote many political fictions,which fully embody his deep thinking over China’s destiny at that time under impacts of western politics as well as his practical activities.H is political fiction does not only pioneer new forms and contents of modern fiction,but also play a crucial role in leading numerous writers to construct a"Chinese Dream"literature by granting politics as theme of fiction and shaping of political heroes.W hat’s more,his political fiction also becomes a basi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大一统意识在晚清国家危机中的内聚作用与发生机制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意识在数千年岁月中,被形塑与积淀成一种政治传统与思想认同,展现出了强劲内聚作用。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遭遇了一系列内外重大冲击,经历了政治价值及共同体认同危机,其所以能维持中华文明主体性,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而“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尤为关键。“大一统”意识的内聚作用,借由儒家传统文化的辐射力与影响力得以巩固和强化,在客观上给辽阔疆域内的多数成员带来了共同体认同所必备的自信心与自豪感。在晚清抵御西方军事入侵与文化冲击的历史进程中,这种内聚力成为动员和号召社会的最有力要素,维系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使得近代中国得以分而不裂,危而不亡。

血缘·文化·政治:晚清新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

在20世纪初“道德革命”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父为子纲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又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新学中汲取话语资源建构父子关系,呈现出血缘亲情、伦理文化和国族政治相互交织的文学景观。从审父叙事与慈父想象、子承父志、子报父仇三个方面分析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内容和写作策略,可以看到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与晚清伦理变革、救亡革命思潮之间交汇互动和互为生发的共生关系。

晚清判词的传承、超越与近代转型——以樊增祥《樊山政书》为例

《樊山政书》作为晚清判词集的优秀代表,既包括传统判词的情理因素和文学特点,又表现出明显的法律意识。特别是在结构模式、论证过程的逻辑性、语言的程式化、词语的专业化方面均出现了新的突破,总体上呈现出简明晓畅、结构严谨等近代司法文书模式特点,代表了晚清判词的近代转型。

晚清国家翻译的海外实践——以“法政丛编”编译为例

晚清留日学生组织湖北法政编辑社编译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套大型法政丛书——“法政丛编”。本文基于国家翻译理论,对“法政丛编”的编译动因、文本特点和实践特征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法政丛编”编译受晚清改良法律、营办新学、奖励游学等因素的驱动,呈现出翻译环境优越、译者资源集聚、语言文化邻近等特征,但同时也存在翻译组织具有临时性、管理体系较为松散、资源配备有限等局限性。“法政丛编”丰富了我国国家翻译实践的类型,对之加以深入探究有助于推动新时代国家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历史仪式礼貌视域下晚清奏折道歉语研究

本研究以曾国藩的奏折为语料,基于Kádár的仪式礼貌理论,从历史语用学视角探究晚清奏疏道歉言语行为的仪式化表达、语用策略及权利义务关系内涵。研究发现,晚清臣子以固定的体例和词句实现仪式框架下的规约道歉表达,或在直接向皇帝道歉的同时,基于直陈过失、自我贬损和情感抒发等策略,使用直接道歉、维护面子等手段实现非规约性表达。晚清道歉语具备等级性、目的性和责任性的特征。利用这两种仪式化言语表达方式,晚清道歉语作用于仪式群体道德秩序的感知与修复,构建君臣间道德秩序。本研究丰富了历史仪式礼貌的语料范围,同时为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晚清君臣关系提供了佐证。

经营之道:清末民初北京照相馆的变革与发展

摄影术自19世纪60年代传入北京后,当地照相馆便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在中西文化碰撞下,京师的摄影从业者在经营过程中为使照相馆更加适应中国顾客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通过对照相馆的布景与道具进行变革,增加拍照形式,为照片进行着色等新颖方式对照相馆的艺术商业模式进行了本土化探索,使北京的照相馆在中西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拍摄风格。这些措施改变了大众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念,推动了清末民初北京照相业的发展。

晚清前期中国报刊论政观念中的现代化因素

晚清前期,在西报知识的启发下,报刊论政观念中逐渐包含现代化思想因素。一是在对西报知识的阐述中体现现代报刊论政理念,二是直接阐述了报刊论政的公共性、独立公正的言论立场、以及言论监督的合理性等问题。晚清前期报刊论政观念中的现代化因素,主要表现为一种新知引介,或者说明办报重要性的佐证。从思想史的视野看,其构成了后续思想突破的铺垫和氛围,成为报刊思想史发展中必要的一环。

清末民初政局下张謇和段祺瑞的交往

张謇和段祺瑞之间有着长达15年的交往。他们的交往与清末民初的政局变迁息息相关,大致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辛亥革命至护国战争,两人交往且关系平稳;第二阶段,从护国战争后至直皖战争,虽交往频繁但已生嫌隙;第三阶段,从直皖战争后至“三一八”惨案爆发,交往渐减以至断绝。张謇和段祺瑞的交往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初政局的变迁,也折射出两人在清末民初之际不同的理想追求。

夭折的本土化:晚清法学与政治学学科关系变迁中的知识竞争与权力选择

法学与政治学的学科关系,关乎知识体系、教学单位与科研体制的构建。晚清时期,中国先是引介了法学包含政治学的欧洲式学科关系、法学与政治学分离的美国式学科关系,而后又创造出政治学包含法学的本土化学科关系,形成知识上的竞争格局。甲午战争以后,主持学堂改革的晚清官僚们大多选择了最符合自身观念与利益的本土化学科关系,从而塑造了清末法学与政治学的最初发展态势。这一本土化法、政学科关系仅停留在概念层面,缺少完备性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随着日本有意的知识输出,一套具有完备性和可操作性的欧洲法、政知识体系转道日本传入中国,成为寻求深化改革的晚清官僚们的更优选择,欧洲式法、政学科关系由此占据了支配地位。历史表明,晚清法学与政治学学科关系的变迁是知识竞争与权力选择互动的产物,而学术本土化如果不能从概念创新发展到知识体系创新,纵然一时得到权力的支持也终将难以持久。

晚清民国时期唐绍仪“民主共和”政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民主共和”是唐绍仪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绍仪幼年赴美留学期间是其“民主共和”思想萌芽的重要时期;第一次南北和谈期间,唐绍仪初步公开了他“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担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唐绍仪“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日益公开化,并具体化为对西方民主制度中内阁、国会、约法等要素的效仿和学习;此后,唐绍仪在辞任内阁总理及与袁世凯决裂等事件中,体现出对“民主共和”思想的维护和贯彻。袁世凯去世后,愈发紧张的“内忧外患”局势及此前“民主共和”实践中的受挫均使唐绍仪认识到,“和平”对国家和人民十分重要,动荡时期国会和约法不可持续,由此,在“民主共和”思想中加入了“和平”这一思想前提。这也体现出唐绍仪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国情和时局发展的联系日益紧密,其“民主共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

聚散分合之间:张謇与袁世凯关系考辨

张謇与袁世凯结识于登州庆军军营,份属师生。张謇曾举荐袁世凯,也曾负气断交。二人在甲午战争时期复交,清末立宪运动时期通力合作,建立政治同盟,促成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极力拥护袁世凯攫取最高权力,并在1912—1915年的袁世凯政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袁世凯复辟帝制,张謇断然弃袁而去,一心从事实业、教育。二人的交往合作长达36年,对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之际宦官话题的生发与检讨

明清之际有关宦官话题的讨论,既是对明朝灭亡原因的反思,也构成了对明代宦官政治,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宦官制度的集中检讨。在明朝灭亡后,人们虽然指出宦官参政的种种弊病,但“宦官亡国论”并不是当时的唯一声音,甚至难以构成主流观点,更多人并没有将明末宦官视为亡国的全部责任者。将视角扩展至有明一代,时人思考宦官政治的落脚点也不只在于其对国祚久暂之影响,而是更多关注宦官合法、长期、广泛的参政所带来的对于明代士大夫精神意气的摧折,从而使得有明一代难以建立理想的政治生态。在此基础上,王夫之、黄宗羲等人对整个中国古代宦官政治的总体检讨,是将宦官制度视为君主“以一人之疑敌天下”的必然产物,从而最终推演至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批判。

晚清时期广东基层区划转型变革的团练化机制

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确立了基层自治区划“城镇乡制”。中国基层区划建置自此打破秦汉以来的“类复式政区格局”,进入制式统一、功能完全的“乡镇制”发展期,但“城镇乡制”在各地的初期实践并未完全遵循刚性规定。在基层团练盛行的广东地区,其基层自治区划多以“县—区”为架构而非《城镇乡自治章程》确定的“县—城、镇、乡”体系,且“区”的分划配置实则源自当地基层团防区划“团”。这种现代基层自治区划源出基层团练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兼具治安防卫、行政管理和准自治功能的基层团练型政区契合当时基层自治区划的建置要求,也能满足当时广东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需求。

“新”出传统:晚清新小说的叙事转变

晚清时代的小说家始终坚定不移保持着传统文化的“本位主义”立场,对于叙事角度、叙事立场以及价值观念的选择保留着文学以往叙事小说的维度以及宏观价值的旨意与趣味,且采取想象的思维逻辑来对民族形象、国家形象进行构建。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小说人物形象的固化与类型化、章回体叙事框架模式的使用、史传传统和历史叙事的侧重,均表现出晚清新小说浓郁的常规叙事特征。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方面中表现出对常规叙事的冲破与偏向,在叙事思维逻辑层面表现出对常规叙事方法的态度与多元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述模式上延续了大量的叙事规则,尽管熟练度较低,不足之处较多,但其在“传统”基础上所衍生的“新”方向具备一定的文化史价值与文论史意义。

从有限渗入到广泛传播——清末民初中小学教科书的民主政治启蒙意义

教科书不但是知识传播的工具,还是思想启蒙的利器。伴随着新式教育发展,从教会学校、洋务学堂教科书中最早出现民主政治零星思想开始,清末民初教科书通过对现代政法制度的宣扬、对公民自治活动的引导和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提倡等维度呈现了民主政治的核心价值理念,构建了较为完整的民主政治话语体系,展现了理想化的民主政治图景,并具有那个年代特有的民主政治启蒙特点。正是通过小小教科书的大大启蒙,青年学生成为近代民主化力源并把握方向的新兴社会群体,而且教科书以其巨大的社会辐射力,使民主政治由少数知识精英群体关注而成为浸润到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普遍思想,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既有观念,塑造着国民新的世界观与价值取向,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五四运动将民主作为基本价值加以崇尚做出了基础性铺垫。

邪恶之花未必只结罪恶之果——晚清社会转型之际捐纳的客观作用

晚清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之初,被斥为秕政的捐纳却为筹办海防和建设海军筹措了大量的经费,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以海防为重心的国防。捐纳人员在儒学造诣、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等方面不及科甲人员,却更具有经济头脑,更容易接受西方的近代理念和价值观,因而在适应社会转型、经营近代化事业等方面比科甲人员具有明显的优势。捐纳人员中确有一些各具专长的优秀人才。在大多数科甲出身的官员不屑于洋务的情况下,洋务派官僚选用优秀的捐员举办洋务新政,参与近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取得了可观的成效。

晚清、民国时期楚辞研究的现代转型——以王闿运、梁启超、游国恩为例

王闿运、梁启超、游国恩是晚清至民国这一时期的楚辞研究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受到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双重影响,研究目的从"反对理学"经"经世致用"到"还其本体",研究方法从"微言大义"经"文艺美学"到"唯物主义",研究视角从"今文经学"经"行为心理"到"文学史观"的转变,从而完成了由古典楚辞学向现代楚辞学的学术转型。

晚清民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

本文为即将出版的《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丛书的解说。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动,使得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行为规范前后截然两分。只有了解这千古一大变局的各个层面,对中外冲突融合的大背景下知识与制度体系沿革、移植、变更、调适的众多问题深入探究,才能获得理解传统,认识过程,了解现在和把握未来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