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寒士际遇中的家国情怀对大学生爱国教育的涵养

蒲松龄是中国封建社会寒士的典型代表,始终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贫困的生活际遇下,蒲松龄心怀天下、利济苍生,其不畏生活艰难,修身齐家、心怀天下的家国情怀在当下具有积极意义。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承担着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将蒲松龄寒士际遇中彰显的家国情怀融入大学生爱国教育中,有助于引导大学生树立家国情怀,培养爱国情操。

清代孤本戏曲三种述略

清代戏曲还有很多孤本尚未被学界充分发掘,且学界现有的叙述也会存在一些讹误,清代前中期创作的《古其风留人眼小说》《齐人记》和《双奇遇传奇》就是这样的孤本戏曲。现对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文献馆藏的这三部戏曲作品进行详细解读后,考证了学界有关叙述的讹误,较为全面地描述了三部戏曲作品的文献形态和故事情节,探讨了《双奇遇传奇》以友朋入戏的可能。

寒族士人之崛起与鲍照之“险俗”诗风

晋宋之际,寒族士人崛起,这不仅直接刺激了文学创作的繁荣,而且推动文学题材与表现内容发生转变,促使文学表现技巧进一步发展。作为寒士杰出代表的鲍照,其诗风以"险俗"著称,主要体现为:情感悲愤,表达直露;语辞生新险奥,节奏急促;关注中下层人士的日常生活与思想情感,借鉴民歌清新靡嫚的风格。这对南朝乃至唐代诗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查慎行与明遗民社会——关于“明遗民二代”文化心态的典型解析

"明遗民二代"是中国遗民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探讨这一现象,不仅有助于推动明遗民社会研究,而且也是清初士大夫研究、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清诗大家查慎行为"明遗民二代"典型人物之一。他出生于两世遗民之家,传海宁查氏家风家训,早年不以科举为业,致力于诗古文词,师辈多遗民耆旧。"胎习之为性"使他亲近遗民,表彰节烈,认同自我寒士身份。后天环境变化也改变着其先天习性,缘生计逼迫,他终未自绝于科举仕途,遂漫而应之,"竿木自随,逢场作戏"。久困科场将他进一步推向江湖,养成江湖寒士心态,以"山水友朋"为性命,以"品逸"为高。江湖心态也影响其十年文学侍从生涯,徬徨自悔,背负沉重的进退失据感,终返山林。慎行"类遗民"的文化心态在"国朝六家"中极为独特,具有典型的认识意义,反映了清初一大批新生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求索与精神世界。

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贫士的社会交往生活

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经济相对繁荣,士人阶层的社会交往行为空前繁盛。然而,在士人阶层的底层,一些生活窘迫的贫寒之士既不屑于治生,又鄙于结交权贵,生活的困顿使得这个群体的社会交往活动相对萎缩,成为与当时士林风气不协调的一个特殊群落。贫士社会交往行为的相对缩减,使得他们回归到倡导“安贫乐道”的传统儒学的范式中寻求文化的支撑。

兰陵萧氏早期之世系及其门第之兴起考论

《南齐书》、《梁书》所载兰陵萧氏早期谱系不尽可信,主要是齐、梁间为提升其家族门第而伪造。兰陵萧氏在东晋南迁后,属于“北人次等士族”,表现出尚武的特征,被高门士族鄙视为寒门。刘宋兴起,由于其家族与刘氏皇族联姻,地位不断上升,齐、梁建国,其家族精英迅速士大夫化,其门第有所改变,隋唐时期,萧氏成为江左侨姓士族的代表。

论西晋寒族文学

在魏晋之际社会思想巨变的作用下,西晋寒族作家的创作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强烈影响。为了获得政治机会,寒族作家依附于权贵士族,这造成了他们的文学品格不高,混同于士族文学之中。但士族与寒族的阶层区分,导致了寒族作家人生经历的坎坷不平,改变了他们的创作动机,促使了寒族作家对自我内心世界的真实表现。这种调整,使混同于士族文学中的西晋寒族文学有了一些自我特征。

查慎行与《长生殿》案

清代是一个寒士诗大盛的时代,查慎行不愧为康熙朝江湖寒士诗第一家。追溯其江湖寒士之调的形成,《长生殿》案无疑是重要的"催化剂"。《长生殿》案虽起于黄六鸿攻击报复赵执信,但查慎行、洪昇、陈奕培等四门之员"同被吏议",已决定了这场案事并非专对赵执信而发。将《长生殿》案比连于"南北党争",悖于史实;将之归于纯粹的"个人意气之争",虽揭示出事件的偶然性,但又不免将问题简单化。《长生殿》案与康熙中叶士风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对文学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南查北赵"及洪昇受案事牵连最剧。查慎行未曾进学,其国子生资格来之不易。在这场风波作用下,慎行科举心态、人生道路、诗歌创作都发生明显的变化。在江湖载酒的人生重塑中,慎行养成"山野之性",从而促成一代江湖寒士之调。

试论陶渊明《咏贫士》七首

陶氏《咏贫士》不仅思想内蕴丰富 ,结构浑然一体 ,构思巧妙 ,咏史体式丰富多样 ,而且在咏史诗的发展方面也有其独特贡献 :首次集中表达固穷安贫主题 ;在美学意义上侧重精神理念的展示标举 ;在文体上 。

略论晋宋之际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

东晋立国过程中,王导、王敦等人贡献卓著,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琅邪王氏家族成为权势门第。东晋中期以后,琅邪王氏的这一地位有所下降,其子孙相继投靠门阀士族中的军事权势人物,甚至帮助桓温、桓玄父子谋篡。晋宋之际,以刘裕为代表的出自寒门的武将势力崛起,在击败门阀士族的军事力量后,逐步夺取统治权,这对于传统高门士族而言,其门第意识与文化观念受到了严峻的冲击和挑战。与那些轻视刘裕,或对寒门阶层及其政权持观望态度的众多士族人物相比,琅邪王氏代表人物则大多主动依附刘裕,积极参预其新王朝的创立活动,其中王谧、王弘、王昙首、王华等人最具代表性,他们也因此获得刘宋统治者的重用。对于琅邪王氏家族而言,在晋宋革命的关键时刻,其家族又恢复到权势门第的显赫地位,并在南朝得以长期维系。琅邪王氏子弟在晋宋之际社会变革中的政治抉择,体现出其家族崇尚实务的门风特征。

隋唐文人“佣书”考论

佣书是古代贫苦文人获取生计的一种手段,这一现象在隋唐时代尤为突出。此文将从文人佣书这一现象入手,窥探文人佣书的条件,阐释隋唐时期贫苦文人的遭遇。既而从文人佣书这一角度,探讨隋唐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谈到文人佣书的影响以及佣书者的消失,简略说明了文人佣书只是漫漫长史的一隅。

寒士文学作家鲍照既悲且苦的范型特征

寒士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寒士文学自两晋南北朝开始兴盛,至元明时期一度发展为时代文学的主导力量。刘宋朝寒士鲍照的人生、创作等方面特征明显,代表性强,且生活时代较早,堪称寒士文学的一大范型作家。鲍照有治平理想但无法实现,同情和关注劳动人民的疾苦,关爱亲人,其人生坎坷流离,个性执著,人格分裂。鲍照一生忧国忧民,锲而不舍,最终死于乱军中,为"既悲且苦"的悲剧性寒士作家的范型。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异说集解

本文对杜甫的名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存在的多种阐释异说进行了总结,分析了“比兴寄托说”和“人民性问题”的历史渊源,讨论了此诗与《楠树为风雨所拔叹》的创作时间问题,特别对于“三重茅”、“南村群童”、“为盗贼”、“寒士”、“恶卧”等语进行了综合辨析,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鲍照行旅诗

鲍照的行旅诗承载了许多感伤因素,少峻洁之气,厚涩深沉,很少抒发高蹈理想,行路难的思想贯穿鲍照的整个行旅诗创作当中。鲍照行旅诗体现出沉郁深秀、凄清苍凉的风貌。鲍照行旅诗抒发了羁宦倦旅的愁绪,表达了思乡归隐的心情,生动地展现出寒士的真实心理世界。

《聊斋志异》女性世界的多重文化视角

通过对《聊斋志异》女性世界的分析发现,根深蒂固的儒家伦理思想以及清初经世致用的思想观念影响使蒲松龄对女性的塑造更多地趋于传统的美德与品行,由此构成了《聊斋》的传统伦理文化视角;现实的窘迫与人生的热望形成了蒲松龄内心强烈的矛盾冲突,于是,借幻想世界中的女性抒写内心的渴望以获得假想性的满足,由此构成了《聊斋》中穷士心理视野;《聊斋》近似于民间采风的独特取材方式,蒲松龄所生活的乡村环境,使他长期深受民间文化的汲养,这决定了《聊斋》的乡村文化视角,使得其中的女性形象贴近自然,富有民间劳动妇女的健康美。多重文化视角的撞击与交融使得其中的女性观和情爱观呈现出复杂的情态。

道咸诗坛吴门寒士群体的代表诗人沈谨学

清代道咸年间,沈谨学与江湜、贝青乔等相酬唱,他们的诗歌主要反映当时底层知识分子艰难的生活,也关心国家内忧外困的政局。同时,他们对当时弥漫诗坛的格调派和性灵派,均有所不满。他们学宋,又倡导清新自然的诗风。因此,他们被称为"吴门寒士群体"诗人。沈谨学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足不出吴地,穷困潦倒,以纯粹白描的手法抒写了艰难时世之苦难人士的磨难生活。

西方学者对近代英国济贫制度研究综述

西方学者对英国济贫史关注度较高,推出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其研究领域包括:救济政策演变、慈善救济的发展、贫困成因分析、典型救济案例、成效分析评价等方面;其研究特点可归纳为:(一)研究重点各有侧重,涉及法令演变、研究分析、效果评价等内容;(二)研究方向各有不同,涵盖法令解读、贫民生活、经济社会等方面;(三)研究方法各有特色,包括文献研究、实证研究、定性分析等方式。国外的相关研究在探讨过渡时期失地或少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时,主要从济贫及其制度完善等层面来分析和入手,对贫困产生的根源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因此研究的视角还可以做进一步拓展。

论晚唐科场对寒士诗歌创作的影响

晚唐文宗之后,科场请托奔竞,公道益衰。长期屈抑的寒士,贫困交加,身心遭到严重摧残。随着自尊、自信的丧失,初盛唐寒士笑傲权门的傲岸风骨,为哀伤乞怜的庸俗行为所取代,从而对他们的诗歌创作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李德裕“奖拔孤寒”考论

唐代名相李德裕的选材方针颇令人费解。一方面,李德裕重用高门士族子弟,牛李党争中的李党代表了传统山东士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李德裕又十分重视选拔孤寒之士,受到寒士的拥戴。这两种用人策略并不矛盾,唐代山东高门早就丧失了其北朝时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地位,沦为孤寒之士。李德裕所奖拔的孤寒之士多出自山东士族,社会地位崇高的唐代山东士族很多沦为孤寒。

唐末寒士群体与古文的小品化

作为古文支流的唐末小品文,其创作主体带有鲜明的寒士阶层的特征,这与唐宋之际门第观念渐趋消弭、出身寒微的道德才学之士积极要求晋身的时代趋势是一致的。这些出身寒微的底层文人把社会生活中亲身经历的问题和思考凝练成文,贯彻积极用世、关注现实的创作原则,继承并发扬了中唐古文革新的精神特质,变古文之正统说理为小品杂著之辛辣嘲讽。同时他们注意将充满艺术表现力的小品文编辑成书,以用于科举场屋省卷行卷的关键之时。这种对小品文的重视及其阶层特点所导致的内容趋向,使得唐末小品文作家与当时的古风型诗人群体一起,其创作成就共同构成了唐末寒士文学的主体部分,决定了唐末寒士文学所具有的深广的社会意义,代表了唐宋之际隐含于社会底层的古文脉络的延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