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养干预对陕西贫困农村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

通过在陕西省8个贫困县54个样本小学对四年级学生开展随机干预试验,分析了微量营养素干预对贫困农村学生营养、健康和学业表现的影响。文章指出我国贫困农村地区学生存在严重的微量营养素缺乏问题,贫血率高达38.8%,寄宿学生贫血情况比非寄宿学生严重。相对于对照组学生而言,在给微量营养素干预组贫困农村学生每天服用一片21金维他多维元素片,服用半年后学生的血红蛋白水平和标准化数学测试得分都有显著提高,贫血率也有显著的下降,学生的营养、健康和学业表现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建议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过程中将微量营养素补充纳入项目范畴,以改善贫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效果。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分析

贫困是经济、社会、生态均有待提高的综合体 ,如果只注重单一方面的脱贫 ,忽视其它两个方面 ,扶贫的效益仍然是不经济的 ,还会损害子孙后代的福利 ,是不可持续的 ,极易返贫 ,反贫困必须从经济、社会、生态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 ,才能脱贫致富 ,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当代中国农村扶贫30年(1979～2009)述评

本文从回顾当代中国农村扶贫的30年艰难历程入手,通过对30年来当代中国农村扶贫的规律、特点和经验的梳理和阐释,试图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当代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根本出路在于:不断提高扶贫瞄准的精准化程度,不断提高微观主体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贫困地区各类农产品在市场交换中的平等化程度,不断提高贫困人口的知识化、技能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在城乡间流动的自由化程度。

农村贫困户脱贫摘帽后的困境及可持续生计探讨——以我国西部农村为例

农村贫困户脱贫摘帽是脱贫攻坚过程中的阶段性胜利,扶贫的终极目标在于让贫困户实现可持续的生计发展,让脱贫不返贫,推动持久脱贫。按照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建立的SLA框架,文章从背景要素、生计要素、政策要素和策略要素等几个方面,在分析了西部贫困户“脱贫摘帽”后可持续生计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保障体系、发挥生计资产要素的效能、软硬件政策支持协同配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等对策。

中国西部农村贫困人口时空演变特征及政策启示

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运用2010—2018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数据,对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时间和空间演变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发现:(1)西部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占全国比重上升,区域内两极分化明显;(2)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与生态脆弱、气候脆弱区的分布高度耦合;(3)西部农村贫困人口总量西北少、西南多,农村贫困发生率西北高、西南低;(4)西部农村贫困人口重心向西北纵深转移。新时代西部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应建立农村贫困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创新贫困治理省级联动机制,持续优化农村社会保障机制。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概念模型与形成机理分析

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在现行贫困标准下实现脱贫,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最艰巨任务之一。农村贫困地区实现区域性整体脱贫的关键在于培育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本文在分析农村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内涵和构成要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农村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概念模型,探讨了中国农村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内部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农村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形成的行动主体和形成机理。

西部贫困山区农村家庭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以陕西商洛地区为例

以陕西省商洛地区农村为例,采用实地调查和问卷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村家庭经济在退耕还林前后的变化以及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退耕还林以来,农村家庭收入有所增长,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由以种植业为主变为以外出打工收入为主;家庭生产经营仍然是分散的个体方式,市场率和生产效益较低;传统的副业生产多为零散经营;山区农村家庭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最后,从当地贫困山区自然环境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几种农村家庭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西北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研究——以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为例

贫困是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现象之一。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农村,由于受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相互制约,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扶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深入研究西北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原因,探索有效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途径,直接关系到我国多民族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新农村建设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照养人抑郁风险现状及其对养育行为的影响

抑郁风险是儿童照养人常见的心理障碍,可能对其养育行为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儿童的健康发展。该研究以我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1798名6-24月龄儿童的照养人为研究对象,使用《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及自制家庭量表,分析照养人抑郁风险现状及其对养育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照养人整体抑郁风险比例为22.90%,高于5.2%至16.2%的一般人群中抑郁风险发生率;祖母作为最主要照养人时抑郁比例比母亲作为第一照养人时高出10.11%;(2)照养人的受教育程度、家庭资产水平与其是否存在抑郁风险显著负相关,照养人年龄与其是否存在抑郁风险显著正相关;男童、大月龄及存在语言发展滞后风险的儿童,其照养人抑郁风险比例显著更高;(3)照养人抑郁风险会使其积极养育行为显著减少,使其消极养育行为显著增加。因此,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应重视我国农村学龄前儿童照养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为儿童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教育与健康水平对农户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一项研究

根据中国 2 3个贫困县农户抽样调查数据 ,分析了不同教育和健康水平农户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探讨了农户劳动生产率的决定因素 ,确定改进农户教育和健康水平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研究表明 ,农户的教育和健康水平的提高对贫困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基于PPT战略的广东省乐昌市生态旅游扶贫模式探讨

以贫困人口受益为出发点,基于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Pro-PoorTourism,PPT)战略,以广东省乐昌市为例,开展适用于中国南方林区生态旅游扶贫开发的发展模式和旅游扶贫产业的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部门、旅游企业、乡村社区和非营利社会组织都应在提升贫困人口参与度、减轻贫困和生态保护方面承担责任,具体为:政府部门应主导搭建平台和监管落实,旅游企业合理利用生态资源,乡村社区和非营利社会组织相互支持并协助以推进拟定的旅游扶贫发展模式;2)针对乐昌市“生态林木、高山名茶、特色蔬果”等3种特有生态资源,提出以“茶、林、蔬果”三大特色农林资源为抓手的生态旅游发展方式,并提炼出三条适用于乐昌市的产业发展路径,具体为:“休闲农业+特色林果产业+旅游电商产业”“林下休闲业+林下经济产业+林产品初加工”和“森林生态旅游+特色林业种植+自然生态教育”。基于PPT战略,旅游扶贫开发需协调好政府部门、旅游企业、乡村社区和非营利社会组织的关系,只有这四大参与主体共同兼顾生态旅游扶贫开发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才能最终实现PPT战略的经济发展、贫困社区发展、贫困人口与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三大层次目标。

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卫生筹资与组织研究——合作医疗干预试点方案综合报告

在国家指定的10个贫困县开展的合作医疗制度干预试点方案的设计和实施中,作者采用“四分模型法”对可获得的医疗服务补偿费用的额度进行估算,并在结果中讨论了这些贫困县的多渠道筹资、补偿率、个人支付和资金配置等方面的差异。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能否坚持长久,取决于它的筹资机制、卫生服务的利用情况以及它的民主监督管理情况的好坏。

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看护人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探讨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看护人抑郁的影响因素。方法利用儿童早期发展综合项目基线调查资料,对看护人的基本信息进行统计学描述,对影响看护人抑郁状态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各因素与看护人抑郁发生风险的关系。结果在2808名调查对象中,儿童看护人抑郁发生率为39.9%(1121/2808)。调整了居住地区、看护人的性别、民族以及经济状况后,看护人高年龄(OR=1.96,95%CI:1.41~2.73),家中儿童数量多(OR=1.62,95%CI:1.17~2.26;OR=4.39,95%CI:2.39~8.07),儿童大月龄(OR=1.28,95%CI:1.05~1.57)以及有家人酗酒(OR=1.76,95%CI:1.43~2.17)会增加看护人抑郁发生风险;高学历(OR=0.55,95%CI:0.37~0.81)及有医疗保险(OR=0.61,95%CI:0.46~0.83)会降低看护人抑郁发生风险。结论中国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看护人抑郁的发生率高。看护人高年龄、低学历、无医疗保险、家中儿童数量多、儿童大月龄以及家人酗酒均为看护人抑郁高发的危险因素。

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产业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调查——以陕西南部Z县为例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产业扶贫工作。课题组采用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等调查研究方法,对陕西南部深度贫困县Z县的产业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开展了调查。通过调查,课题组认为该县在产业扶贫政策落实中能够精准识别贫困人口,能因地制宜发展产业,能全面落实产业奖补政策,能积极开展贫困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重视集体经济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贫困人口职业技术掌握程度普遍较低;对市场需求的分析、预测能力不足;对产业扶贫政策了解不够充分;部分贫困群众缺乏自主脱贫意识。针对存在的问题,课题组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基于西南贫困农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建筑策略研究

通过将内源性发展的理念引入到西南贫困农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分析并提出其在建筑策略方面的指导意义,期望能为西南贫困农村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解决思路。

旅游发展对贫困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

研究旅游发展水平对贫困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协调区域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基于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2010—2018年旅游发展水平对贫困县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研究期内,旅游发展水平提高能够显著缩小贫困县城乡收入差距,但其缩减作用存在单重门槛效应。随着旅游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会显著减弱。(2)在旅游发展早期阶段,旅游发展水平提高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收效应优于城镇居民,但旅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旅游发展水平提高对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3)地方财政、地区教育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是调节西南地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重要因素。在西南地区内部,各省(市)旅游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异质性。地方财政、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是影响重庆、云南、四川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主要因素,而四川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方财政等多因素综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