谫论明清小说家词作的通俗化特质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之词,可以发现这一群体之词的通俗化特质有题材世俗和语言俚俗两种特殊表现。前者受小说创作原则、时代文化背景、小说故事内容等方面的影响,后者受“游戏体”的创作意图、随意的创作态度、习惯性的小说用语以及明清词谱的广泛使用等方面的影响。以上内容体现了明清词坛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及文人之间世俗交往的文化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时期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助于把握明清词坛整体样貌。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中袭旧诗词的特征及成因

明末清初的9部代表性拟话本小说掺入了大量的古代诗词,其中诗歌275首、词作82首。拟话本小说中的袭旧诗词,以唐诗、宋词为主,是唐诗、宋词经典化的一种表现;以小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名家名作;以通俗诗词为主,较少选用典雅含蓄的诗词;大部分诗词带有劝诫意义,承载着作者的教化意图。这些特点的形成,缘于明末清初“轶宋窥唐”的文学主张、通俗诗词受明人追捧及书商青睐、小说对道德劝诫的重视、儒家的“诗教”传统等。

明清时期新安方歌的知识建构研究

明清时期新安医学涌现了一批医学普及启蒙派医家,不少医家采用歌诀语类著述,其中方剂歌诀简称“方歌”被广泛流传。通过选取新安几位主要代表医家的方歌进行话语分析,并与中医经典《伤寒论》语言进行对比,从语类的阶段性及认知模式中找出新安方歌建构知识的特点。研究发现“以方论证”方歌注重药性、药效和药理,说明病邪可被驱逐、调和、疏导或压制;“以证论方”方歌注重病因病状与药效的关联。两种语类都注重语言的通俗性及将类似药方或症状形成框架性比较,以帮助记忆或创新。新安方歌体现了方歌知识建构的特点,可为当代中医科普类读物编写提供借鉴。

文学史视域下晚清通俗小说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以狭邪小说为例

近百年来学界对狭邪小说的研究,本质上回应的是晚清通俗小说是否具备文学史“经典”价值的问题。出于文学功利性的要求和精英文化的主导,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书写并未给予狭邪小说整体以正面评价,而《海上花列传》却凭借学界积淀已久的“雅俗”观念脱颖而出,开启经典化进程。新时期以后,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研究者展开对狭邪小说文学史价值的重新审视和二次发掘,并由此拓展晚清通俗文学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从中既能看到近百年来狭邪小说研究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晚清通俗文学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症结所在。

晚清通俗小说中的上海地理意象研究--以《海上花列传》为例

晚清通俗小说中以上海作为故事背景的作品不胜枚举,此类小说展现了晚清时期,上海在欧风美雨浸润下其都市化、世俗化的城市风貌。通过对马路、街景、妓院、茶楼等诸多地理意象的描述,可以窥探晚清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内涵、世人精神与社会风潮。独特的上海地理意象不仅支撑晚清通俗小说自身的结构,具有一定叙事功能,还见证了晚清上海社会历史的变迁,使上海地理意象具有文化意义与独特的美学价值。本文将以晚清著名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为例,探讨地理意象在文本中的叙事作用及审美文化意义。

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

明末清初杭州的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数量上,刊刻趋于衰落,但创作出现繁荣;在质量上,创作与刊刻都注重走精品路线:书坊主注重插图精美,刊刻精准,态度严谨,评点认真、精细。小说作家注重对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注重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关系密切。

明清民间教派中的道教因素

明清民间教派在明代中后期开始兴起,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和三佛应劫、末劫救世为信仰。它是在明代三教合一的思想背景下兴起的,并从儒、释、道三教中吸取了有益成分,因此与道教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明清民间教派中道教色彩浓厚的教派众多,这些教派体现出了道教世俗化、民间化的诸多流行要素,包括符箓、咒术、庞杂的神灵谱系和医术等等。明清民间教派从道教中吸收的重要养分就是内丹修炼方法,其中的无为教、黄天教、三一教、闻香教、圆顿教等教门都与道教的内丹道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清代中后期,内丹修炼说在八卦教等教门中流衍为坐功运气之说,并在晚近时期进一步演变成为气功武术。

明清通俗文学中医者形象的文化阐释

明清医者形象及其涉医题材,具有通俗性。有病求医、行医救人是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中最为关注的。明清小说医者形象与元杂剧医者形象比较,母题共通,叙事构成在母题史流程上前后互补。医者成为元杂剧到明清文言小说描写的共同人物,以模式化、类型化手法引起受众兴趣。比起杂剧,文言小说写医者形象,虽娱乐性程度、风格情调不同,但创作动机、采取叙事干预的意图颇为类似。通俗文学母题的模式化、复制重组性质在医者叙事中表现突出。明清小说总试图在旧有题材中引人入胜,描述更简洁,思想容量更大,叙事干预体现得较为隐蔽。

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

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中叶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繁盛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民间书坊,并成为小说的重要传播者。传播模式由人际传播的讲说转为以印刷物为主的大众传播,传播的途径从借阅、传抄逐渐转为商品流通,各种形式的版本层现迭出。传播接受者由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群组成,尤其是出现了一批特殊的接受者即评点家,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从传播效果来看,既有文学的传播接受如创作续书、改编戏曲等,也有应用的接受和海外的传播。统治者虽不断下令对小说加以禁毁,但无法阻止住小说传播的强劲势头。所有这一切,都使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明清“作诗免罪”母题与诗歌艺术的生产消费

明清民俗故事常叙述犯人即时作诗,获官员同情宽纵,或因作诗而免受灾祸,带来幸运。母题体现了传统"人治"社会法律与执法的特点,犯法者因能诗而提高了个体品位。诗歌消费过程,离不开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共同置身的特殊情境。明清叙述较多变成下层男女过失"犯罪",以具有贵族般才华作诗得蒙宽宥,诗作要按命题要求,具有"双关"性,往往有适度的自辩自嘲和诙谐意味。作诗免罪母题体现了"尊重人才"的意趣、朴素人道主义与人际和谐理想,显示了文人阶层的文化心理向社会运作机制、普通民众舆论的渗透。

论明清通俗小说的“戏曲嵌入式结构”

所谓小说的"戏曲嵌入式结构"是指在小说情节或叙事层面嵌入戏曲的故事内容、戏文片段或其他戏曲因素,跟小说自身的情节、叙事或主题形成复杂的关联,同时造成特殊的美学效果。"戏曲嵌入式结构"既是小说的叙事技巧,也是小说的叙事结构。这一结构在中外小说史上屡见不鲜,明清通俗小说比较普遍地运用过这种结构,成为小说史上的重要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我对“同宗民歌”的认识——与冯光钰教授商榷

同宗民歌研究的是民歌“源”与“流”的关系问题 ,是对一些同一源流民歌的比较研究。从对众多同宗民歌“流”的比较研究中 ,勾勒出“源”的基本特征 ;在对“流”的分析过程中 ,寻找“源”的总体特征 ,并进一步找出更多同源同流的同宗民歌来 ,甚至找到这些同宗民歌的“源头” ,或至少寻找到较早的“流”。许多同宗民歌都源于明清俗曲 ,而音乐曲调则是辨认同宗民歌的根本标准。同时 ,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歌词内容、衬词使用规律、民歌名称等手段寻找同宗的民歌。

论明清小说读者与通俗小说传播的关系——以识语、凡例作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是通俗小说创作及传播的高峰期,探究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及其演变特征,小说读者是我们对此进行考察的一个重要视角。明清时期通俗小说插图非常盛行,附着于小说文本的插图在很大程度上是为适应读者的阅读需要而设置的。通俗小说的注释是为满足下层读者阅读服务的;而评点则是沟通小说作家、作品与读者之间的桥梁。至于续书的产生也与读者有着密切的关系;读者与小说续书的编刊目的和动机关系较为密切;续书编刊者在对原作人物进行修改、补充或续写时,常常会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基础和阅读习惯;续书在情节结构的改造、安排诸方面,也有读者因素渗透的结果。

福建民间契约文书词语考释二则

明清福建民间契约文书中含有大量与田地交易相关的方言词语,具有重要的词汇学和方言学价值。本文运用辞例归纳、文献比较和方言佐证等方法,考释了"造作、剪造、剪作、剪做、整做、开作、开做"与"坐落、坐贯、坐址、址在、坐产、坐属"两则词语,以期为文献的准确解读及闽方言一些词语的历时研究提供参考。

略论明清小说、戏剧的文学教育观

明清时期,作为文学的两大种类,小说、戏剧的文学教育功能日益为人们所看重。然而,由于文学教育观之不同,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作家的创作目的明显不同;小说、戏剧评论者的创作评价也大相径庭,旨趣迥异。对此,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以作出科学的评价。

明代社会文化的演化对通俗小说的影响

明代是通俗小说创作的繁盛时期,出现了很多经久不衰的优秀作品,《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等,但这些作品无论所选取的题材、思想内容还是表现方式都有相当大的差别。现实社会是小说根植的土壤,我们从社会文化哲学的角度考察不难发现,明代社会文化经历了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即由保守、僵化走向新异、活跃。封建王朝的文化政策,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井文化的世俗风情等都直接作用于通俗小说,为作品输送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明清小说作者的民俗观与江苏民间制度文化

明清小说的作者凭借对于民俗的敏感度关注、认可并记录和描述江苏民间制度文化,其民俗心理、民俗意识乃至民俗观,是他们在作品中描述民间制度文化内容的必要前提。作品也描述了江苏民间制度有许多先天不足。作品对于民间制度的态度完全根据反映作者创作倾向的需要而定,民俗观与民间制度文化内容褒贬的价值取向相一致。中国历来重视道德规劝和教化,同时还十分重视自律性约束,在这一点上,民间制度与国家制度保持一致,而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家制度拾遗补缺。

明清通俗小说江南传播及其经典化进程

明清通俗小说由作者笔下自在状态的文本,到成为审美对象的小说"经典"作品,只能发生在小说"尊体",打破了以"小道视之"的传统观念以后。但明清通俗小说在江南的首刊和精刊,使得具有经典意义的创作文本,得以及时以相对定型的审美客体呈现于世人面前,进而成为"经典"存在;"奇书"概念在江南出现并广为人知,标志通俗小说"经典"作品被明确发现,同时暗含小说"尊体"的萌蘖;江南通俗小说精批精选,对作品博大意蕴、艺术奥秘的阐释,对其卓越创造、伟大张力及范式意义的揭示,则意味着小说作品"经典"地位初步确立。明清通俗小说的江南传播,成为其走向经典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具有不容轻忽的历史意义。

《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的民间性策略

与前后期文人世情小说不同,《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采取了一种民间性策略。作者取用神道立足于民间受众,神道设教中多关涉民间意义上的宗族伦理与儒家社会伦理,把民间祈福畏祸的文化心理作为扬善惩恶的教化落点,从而有效呼应了作品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教化主旨。在世风浇漓、道德沦丧的晚明社会,这种文学救世的策略,无疑十分切实而有效。这也是《醒世姻缘传》神道设教的成功之处。

明末清初善书风行现象解析

明末清初善书风行于世,从表面上看,它是受到了帝王及士人的倡导而风行起来的。而从更深的层面看,它既与当时的社会变动、社会矛盾密切相关,又与当时商品经济所造成的道德失控有关,同时它还是三教融合趋势的具体体现。这一时期的善书现世功利性加强,适应了几乎所有民众的功利需求而成为人们内心精神世界的寄托。另一方面,它是统治者进行劝善教化的一种手段,对传统伦理秩序的极力维护是善书无法摆脱的封建政治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