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摊丁入亩演进轨迹及内在机制考析

南宋的摊丁入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旧税法中丁口因素不断衰退,"身丁钱"逐步向田亩税归并,并最终在大部分地区得以蠲免,力役征调依据逐步从丁口向资产转化,"免夫钱"随着自身推广而走向消亡;另一方面,不少地方的水利新役法通过"计田出丁"和"履亩纳钱"等制度创新,使得赋役征取中的田亩因素逐步增强。从制度变迁动力角度看,南宋摊丁入亩变革得益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推动。

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看孙权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

由于现存文献缺乏关于孙吴时期实行了秦汉以来长期实行的口钱、算赋制度的明确记载,以致史学界大都认为孙吴政权也同曹魏政权一样实行户调制,取代了秦汉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这种看法未必准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所载确证,孙权统治时期的东吴仍在实行汉代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孙吴时期的口钱、算赋征收制度,也是口钱与算赋同时存在和按大小口分别征收,也是算赋为每个成年人每年的征收量为“一算”,这些都是同秦汉时期相同的。孙吴的“更赋”的征收也有与汉制相同的情况。孙吴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有某些较汉制的不同之处,由以现金缴纳变成了以实物缴纳的变化,这说明口算赋制度之转变成户调制只是时间问题了。

秦代“户赋”新证

本文通过对岳麓秦简中一条金布律文的解读,证明秦代不仅确有"户赋",而且还有很明确的有关征收"户赋"的时间和数量的具体规定,尤其是其中有关"刍"、"钱"的换算关系,给我们解读秦和汉初时期"户赋"的数量差异提供了新的材料。

税收体制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来自1685年至1820年清代各直省摊丁入亩的历史证据

本文利用摊丁入亩的地区差别及时间先后构造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结果表明,从平均意义上来说,推行摊丁入亩导致地方政府起运银占比下降。在添加摊丁入亩与耗羡归公交互项的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进一步发现了摊丁入亩对起运银占比作用的渠道。摊丁入亩不过是简化中央对地方税赋监管的程序以及节省地方政府税收征收上的机会成本,而摊丁入亩基础上的耗羡归公改革则增强地方政府在税收征收上的激励。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摊丁入亩之后的税收征收成本的节省以及耗羡归公给予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最终强化了地方政府在财政上的自主权。

汉代地方税研究:回顾与展望

汉代成立之初,迫于形势需要,实现郡国并行制度,诸侯国有权自行征收税赋,这一制度对稳定汉初统治、发展经济有一定意义。但实施一段时期后,地方自行征税对中央统治造成了威胁,中央又限制地方的征税权,但地方税始终都是存在的。近百年来的汉代地方税研究经历了特征各异的三个阶段。虽然汉代地方税研究取得不少成果,但还需要研究者继续运用现代经济学、财政学理论进行分析与思考,不断增强量化实证分析,开拓研究视野,充实研究方法,以推动研究深入开展,提高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

元至元十九年大都路“履亩收税”发微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元政府在大都路核查隐漏土地,目的在于"履亩收税"。这次税粮政策调整的原因之一在于权贵豪右隐匿人口、影占土地,导致按丁收税政策大打折扣;阿合马被杀后上台的和礼霍孙儒治集团"抑兼并"的道义追求则直接促成了这次土地核查。这一措施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对元代经济影响深远。首先是使得统治者放弃了北方经济政策的自我调整,而把希望寄托在掠夺江南这一层面;其次是为后来的"延祐经理"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样板。

“算赋”与两汉王朝的崩溃

两汉时期的算赋本质上是一种货币形式的人头税。它的设立是低效政府与帝室私欲共同作用的产物。这种赋税迫使小民既要从事农业生产,还要在限期内将部分产品换成货币,是导致小民破产的根本原因。算赋在导致小民大量破产的同时,又催生出一个全国性的豪强世族阶层。两汉王权的崩溃与两晋门阀的兴起,实则都根源于这种畸形的赋税制度。

元《(大德)南海志》“税粮”条的解读

元代《(大德)南海志》记载税粮数额时,在路与县(司)之间使用了不同的统计口径。通过比较粮额数字,可以重建严整的对应关系。"税粮"条下的"田钱"数字应该是作为后续"田钱米"的会计核算基准,不能认为就是元代广州路的夏税实征项目。"税粮"条下的"民粮户""丁"两类数字产生于至元二十七年以前,很可能是从南宋沿用而来,它们肯定不反应至元二十七年以后的实际户口情况,也不能证明当时存在实征的丁口税。

西贡埠广肇帮圣母庙初探

15~17世纪是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无论东来西进都对历史造成极大的影响;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也正是会馆文化出现的时期。这种原本为“同乡人士在京师和其他异乡城市所建立,专为同乡停留聚会或推进业务的场所”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言:“狭义的会馆指同乡所公立的建筑,广义的会馆指同乡组织。”(台北:学生书局,1966,第11页),基本上反映出当时人口流动与移民社会整合的面貌。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中国内外情势的改变,会馆制度也因此传播到海外。

秦“算赋”问题再考察

"算赋"问题研究是把握秦汉赋役制度演变的应有之义,也是透视秦汉编户民负担叠加的重要一环。臧知非先生最近提出秦无汉式算赋论后,晋文先生随即展开批评,并认为秦代存有仅向妇女征收的算赋。实际上,晋文先生的批评缺乏有效依据,在"初为赋""十妻不筭""不得一算之复"三组史料的理解上也存在偏差,不足以构成秦代确有算赋的完整证据链。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算”类释文校正六则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是三国孙吴时期长沙郡与临湘侯国(县)的地方文书档案,其中黄簿民籍部分记录了当地百姓缴纳算赋情况,是研究吴国算赋制度的重要史料。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三国孙吴时期算赋的征收标准为十五岁至免老年龄的成年男女,但是在《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中有六枚竹简记录了对未成年男女征收算赋的情况。关于未成年人是否需要缴纳算赋的问题,有必要从文献材料、文例和图版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再次考证。

论隋朝的生产关系——均田制和赋税制

隋朝富裕的问题,理论界有许多不同的观点,作者于认为除隋朝人口的发展、地面积扩大、受益北周的财富——等之外,其隋朝富裕的主要原因就是建立和推行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适应的土地制度。

元大德《南海志·税粮》浅释

税粮制度是元代赋税制度的重要内容,广东地区的税粮制度一直因资料的匮乏而鲜有研究.元大德《南海志·税粮》等相关内容显示了元代大德年间的广东地区既有丁口之赋,又有夏税之征.广东地区农耕经济的长期落后状态促成了元代大德年间对丁口之赋的保留;而南宋遗留的两税制度则是广东地区夏税存在的主要原因.

宋代“丁口之赋”逆向复现问题探析

唐代两税法改革后,人头税向田亩税转移已成为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发展趋势,但“丁口之赋”在宋代逆向复现。究其原因,首先囿于南方山区地理环境,田税作为常赋征收不足,遂以丁口之赋为补充。其次,在宋代两税定额体制下,中央催督税额的无序性与制税之权向地方下移之间形成制度空间,这为以丁增税的“丁口之赋”复现提供了动力。最后,丁税征收便捷、易于转嫁的技术优势以及制度惯性为其赋予了“祖宗之法”的标签,这更为其存在奠定了合理内核。故宋代“丁口之赋”的逆向复现,凸显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由人头税向资产税演进过程中的曲折与复杂的面相。

收入分配视角下的汉唐时期赋税制度变迁及启示

汉唐时期,我国建立了以“人丁为本”的赋税结构,从汉代的“轻地重人”政策逐步发展到唐代中前期按丁计征的租庸调制。这种赋税结构虽然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小农经济发展与培植国家税源,但在收入分配上存在诸多负面效应。为此,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各种纠偏措施试图纠正这些负面效应,“斟酌贫富”和“调均贫富”成为这一时期赋税制度变迁的主线之一。总结历史经验,直接税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在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让渡部分经济利益,更是对整个社会公私关系的动态调整,包括家庭在内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边界、规模和结构都会随着税制变迁而发生深刻变化。税收政策能够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至少有三:一是有利于人口适度增长和家庭规模优化;二是有利于劳动力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和有效结合;三是有利于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抗风险能力。

清代摊丁入地中的群体性事件研究——以浙江、湖北为例

清代中叶的摊丁入地,减轻无地少地百姓的负担,同时减轻基层征缴丁银的压力,得到基层官吏和广大百姓的支持拥护,其施行大体是顺利的,成功的,然而在某些地区,由于有产阶层(尤其是士绅)的大力抵制,加剧了阶层对立,抑或是官府摊派方式不当,增加了部分百姓的负担,造成社会普遍不满,甚至成为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评价"摊丁入地"的成败,不仅要着眼"摊不摊"的问题,还须关注"如何摊"的问题,方能获得全面客观的研究结果。

秦代确有算赋辨——与臧知非先生商榷

以往学界都认为秦代确有算赋,笔者还曾提出秦代算赋仅向妇女征收的看法。但臧知非先生却对此批评,认为秦昭王时并无算赋,使秦代究竟有无算赋的问题引起关注。实际上,其批评不仅有违反学术规范之处,而且在史料理解上存在较多问题。更重要的是,里耶秦简证实了秦人家庭中有多妾和蓄婢现象,并证实存在着一些和父母生活的直系家庭,为算赋是向妇女专门征收的赋提供了众多可信依据。再加上传世文献和张家山汉简的佐证,便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更加证明了秦代确有算赋。

明代丁银源流考

明代丁银有两大源头:徭役与户口食盐钞。明前期有徭役无丁银,明中期各地开展赋役制度改革,徭役折算为银,一部分派入地亩,另一部分按丁派征,始出现丁银。有的地方以田地折丁,导致"余丁"的出现,而"半丁"则是出于对某些人丁的减半征银。各地既有多等则编审丁银者,也有单一等则征收丁银者,明末清初出现了由多等则转为单一等则编丁的趋势。户口食盐钞始于明初",一条鞭法"推行后各种按丁计征的税赋合一征收。户口食盐钞征收对象包含了妇女儿童等非成丁,这是部分地区日后人丁中包含非成丁的原因。

明代丝绢税研究

明隆万之际,徽州府属六县因一项“人丁丝绢”税的分派纷争丛起。追其源流,明建国之初向天下府州县征收农桑丝绢,又继承宋元以来税收传统,将原有税丝归于夏税征收,名为夏税丝绢。这种丝绢税向户派征,起科对象有田地、人丁之别,南方自田土起科,北方受元代二五户丝制度影响,计丁科丝,征收人丁丝绢。宣德以来,为应对日趋增加的丝绢需求,国家从赋税和徭役两个层面寻求突破,部分丝绢加派,在北方以人丁为名,在南方以丁田兼征的方式向里甲摊派,使原本派向田地的丝绢负担部分地转移到人丁之上。在弘治十五年(1502)的夏税征收中,徽州、苏州、常州、太平、镇江等地也出现了人丁丝绢的名目。在一条鞭法改革中,以人丁、田地为征收对象的丝绢税项分别与徭役、田赋项目归并核算,折收银两,随粮带征。这一改革在各地早晚有别,深浅不一,名为丝绢的赋役直到清代前期才完全折为银两、摊入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