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的“帝王之术”及其政治儒学特质

荀子“帝王之术”意指“圣王”主导的按照蕴涵权力与利益因素的政治逻辑来处理政治事务的方法和策略。荀子的“帝王之术”奠基于性恶论,关涉复杂的政治生活,体现了鲜明的政治儒学特质。首先,荀子“帝王之术”的主体“圣王”凸显了一种强烈的具有政治现实主义色彩的“政治家”立场,绝非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家形象。其次,荀子“帝王之术”谋求治国能力的提升,强调“圣王”必须具备政治思维,懂得以利害眼光来分析政治生活并懂得如何利用手中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具有根据客观事实准确判断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杀伐决断能力以及高明的领导和掌控能力。最后,荀子的“帝王之术”落脚于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圣王”应始终重视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的根本地位,并努力调动百姓的积极性以实现国家富强。荀子“帝王之术”就是依托“圣王”以“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帝王之业,既体现了荀子政治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儒学。

大学校长角色的偏移与时代回归

伴随高等教育质量革命以及大学组织结构日益复杂化,大学校长被组织内外强加的多重角色,使校长受到了自身角色体系内部矛盾冲击的影响,产生角色错位、角色缺位、角色越位的现实困境。从大学属性和大学职能来看,政治家、教育家和领导者是大学校长的三大核心角色。在新时代背景下,大学校长应为三大核心角色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担当好富有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有更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远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的政治家;担当好兼顾教育理论与实践、达到知与行的统一,扎根于教育的人文情怀、实现情与意的融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知情意行的升华的教育家;担当好思想统领、凝聚力量,引领学术、捍卫真理的领导者,以此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实现角色的时代回归,充分实现大学校长的角色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的“乡村政治人”形象塑造——兼论对现代文学形象的承续

20世纪初至今的100多年间,“乡村政治人”形象的建构在不同文学时期经历了不同的流变。从清末乡绅形象的“社会名流”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迂腐、守旧乡绅形象,再到左翼文学作品中地主恶霸式的劣绅形象,无不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乡村政治人”形象呈现出多元价值取向,既有所保留地取法现代文学,又有着质的飞跃,出现了“人民公仆”式的村干部、新时期的乡村政治强人以及爱国爱乡的新乡贤等新“乡村政治人”形象。

身体政治:拳击的人类学认证

世界各国的政界人士爱好多项西式体育运动,其中包括拳击竞技。拳击运动一度是竞争型政界人士个性发展的重要支点,其以曼德拉、奥巴马、普京为代表。人类学、政治学与文化学方法的介入为拳击文化的阐释开设了新路。拳击是西方主流体育项目,这便决定了竞争型政界人士开放主义的本体理念。竞争型政界人士与拳击的叙事链一度在世界范围内催生出一种传播峰值。由于威权主体的惯性作用,叙事链本身还启发了人们对拳击在非拳击发达国家与地区的传播境况的思考。竞争型政界人士与拳击的叙事链具有对非拳击发达国家的文化传统的改进作用,同时也具有启发个性成长、超越话语阈限、战胜局部困境的隐喻效果。作为体育学范畴中的拳击属于一种制暴器具,它也是竞争型政界人士变革主义思想的组成因素。拳击是一种个体话语体系,其与高端政治的吻合度很高。

官邸主导下的安倍内阁决策过程

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基于“官邸主导”的政官合作关系,延续自民党的施政方针,试图冲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发展的限制与桎梏,谋求释放日本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实力。其中安全与经济发展是安倍政权的两个主轴,具体举措为:其一,改革战后日本的安保政策,以巩固日美同盟的方式,行使集体自卫权;其二,推行“安倍经济学”,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力量作为发展保障,同时以外交为辅助手段,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安倍内阁不断强化首相官邸主导权,使政策决定过程中党内议员和官僚集团的阻力大大减少,政策和措施得以顺利落实。

政官关系视角下日本“官僚主导”的历史渊源

日本“官僚主导”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战前的三个历史时期,分别是太政官时期(1868-1885)、内阁时期(1885-1931)和十五年战争时期(1931-1945)。明治初期,政府任职官僚主要来自推翻幕府统治的西南各实权藩阀,成为国家实际掌舵人。内阁成立后,政党势力虽试图与官僚相抗衡,但官僚仍超然于政党渗透之外,发挥实际影响力。九一八事变后,“新官僚”登场,并在进入战时统制经济后进一步发展为“革新官僚”,通过掌握物资的供应与分配,占据决策主导地位,并为战后官僚主导模式奠定了基础。

“政治家办报”视角下媒体融合的政治逻辑

本文通过梳理“政治家办报”理念在“传统传播体系-现代传播体系-全媒体传播体系”这一过程中的意义变迁与话语轨迹,探寻既定时空中“政治家办报”理念的不同历史规则与实践策略,为理解中国语境下“媒体融合”的政治逻辑提供了历史视角。在“政治家办报”理念的演变脉络中,由“三闻原则”到“四全媒体”的实践方案,体现出“政治上的毫不妥协”与“智性上的雅致”的双重特点。“政治上的毫不妥协”指该理念内在的政治逻辑,即政治始终是最为核心的要素,这决定了媒体融合必定是一项国家战略;而“智性上的雅致”指的是媒体融合闪烁着科学的光芒,不是服务于政治实践的单纯的口号与方针,而是根植于中国特殊的政治语境与媒介生态环境,在特定的新闻实践中孕育的具有时代先锋性的“建设方案”。

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创新

以2000年~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官员晋升这一独特视角,实证考察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地区市场化程度和企业政治关联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官员晋升前期,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都会显著降低,这种抑制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更低和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扩展检验发现,企业在官员晋升前会通过慈善捐赠而非寻租的方式与政府建立联系,从而进一步挤出创新.本文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为揭示官员晋升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对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清晰的政策意义.

唐代入仕粟特人的汉化进程

中亚粟特人在进入中原后,就逐步开始了与汉民族的融合,在唐王朝时期,由于中西方交流活动频繁,这一融合的趋势也大大加快。入华粟特人与中原社会的具体融合过程,是在充分参与中原社会诸活动中逐步完成的,其中对中原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也是入华粟特人最终完成其汉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公共行政:“经济人”假设的适应性问题

20世纪后期以来,用“经济人”假设对公共领域中各种各样的现象做出“科学”解释成为一种时尚。它不仅是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理论思潮,而且对于70年代后期以来的行政改革有着巨大的影响。许多行政改革的模型,都是根据这些理论做出的设计。但是,“经济人”假设以及在这一假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不过是近代以来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则的极端化发展。结果,它使近代经典理论中的合理内核丧失了,虽然它在理论上实现了建立统一范式的目标.但在实践上却潜藏着以人的自私自利性征服公共领域的危险。

近代日本报业对中国新闻业的影响

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开辟了一个明治时代(1868—1911年),促成了日本近代报刊的诞生、发展,乃至进入"报纸复兴时代"。中日两国具有地理上的接近性,近代报纸的发展进程大致相近,中日两国文化交融成为近代报刊转型之基础,日本报刊对中国戊戌变法期间新闻业具有启发作用,对辛亥革命时期办报思想的促进作用。

湖湘文化与湖南区域政治传统论析

文章从湖湘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对湖南区域性政治传统的看法。从湖南的地理位置、湖湘文化的显著特点以及湖湘文化的传承三个方面分析了湖南区域政治传统的形成,各个时期湘籍政治家群体的规模、特点等,最后通过对湖湘人物毛泽东的个案分析进一步说明湖湘文化对湖南区域政治传统的影响。

论南越王赵佗

西汉南越王赵佗,是河北历史上最早走向岭南、并建立政权的政治家。他于秦始皇时代率军南下平定杨越,之后任龙川县令。秦失朝纲、群雄逐鹿中原之际,他审时度势,腾骧而起,以南越武王雄冠百越。不仅在汉代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上成功扮演了一个智慧的角色,而且和集百越,俯身开拓,扎根岭南,建邦立国,在岭南大地矗立起一座不朽丰碑,成为河北永世的骄傲。

周恩来--当代政治家的楷模

周恩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日子里,一直是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成员,在20世纪的国际舞台上也享有盛誉。他以其坚定的革命信仰、卓越的领袖风范、杰出的政治智慧、超凡的领导才能和迷人的外交风度,成为当代政治家学习的楷模。

实践智慧与教育

实践智慧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中的核心概念,是理智德性之一种。它不同于技术,它的目的是善的实践自身,而不是制造什么东西;它不同于科学,它的对象是可变的具体的实践,而不是永恒不变的存在。这些特点决定了实践智慧的本质是"实践的",它的养成离不开实践。不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智慧与"政治学"内在相系,人们可以通过"政治学家"所运用的"辩证法"去学习"政治学",以获取实践智慧。

善治理想与和谐政治秩序建构

影响政治秩序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主体意志、法律制度与传统习俗。和谐政治秩序的形成是实现善治的基础。一个单位与组织的领导者在政治秩序形成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建构和谐政治秩序,宜尊重组织决策和政治家权威,坚持民主精神与科学治理的辩证统一,规避政治行为的消极风险与不当问题发生,提升领导者辨识、抵御政治噪音干扰能力,克服唯形式正当主义,实践重大决策合议制度,建立严格的监督和问责制度。

抗战期间国民参政会中女参政员群体的考察

国民参政会在抗战期间召开了三届,共有19名女性当选为代表。她们有着深厚的素养、广博的见识;她们来自不同党派,但以国民党籍为主。这一群体的成长过程有着清晰的轨迹,她们多是来自长江以南,受过五四思想的影响,有着妇女运动的经历。当选后,她们认真调研,努力工作,以女性特有的视角为抗战献计献策。这个群体与延安的女性精英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爱国的信念彼此一致。

西汉四皓史事的文化解读

"四皓史事"产生于一个由谋略主导的传奇时代,这要从战国到西汉初期的长时段来审视。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便是以政治、军事的捭阖纵横为舞台,由谋士群体为智库,以谋略为驱动,书写胜王败寇、去危图安的历史传奇。刘邦作为草莽英雄崛起,其事业处处得益于谋略。既坐天下,谋略情结依旧。对所事之君刘邦的这些特性,张良有深刻的认识和足够的自信,然后才谋划了四皓的系列政治表演,不动声色地影响、进而改变高帝决策心态。从西汉后期开始,四皓话语广泛出现在传统典籍、史论和诗赋中,该话语代表了嫡长子继承制的政治传统,寄托了"群辅"的东宫制度安排,承载了隐逸文化理想,对中古政治和社会生活均有久远的影响。

二宫尊德及其思想综述

二宫尊德通称二宫金次郎,是日本江户时代末期著名的农政学家、思想家和农村改革实践家,他主张以“至诚、勤劳、分度、推让”为主旨的“报德仕法”,有效地指导了日本江户末期以后的农村改革实践活动,表现了东方文化价值伦理的本质特征,成为近现代日本妇孺皆知的传统道德的楷模。了解和研究二宫尊德的思想与实践,对中国目前正在深入进行的“三农问题”研究也将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

先秦作品中惠子的文学形象

惠子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同时也是名辩家。他的形象在先秦作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体现了不同作品独具特色的艺术处理。《战国策》突出惠子的谏士风采,《韩非子》突出了其名辩家的风采,《荀子》则倾向于否定惠子的名辩主题,并有意进行人身攻击,至《吕氏春秋》,就将惠子的政治失意和善辩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