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春秋霸政政治合法性的构建

春秋时期,王权衰落,霸业迭兴。而自齐桓公首次称霸开始,春秋诸霸不仅着力于邦国内政改革、对外战争、会盟称雄等政治硬实力的强化,也极为重视包括天命、礼制、血统、伦理等因素的政治合法性构建。春秋诸霸在继承西周天命观基础上接受周王室的“天命未改”,也通过宣扬本族群乃受天命而为其霸业找寻信仰理据;春秋霸制源于西周时期的方伯制度,其循“尊王”原则,以周礼为法理依据建构政治合法性;春秋霸主利用重申血统增强族群认同,并在德性政治和个人魅力的塑造中宣扬其霸业的伦理性。作为国家“柔性治理”的部分,春秋霸政的政治合法性构建不仅维护了王权衰微背景下诸夏共同体的相对稳定,也为战国诸子付诸政治实践、升华多元政治学说提供了经验。

思想与政治的互动--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

董仲舒通过阐发《春秋》公羊学,积极回应巩固统治、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需求和时代要求,对汉代意识形态的建构作出了突出贡献。董仲舒的建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发挥尊王思想,突出君主的权威,以顺应汉初消除王国威胁、建立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需要,对不受约束所导致的极端膨胀,提出“屈君而伸天”;二,倡导“大一统”,主张政治上权力统一于王,思想上统一于儒学,同时强调统之“正”,规范君主行为;三,主张改制更化,重视开始,端正本原,在坚持常道基础上,以《春秋》为依据变易制度,适应作新王之要求,为后世立法。董仲舒《春秋》公羊学的价值理念与现实政治的需求高度吻合,也一定程度上照顾到民众的利益需求,最终为统治集团接受,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内容。

春秋时期政治生态变迁与讽谏诗歌艺术演化论

春秋时期的讽谏诗人在传承西周时期讽谏诗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方面都取得了创造性发展。春秋时期的讽谏诗将政治批判对象直指周王与国君,综合运用“赋”“比”“兴”三体,采用呼告、设问、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使用以“美”为“丑”手法和“卒章显志”结构模式。其主要动因是政治生态的变迁、天道观念的嬗变以及诗歌艺术自身的演化。春秋时期讽谏诗歌的艺术演化对后世讽谏诗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创作与诗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春秋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篇释义

《三代改制质文》是《春秋繁露》中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也是一篇对理解董仲舒的政治思想颇有代表性的文章。该篇主要通过阐述与引申《春秋》“王者必改制”的内在含义,借助于对传说古史特别是夏商周历史的解读,来全面论述董仲舒对于王朝更迭及制度化改革的思想主张。董仲舒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理念为基础,为王朝的更迭改制确立了“三统”“四法”的天道原则及其制度化内容与程序设计。董仲舒关于王朝更迭改制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公羊学派的特点,其主要目的是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一种政治文化的平衡。作为华夏的政治文化传统,董仲舒认为是不变的,但对于王朝更迭、履新的历史必要性则需要大力认可,否则就无法推动社会的继续发展与政治的革新。

先王遗说与春秋邦交政治

春秋时期,包括先王之制、先王之命、先王之训等在内的先王遗说在诸侯邦交领域的作用主要是调节诸侯之间关系,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维持着诸侯之间的平衡,维护着周王室的利益。只是先王所确立的种种原则逐渐不再是春秋时期各邦国所严格遵循的规范,人们对于先王遗说并非照行不移,而是通过对先王遗说的内容进行新的解释、直接从根本上否定言辞的作用、不回应先王遗说的内容这三种方式,来降低或减少先王遗说的政治影响力,从而降低先王遗说对邦交活动的影响力。先王遗说逐渐不再是一种信仰,而是沦为各诸侯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种工具。但总体而言,先王遗说作为邦交政治活动合法性的来源,并未被直接抛弃。

《晏子春秋》的政治观念及其当代价值

《晏子春秋》是一部主要记载春秋时期齐国贤相晏婴言行的经典著作,其内容涉及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思想内容丰富。从君臣、君民、君国三种关系看,《晏子春秋》主要思想有人才思想、民本思想、“礼治”思想、“法治”思想等。对于君臣关系,晏子认为君王应严于律己、选贤任能,臣子应忠君爱国、守正清廉;处理君民关系时,君王则应重民爱民、宽惠慈众;治理国家又应施行仁政,减轻赋税、徭役。晏子思想对当时齐国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对现代社会亦有极大借鉴价值。

春秋时期的祭祀与政治传播

在商代和西周,祭祀一直处于政治的中心。到了春秋时期,祭祀依然在政治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依然为政治家们所重视。但是长期以来,祭祀权与王权合一的局面被打破,祭祀权作为权力的象征正面临着名不副实的危机。与商代、西周相比,祭祀已丧失了昔日的尊严和威仪,无可奈何地走向了没落。西周以来为严格等级宗法制度而设的祭礼,在春秋时期处处显得不合时宜。祭祀一方面为政治所需要,另一方面又与政治相矛盾。由此,祭祀在春秋时期出现了比较混乱的局面:有时传达政治的意义,有时传达个人的意志,有时甚至徒具形式,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祭祀的政治传播功能在逐渐地丧失,并由政治的中心走向政治的边缘。

从“制约权力”到“自我约束”──春秋时期政治的重要特点与孔子政治思想的局限

"君主"和"强国"的权力须受到一定程度制约，是春秋时期相对广泛通行的政治规范和观念。作为伟大的文化总结者的孔子，并未深刻认识和全面总结春秋时期这一最具价值的政治现实与政治思想，而是将政治的希望最终全部寄托在统治者的"自我约束"上，出现了从"过度批判政治现实"始、以"虚幻的政治理想"终的问题，孔子的政治思想也因之而产生了影响久远的局限。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从《秦誓》所见秦穆公人才思想看秦国兴盛之因——兼论《书·秦誓》的成文年代及主旨

《书·秦誓》并非学术界一般所说的是秦穆公的“悔过书”或“罪己诏”,它反映的是秦穆公尊贤使能的用人思想。《秦誓》作于秦三帅在崤战败后被遣归来的秦穆公三十三年。此时秦军将士喧哗滋事,其真正原因应是秦国将士借秦三帅失败之机掀起了反对外来将帅及其卿大夫的事件。秦穆公便借机宣讲了他的人才思想。秦穆公的人才思想在春秋中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它为秦穆公称霸诸侯、战国时秦国能彻底变法而迅速强大以及最后统一天下提供了重要条件。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形态和政治控御

中国古代国家权力结构的演进,基本上是越来越集权于最高端,而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方向则与此相背;西周已经发展出比较完整的(早期)国家结构和功能,春秋王室与列国之间在权力结构、功能形态上反有诸多纠结缠绕,仿佛历史一度呈显某种倒退的特征。这基源于早期国家阶段政治控御手段的内在缺陷。春秋战国时期国家权力的重组、下移,实为抟聚更成熟的巨型国家的新起点。这一时期政治中心控御形态的变化,国家结构中地缘(地域)因素的成长,都表现出在高频度战争环境中,国家地理空间(主要由于交通建设)、政治空间(主要由于官僚行政)、社会空间(主要由于宗姓氏族解体)的致密化倾向,只是这个"国家化"过程终春秋战国之世仍然处于一种"未完成体"的过渡状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华夷之辨与春秋泓之战

春秋时宋楚泓之战,宋襄公为坚持礼义而放弃有利战术时机,结果大败。襄公何以这样做?自古至今一直众说纷纭。本文认为此事的背景十分复杂,涉及齐桓公以后霸政兴起,华夷对峙的局面,也与殷人的复兴运动有关。宋襄公独特的个性是事件的原因之一,但此事最终不是能由个人性格说明的,从泓之战可以看出春秋初年复杂的历史变局。此外,自古至今有关泓之战的评价,也折射出不同时代价值观念的变迁。

孟子的《春秋》观与传统儒家的政治激情

孟子的《春秋》观包括三个方面的具体内容，并深刻地体现了先秦儒家通过文化守成主义方式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从历史的角度看，盂子关于孔子作《春秋》所表达的儒家政统意蕴，是与后世传统儒家的政治激情密不可分的。

论《晏子春秋》中的政治辩证法思想

《晏子春秋》中的政治辩证法的主要内容是 ,对君民、君臣矛盾统一关系的认识 ,对“道在为人 ,而失在为己”的辩证规律的揭示 ,对政治矛盾的尖锐化及政治变革的认识 ,以斗争求合作的思想 ,对“和而不同”思想的发展 ,对内政与外战和外事相互关联的认识。其政治辩证法思想与其反对迷信的主张和哲学辩证法理论有密切的关系 ,还吸取、运用或发展了墨子、孟子、《老子》

春秋时期晋国卿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早期,晋国惩于曲沃之乱而打击公族,结果导致了异姓卿族的崛起。春秋中后期,晋国的政权逐渐被异姓卿族把持,由此形成了典型的卿族政治。晋国的卿族政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赵盾专权到厉公被弑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晋国卿权根基尚未完全稳固,公室利用卿族打击强宗,卿族利用公室消灭对手,这是该阶段晋国政治斗争的特点。从悼公继位到晋定公十四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晋国政权尽入六卿之手,晋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六卿联合执政,并为最后的火并积蓄力量。晋定公十五年后为第三阶段。六卿正式展开兼并战争,范、中行、知氏先后被消灭,韩、赵、魏三家最终分晋。

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由海昏侯墓所出《春秋》类简牍引发

海昏侯墓新出《春秋》类简牍,据北京大学简牍整理小组的整理和释读,发现与《公羊传》关系密切。海昏侯墓《春秋》类简牍,反映了西汉中期公羊学的发展状况,折射出公羊学与汉代政治的密切关系。依据所见汉代文献,对汉代人引用公羊学思想的事例进行细致梳理,可以发现,公羊学被广泛应用于当时政治、法律、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成为上自皇帝下至士人普遍引用的理论指导思想,对汉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羽读《春秋》背景刍议

汉末三国时期,阅读《春秋》蔚然成风。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把《春秋》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及其他领域,体现了古文经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关羽作为刘备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肩负着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他是独当荆州一面的军事统帅,面临着北伐曹魏、处理与东吴关系等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受社会风气的熏染,他熟读《春秋》是时代、社会使然,但其动机重在用《春秋》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指导军事活动和培养道德情操,而不在《春秋》学问本身。

春秋时期齐国的全方位改革

春秋时期,管仲以其卓越的胆识,辅佐齐桓公对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正是由于这种全方位的改革,使齐国的内政和外交呈现出崭新的面貌,同时也使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

德主刑辅:董仲舒的治国理政之道

董仲舒在西汉王朝统治思想从尊道向尊儒转型中起到了关键性历史作用。董仲舒的王道论包括了"改制更化"的政治改革思想,"德主刑辅"的治国理政战略,"人性三分"的人性论和"民性待教而为善"的道德教化论。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王道论,是一种以"春秋公羊学"形态出现的"政治经学",它不仅决定着汉魏今文经学的发展方向,而且给予古文经学的政治伦理哲学以重要影响,这便是董氏政治经学的历史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