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编年考

杜诗《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旧有开元二十九年(741)说与天宝八载(749)说,前者误将洛阳积善坊、北邙山的两处玄元皇帝庙混为一处;后者所依据的“五圣”一词,本是唐代公文中的习语,并不具备严格的时间效力。根据诗中“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的历史本事,并结合杜甫参加洛阳府试的经历,此诗更可能作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初冬。另外,《宋本杜工部集》将此诗编次在近体诗的首章,似乎也验证了这一推断。在这一新的时间定位下,我们也可以站在旧有“讽颂”视野之外,看到杜甫早年对政治事业的期盼向往之情。

论朱瞻基的历史地位

朱瞻基是明朝的第五个皇帝,在位期间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仁宣之治",他在一批老臣的支持和帮助下,完善并确立了内阁制度和巡抚制度,改善并加强了明代的监察和司法制度,同时大力发展了明代的宫廷文化,全面恢复了明代的社会经济,使明朝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虽然他在某些方面也造成了许多危机和隐患,但从总体上看,朱瞻基仍不失为一个值得肯定的封建帝王。

“夷歌成章,胡人遥集”——从《职贡图》看南朝胡人图像与政治的关系

本文是从"图像证史"角度对传为梁元帝《职贡图》进行的艺术史研究。文章通过对《职贡图》中不同胡国使者形象的分析,并结合画上题记和《梁书·诸夷传》、《北史·西域传》等文献,并通过与考古材料的比对,将其置于南北朝艺术史的脉络中展开研究。文章认为,值南北朝胡汉分立之时,南北双方都希冀通过复古、尊儒、崇佛、重建礼乐制度等不同的方式争夺文化上的正统地位。《职贡图》流露出梁朝对胡国"宗教外交"的诉求,具有深刻的政治寓意,表现了梁人对图像承载政治功用的期冀。

伏羲炎黄尧舜故里考

湖南是中华文明的最早发祥地,是中华龙凤文化的最早家园,根据丰富的历史典籍、出土文物和方志家谱等民间民俗文化资料研究证实: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太皞伏羲氏公元前5800年左右诞生于湖南怀化的洪江高庙;炎帝神农公元前5080年辛巳诞生于湖南怀化的会同连山乡;黄帝轩辕氏公元前4660年左右诞生于湖南的长沙寿丘(即今岳阳君山的轩辕之丘);帝少皞青阳氏公元前4600年前诞生于湖南怀化芷江县;颛顼公元前4491年诞生于湖南怀化会同县的若水镇(或洪江的高庙);尧帝放勋公元前2317年甲申诞生于湖南株洲市攸县皇图岭镇;舜帝重华公元前2277年甲子,诞生于湖南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此外,战神蚩尤和"霸九州""平九土""步十日四时"的江淮"水正"共工等人亦于公元前4300年以前分别诞生于湖南娄底市的新化大熊山麓和怀化洪江的高庙。

论“开漳圣王”陈元光的施政思想

作为漳州的首任刺史,陈元光针对自己施政平台的特点,选择并贯彻推行了唐太宗的治国思想和治国措施,取得了治理漳州的巨大成功。他是初唐杰出的政治实践家。

元代西藏的政教合一制

元代西藏的政教合一制趋于定型,出现了统一全藏的萨迦派政教合一制政权。从元朝中央到西藏地方,在两条系统、三个层面上形成了政教权力的高度统一,即帝师制度———萨迦本钦———十三万户系统,宣政院———乌斯藏宣慰司———十三万户系统。

元末徽州将领朱文选事迹考

元末徽州地区陷入战乱后,当地涌现出不少军事将领,朱文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朱文选早年以潜邸说书侍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有功,出任驻扎徽州地区的唐州保甲千户。1352年红巾军沿江东下,朱文选被调至太平路,先后在太平、徽州、婺州、绍兴等地同红巾军与朱元璋部作战。后因不满张士诚专权跋扈,北上大都,并于顺帝逃离大都时自杀殉国。

论石渠阁会议召开的缘由及其历史影响

石渠阁会议是西汉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儒学逐渐成为封建政治的主体是此次会议的政治背景,统一“五经同异”是石渠阁会议的直接目的。石渠阁会议之后,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封建正统思想,《谷梁春秋》取得了与《公羊春秋》并重的学术地位。因此,石渠阁会议不仅极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儒家礼仪制度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也极大地提高了经学的学术地位。

书法背后的统治艺术——康熙书法的政治涵义诠释

康熙的书法有力地辅助了他的政治活动,成为了他贯彻政治意图的有效工具。他的书法与开“博学鸿儒”科、“六下江南”一样,笼络了汉族士人,改善了满汉关系,最大程度地赢得了汉人对皇帝本人和满族统治的认可。

论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开元二十四年是唐玄宗实现第一期政治理想的最后一年,又是他实现第二期政治理想的起始年,"依贞观故事"的巨大成功使他成为手创开元盛世的伟大的政治实践家,企图建立无为而治之至道社会的彻底失败成就他为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二者的有机统一使他付出"由明而昏"的惨重代价。

论公羊意旨与昭宣政局的冲突及和解

自汉武帝晚期开始,公羊学主张的阴阳学理论及其内在的批判精神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至汉宣帝亲政之时,因儒学数十年的昌盛繁荣,影响力日著,其与现实政治的矛盾逐渐尖锐,不容忽视。对此,汉宣帝在执政理论中融入了鲜明的儒学色彩,通过恢复民力、整顿吏治等一系列举措顺应儒生的舆论呼声,二者的矛盾因此得到缓解。不过,汉宣帝时代的政治机制其实仍属汉武帝霸王政的延续,包括循吏政治在内的一系列带有浓重儒学印迹的变革,不过是霸王政缘饰之术在新时代的变种而已。汉武帝时代与昭宣中兴实皆以尚法而致富强,这两大盛世亦鲜明地表现出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的发展特征。

儒相匡衡与西汉宣元之际的儒法转捩

匡衡是西汉时期的著名儒家学者,也是元帝的重臣,位及丞相,他留存下来的文献对理解元帝的政策和西汉宣元之际执政导向的转变很有价值。西汉宣帝和元帝的执政时期,是儒家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也发生了政治思想由刑名向教化的深刻转折。以匡衡为切入点,可以看到这场转捩的一些细节,认识到对儒家教化的推崇是现实政治的客观需求,是元帝自身思想倾向的外化,以及当时儒家思想学术与具体执政方式相结合时的利与弊。

论元杂剧中的文人从政观

元杂剧的创作主体主要是中下层儒家文人,因此许多剧作都反映出元代文人心态,其中有不少则集中体现了他们的从政观念,即"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种从政观念主要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投效朝廷的使命感,而在元代中后期这样的作品则显露出文人对于蒙元王朝的认同;第二是具有强烈功利性的从政目的,元杂剧中文人的从政理想是同他们的功利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第三是对君臣关系的理想化设定与自我奴化倾向。

隋炀帝政治改革与杨玄感起兵原因探析

隋炀帝大业年间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势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强大势力和影响,以整饬吏政,加强中央集权,扩大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尽成熟及过急的推进,未能与建立民生顺遂、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相结合起来,终因其暴政引致严重的统治危机,从而使杨玄感这样的政治野心家为维护关陇集团既得的地位和利益乘机而起。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身国同治”的生命政治学

《唐玄宗御注道德真经》以《河上公注》为底本,发挥了其理身理国的思想,影响深远。其"身国同治"的生命政治学从内容上可概括为:法道合德;虚静无为;持守三宝;安分寡欲。该书从诠释宗旨和方法论上体现了其政治化倾向及阶级立场,具有调和儒道的特点,其中还试图消解《老子》关于提醒统治者保持应有的警醒和忧患意识的思想。其要旨在于"理身理国",却在唐玄宗执政晚期爆发了"安史之乱",这是颇值得深思的。

奎章阁学士院与元文宗的政治意图

元文宗设置的奎章阁学士院,与其说是一个书画收藏机构或文化机构,不如说是文宗为实现政治意图而特意开设的一个辅政机构更为确切。首先,奎章阁学士院设置的宗旨主要是帮助文宗皇帝提供治国理政经验;其次,文宗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奎章阁的艺文活动中,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藉此彰显自己的汉学修养及儒化倾向,以提高在汉人臣民中的政治威信和合法性;再次,文宗开设奎章阁并利用书画鉴赏为媒介,为自己和文臣儒士提供了一个可以轻松交谈的环境,借此达到笼络人心、蓄养政治实力的目的;另外,在大权旁落、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下,怡情书画以显示清静无为,也是文宗掩饰自己政治意图的障眼之法。

从政归中书到权属一人:南宋史弥远专权之路

玉津园之变后,南宋的部分士大夫舆论指向了韩侂胄作为近习权臣的特点,他们期望权力回归中书,为了防范近习权臣再次出现,他们提出令太子参政的方案,这与宁宗无心政事、有意让太子参政的想法不谋而合,嘉定资善堂会议得以成立;另一些士大夫则主张重建皇帝亲擢台谏、并任宰辅的中枢格局,但这却不具备实现的条件,以致史弥远在资善堂会议的掩护下,借助于皇太子的力量,完成了对政治对手的清理,最终实现了从政归中书到权属一人的转变。宁宗朝权属一人局面的形成,正是士大夫舆论、宁宗个人能力、史弥远政治手段等多维因素共同推动所致。

书以致治:元代帝王的书法教育及其功用

元代帝王的书法教育是元代帝王经筵教育的补充形式,表现为从前期的文史教育的附庸地位到后期独立出来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奎章阁学士院和宣文阁的设立,标志着元代帝王的书法教育和侍书体制逐渐完备起来。元代帝王习汉文书法,在推动自身汉化的同时,也借助赐书活动彰显书法的政治功能,巩固皇权的统治。

略论清末民初岑春煊与袁世凯的恩怨纠纷

岑春煊与袁世凯同为清末崛起的重臣,其成长轨迹颇为相似,然而其政治发展方向却大相径庭。清末十年是这二位仕途发展的关键时期,这十年期间也是二人纠纷不断的十年;民初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二人地位发生根本性改变,然而二人的关系却较之前有所"缓和"。二者关系甚是微妙。厘清二者在清末民初的恩怨纠纷,既能丰富对二者的认识,更能廓清二者的关系,同时还能窥探清末民初政局的变化。

略论汉宣帝时期的灾异

灾异学说在中国古代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想和手段。西汉的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在汉宣帝时期被朝廷所承认。由于汉宣帝早年受戾太子案的牵连,地位低微。所以他在补偿心理的驱动下,运用灾异学说这种政治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根据宣帝支持"榖梁"学而不是支持"公羊"学,以及汉宣帝对萧望之的厌弃和对宦官的任用可以看出,宣帝并不相信灾异学说,只是将其作为政治手段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