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词论之“主情与近俗”论略

“主情与近俗”是明代词论中一对颇为重要的审美范畴。在两宋金元的词论中,多有关涉词之主情、雅俗的阐述,这些为明代词论同类话题的诠解提供了思考基础。明前期,叶蕃、陈敏政、梁桥等人推崇词之教化主理,而强调词之主情是明代中后期词论的重要话题,对其发展有所贡献的主要有张綖、周逊、王世贞、沈际飞、陈子龙等人。就明代词论中雅俗观的嬗递情形来看,前期词学批评以雅正刚健为主流,中期众多词论者倡导近俗观念,而后期论述又复归至雅正之途。明代词论关涉主情与近俗的阐述,对清人的启发意义颇大。对明代词论之“主情与近俗”展开细读剖析,可还原千年词学史的重要一页。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谫论明清小说家词作的通俗化特质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词,可以发现这一群体之词的通俗化特质有题材世俗和语言俚俗两种特殊表现。前者受小说创作原则、时代文化背景、小说故事内容等方面的影响,后者受“游戏体”的创作意图、随意的创作态度、习惯性的小说用语以及明清词谱的广泛使用等方面的影响。以上内容体现了明清词坛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及文人之间世俗交往的文化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助于把握明清词坛整体样貌。

“一士其重九鼎轻”——汉宣帝时期王褒的赋体创新与文学贡献

刘勰《文心雕龙》对王褒在西汉辞赋发展中的作用非常重视。结合王褒辞赋作品分析,其在辞赋的雅俗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与撰写,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宣帝时期辞赋的再次繁荣。宣帝对武帝时期各方面的刻意效仿与追捧,为汉赋在宣帝时期的再次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王褒在宣帝时期汉赋发展进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流行歌曲与宋词关系研究

流行歌曲与宋词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宋词对流行歌曲的形式和情感表达具有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流行歌曲主动地吸收宋词的精华。这一关系贯穿了流行歌曲的各个历史时期。考察这种关系的形成原因,有三点:一是由流行歌曲自身的艺术特点决定的;二是与流行歌曲的创作者的文学修养有关;三是与听众的审美要求相联系。

关于俗词的界定考论

关于俗词的界定,乃是开展俗词研究的重要前提。而当代学者对俗词的界定异见迭出,观点分歧,至今尚无定论。对此,我们力求在全面考察古代文论特别是词学批评中的雅俗之辨,认真总结历代学者有关词之雅俗的诸多评论,切实依据唐宋民间俗词特别是敦煌曲子词的文本内容,结合观照唐宋文人俗词的创作实际,然后从语言特征、表达方式以及题材取向等方面,为俗词确立一个比较恰当中肯的定义,以廓清目前学术界对俗词界定或者过窄、或者过宽、或者含糊不清的流弊,面对千年词史的雅俗之辨这一问题试图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回答。

论宗室词人赵长卿俗词创作因缘与承传变异——兼与柳永、黄庭坚俗词比较

宋代宗室词人赵长卿,缘于时代风尚、地域文化以及个人心性诸因素,曾经创作了许多俗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词的平民化、世俗化与散曲化的发展趋向。论其文学源流,则远祧敦煌曲子词,近师柳永、黄庭坚,既有承传,也有新变,大体形成了柔婉、明快二者兼容的俗词特色,进而对元代散曲起到了某种开启先声的重要作用。因此,中国文学史自当为其确立一席应有的地位。

论宋词的俗化

俗化是与宋词雅化进程相伴生的一条演进线索。它通过题材的适俗化、技法的通俗化、情趣的平俗化、语言的浅俗化,使宋词具有向唐五代曲子词回归的趋势,并可与元曲通俗化的发展潮流相对应。但由于词论的导引和文学史书写的选择性,这一潜藏而行的线索,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

论刘辰翁对稼轩范型的总结、继承与发展

辛弃疾是南宋词人中的大家 ,其词作对后世影响深远 ,业已成为一种文学范型 ,而宋元之际的刘辰翁对这种范型归纳得最为详尽具体 ,共有四个方面 :1)以诗文为词 ;2 )用经用史 ;3)牵雅颂 ;4)入郑卫。而这四个特点也始终贯彻在辰翁自己的词作中 ,并为其所发展 。

柳永评价“热点”“盲点”透视

本文认为 ,柳永的人品既不卑鄙 ,也不高尚 ,他是世俗中人、性情中人。其词品与人品之间不能划等号 ,也不应以道德评价代替审美评价。柳词在历代传播过程中发生一些价值增减和变异 ,它被接受者积极或消极地“曲解”。应充分重视评价差异性的接受者因素。柳词在词史及文学史上的成就是由其“时效”价值和“历时”价值共同构成的 ,柳词的“俗”化在文学观念上有突破性的意义。柳词的文化史意义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市民文化、都市文化、通俗文化的成就和发展方向。应结合历史语境和当代语境 ,对其做出既合乎历史的。

论柳永体对民间词的回归

柳词具有俗、雅两大属性,但俗词属性为其本质属性。科举在柳永的心目中,已经不是传统的儒家含义,而是情爱的附属品。花间体、南唐体等只是借用词体民间形式的外在形式,骨子里源头却在传统的诗歌作法,柳永体是对民间词的一次回归。慢词长调、铺叙手法和口语入词都源于民间词。柳永体的雅词体制是词体向东坡体的过度环节。

论词学发展史上的雅俗之辨

词为音乐文学,因其付诸歌唱表演必须要为广大受众所欣赏和接受,故而兴起时具有通俗文学的性质。在词的不断发展中,音乐性逐渐消弱,文学性不断增强,进而日趋典雅。梳理晚唐五代到清代这一漫长的词学发展史,可以看出,词作往往雅俗并存,并逐渐由俗入雅,走过了由民间俗文学向高雅文学渐变的过程。在词体发展进程中,雅俗之辨始终渗透其中,词家大都崇雅而不能去俗。

北宋时期柳永词的传播与接受

柳永词在北宋的广为传播,有赖于新的传播环境的形成和传播者群体的出现。由于柳词本身具有雅俗不同的特质,使得柳词的传播效果和反馈评价呈现出复杂性。

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歌词享乐主义主题分析

享乐人生是唐宋词与当代流行歌词所共有的主题之一,它体现着及时行乐和追求快乐的情绪。表现享受的作品之大量涌现不仅与词体本身的文体特征有关,也与受众和社会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一主题的存在,固然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而它内在的种种弊端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柳永《乐章集》用典说略

苏轼为宋词用典的开创者说由来已久 ,实则乃误。《乐章集》中大量的例证表明 ,柳永才是宋词用典的第一人。柳词用典 ,以事典为主 ,语典次之。其中 ,事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与历史故事 ,语典则以化用六朝与唐代诗人的诗句为主。一词数典 ,一典数用 ,形成柳词用典艺术的一道风景线。柳词的大量用典 ,是其由俗变雅的一个重要标志 ,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文化权力变迁中的宋词接受

大众文化的兴起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权力结构,从"诗教"传统到大众文化,文学接受不再是少数人把持的特权,而成为由大众共同享有的权利。就宋词接受而言,"诗教"传统消除了词在原初状态所具有的"异质"特征,从而将之纳入到主流文化的序列之中;大众文化则通过"去道德化"和"碎片化"的方式消解了附着于传统宋词接受的话语霸权。然而大众文化在提供了宋词接受的多种可能的同时,也摧毁了宋词作为完整意义结构存在的现实可能性,这成为当代宋词接受的新的困境。

花间词与当代流行歌曲之比较

《花间集》作为唐五代时期的流行歌曲总集,其中的词作与当代流行歌曲有许多相通之处,但由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环境,二者之间亦存在较大差别。从题材上看,二者主要表现了对生命孤独的体验,但在当代流行歌曲中,游戏爱情的孤独感得到了更为强烈的凸显。从性别视角看,花间词主要是男性的代言拟情之作,而当代流行歌曲抒情主人公的性别则有模糊化的倾向,同时当代男性的"雌化"倾向更为明显。从情感内涵看,若说花间词表现的是古代文人的"失志"之恸,当代流行歌曲展现的则是今人的"失恋"之悲。

朱敦儒三论

朱敦儒前期隐居,盖有沽名钓誉,以求高就之意;后期隐居,则因历经政治风波,加之年事已高,对功名利禄超然物外了。朝野认为朱敦儒"有经世才",朱在词中亦言有"奇谋"、"奇才",究其实,其才平平。朱敦儒俗词自然精妙,在词史上达到最高峰,后来再无人出其右者。

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雅俗论

我国古典词学批评中的雅俗论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宋代为形成期,元明为承传期,清代前中期为拓展期,晚清及近代为深化期。古典词学雅俗批评的发展历程,鲜明地呈现出历时承传性、梯度拓展性和反思导引性的特征。

文学传统与柳词的“俗”

柳永作品中的"俗"的特质有其崇俗的生命姿态的因素,但更是文学传统中"俗"的因子综合影响的结果。词体初创时期的娱乐性和民间性、晚唐五代时期的文人词中的"俗"情以及宋初诗坛上的"香山体"的风气,共同影响了柳词对"俗"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