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语文运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了两场影响深远的语文运动。一是新文字运动,一是语言大众化运动,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延安时期的新文字运动,为更科学合理、更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字改革做出了宝贵的探索。语言大众化运动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新鲜活泼语言作为民族语言资源来建立起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语言风格,最终确立了大众语与现代汉语的话语范式,对整个20世纪的现代汉语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化大众”到“大众化”——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转型探赜

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经历了从最初具有试验性质的“化大众”尝试到适应民众需求的“大众化”转型,完成了由五四传统的现代启蒙现实主义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渡与转变,反映了时代与人民的呼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延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开始转型,从先前过度欧化、高度强调自我、对社会无限度批判的“化大众”文学逐渐转变为作者注重在创作中融入本土特色、愿意深入革命与人民生活当中去取材,努力创作鼓舞民众抗战勇气、赞扬无产阶级革命的“大众化”文学,彰显出中国现代文学特有的中国经验、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新时期初知识分子书写中身体维度的复活——以《人到中年》为中心

新时期初涌现出一批知识分子题材小说,谌容的《人到中年》无疑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从身体的外部形貌、内在欲望及其与精神的关系三个层面进入文本,可以发现久被遮蔽的知识分子身体再度浮出历史地表。其中,知识分子身体的外部形貌得以重塑,作者将具有小资情调的“衬衣皮鞋”等服饰悄然替换,代之以“智慧的眼睛”,其所表征的“知性美”也在审美地位上超越了20世纪50至70年代大为推崇的“健美”;此外,萌发于身体内部的欲望也在一定限度内获得出场的合法性;但近代以降的现代性诉求使身体在与精神的关系中仍处于被统摄地位。由此,知识分子主体性悖论和新时期初小说承上启下的书写面貌得以展现。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对文学新人的培养

“十七年”时期,中央文学研究所开启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培养工程,培养新中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办学模式方面,侧重“小而精”的培训,招生计划、教学安排、师资队伍配备等体现了培养工农文学新人的诸多努力与创新。办学理念方面,既自由活泼,鼓励讨论争鸣;又严肃紧张,突出政治规训。办学质量评价方面,尽管人们常常诟病中央文学研究所培养的大作家和创作的名作品少,但综合考量其办学目标定位、生源质量与培养成效,大体实现了办学初衷,且对20世纪50—70年代乃至新时期初始作家队伍建设和文学生态建构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On Women Writers and the Women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iod

Avital new force in China’s literature circle is the group of women writers who have come into prominence during the "new period," the years since 1978 when China entered a period of reform. These women writers brought their talents of creation into play and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re are five generations of fine women writers. The first generation includes Bing Xin,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around the time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新时期到新世纪——试论达斡尔族文学的书写向度

达斡尔族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生态的重要构成,在所经历的新时期到新世纪40多年间,融入祖国文学趋同的合唱之中,表现出对时代书写的积极参与,并努力深植民族文化传统,追寻历史之根,不断开创新的写作路向。其间形成了一只区域广泛、人数可观且有持续创作生命力的作家群。他们以优异的创作实绩,为中华民族文学带来了生活经验的多样性,极大地充盈了中华民族文学的精神思考,为中华民族文学注入了鲜活的原初力量。

《明天》与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经典化

新时期以来山东儿童文学创作逐渐进入经典生成的动态过程中,文学期刊在这期间充当了经典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明天》作为这一经典化生成与传播过程中的文学媒介,融合了其依托的明天出版社所聚集的优质文学资源,在栏目设置与作品把关上方面注重凸显文学性要素。《明天》在“同期评论”板块的打造和新开辟栏目上的精准定位,为新时期山东儿童文学的在地性表达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办刊经验,这是《明天》以读者、文学批评、创作环境等多重因素为基础进行综合考量的结果。

生命的长度、温度与容量——论新时期以来灾害报告文学中的生命意识

在新时期以来的灾害报告文学中,创作者往往善于通过描摹险境中生命个体的不同状态,去呈现生命的长度、温度与容量。具体来说,读者在作品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个个超乎寻常的生命奇迹,这无疑会刷新人们对于“生命长度”的认知。但是“惜命”绝不等同于“偷生”,所以作家们也纷纷鞭挞了由灾害所映射出的人性之恶。与之构成对比的则是那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牺牲奉献者,他们用破家为国的行为向人们展现了“生命的温度”,而这种“生命的温度”还体现在人们对逝者的伦理关怀上。除此之外,一些作品也借由对待特殊人群乃至万物众生的态度显示出了对生命十足的尊重,并由此扩展了灾害报告文学的“生命容量”。

美术家办报:传播视域下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版画艺术

抗战期间,新四军版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要美术阵地之一,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莫朴、吕蒙、赖少其、杨涵、吴耘、沈柔坚、涂克、邵宇等属于新四军的知名美术家大多数都具有专业美术院校的学习经历,且都在新四军从事报刊编辑工作。这些美术家成为媒体人,在参与办报的过程中注重了传播时效性、信息丰富性、形式新鲜性,重视普及与提高,从而在版画创作中凸显了以传播为导向的战斗性、文化性、多样性等特征。一系列表现军事行动、社会政策、生产生活的,以及承担对敌宣传任务的新四军版画作品,通过报刊、展览、集册、张贴等多种渠道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创作立场、思维与方法,可为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所借鉴。

文学批评要回到常识——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有过多次“最坏或最好”的整体性评价。这种状况的产生,与研究者殊异的学术身份、文学史观、文学观等多个因素有关。然而,在“最坏或最好”的评价及上述种种差异背后,却隐含着研究者的某种共识—忽视读者。此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当代文学危机的形成。这是因为此种评价的情绪化过于突出,让文学批评丧失了应有的公信力,进而让读者对当代文学产生信任危机。因此,研究者在进行当代文学的评价、批评及理论研究时,应力避“最坏或最好”的言述方式,回到“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基本常识上来。

现实视域:20世纪30年代新诗的分化与整合

中国现代化进程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内外困境,成功激活了文化界关切、书写及回应现实的传统。它不但促成了报道、写实浪潮的兴起,也导致新诗现代性追寻与展开的复杂维度。1937年《文学》“新诗专号”成为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典型文化样本,从诗歌创作、评论、编辑、读者维度再现了新诗场域的文化景观,读者视野折射出新诗发展与社会认知的双向互动,以及对理想化诗歌的期待。

主体性、主体间性与共同主体性——论延安时期音乐大众化实践主体的嬗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的音乐大众化活动发生了从“大合唱运动”到“新秧歌剧运动”的文艺转向。这一转向的背后,隐含着延安音乐大众化实践主体的嬗变过程。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引导、规训和询唤下,鲁艺的音乐工作者与边区的工农兵群众以音乐大众化的创作与审美为中介,逐渐从主客体的对象性关系演化为主体间性的互动性关系,并在“新秧歌剧”的创作语境中结合为延安音乐大众化实践的共同主体。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新时期小说中的多重表达

新时期小说是我国在新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下的文化实践和探索。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新时期小说中的表达是多重性的,既有赞扬歌颂党的利国利民政策的正向表达,也有对党失误性政策的反思性、批判性表达,还有掩藏在历史和时代背景中与作家个人化历史视角造成的隐晦表达。面对新时期小说出现的这种局面,未来的文学发展要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利益”主张,清醒认识文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何其芳现象”研究史述评

自1980年代末以来,有关“何其芳现象”的研究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学界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学术探讨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风貌。如果说最初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政治因素对何其芳文学创作形成的消极影响,站在“审美主体性”的立场上批判“文艺为政治服务”等文艺理念的话,那么,21世纪以来,研究者们更加关注何其芳“转向”前后文艺思想的延续性问题,并由此出发,对“何其芳现象”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何其芳现象”研究史进行回顾与总结,既可以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及其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为推进何其芳研究提供相应的借鉴。在此基础上,对何其芳“转向”前后心态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概念本身所包含的意义生成机制及其理论限度。

五四前后义和团运动的价值变迁——以《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分化为例

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一个具有多歧性与象征意味的文化符号,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五四前后,义和团叙事经历了显著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评价背后隐含的是不同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而作为义和团事件舆论引导的主要人物,《新青年》同人的文化心理是值得探究的。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致痛斥到后五四时期的意见分野,《新青年》同人面临着自我东方化的挑战、舆论话语权的争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以及多种文化取向抉择等一系列问题。他们不同时期的价值判断与历史抉择不仅仅反映出个人思想变迁、五四精英文化心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五四前后的历史光景与社会变迁。

基于文献计量的方志文化发展态势分析及创新性转化路径探析

[目的/意义]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地方志在服务社会发展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做好方志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能够发扬地域特色文化,充分发挥其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方法/过程]该文基于计量分析的方法对方志文化发展展开研究。首先,根据新时期信息技术的发展特点,通过文献计量分析、定性分析等方式,探索方志学及方志文化的发展现状、研究热点及内在演化规律;其次,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探析未来方志文化发展及创新性转化的路径。[结果/结论]新时期地方志工作及方志文化转化应关注新趋势,重视新方法,引入并应用新技术。

新闻媒体宣传是学术期刊品牌建设的内容--《农业工程学报》参与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与新闻媒体见面工作的体会

中国科协自2007年1月起举办了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与新闻媒体见面会,《农业工程学报》积极参与该活动。该文介绍了该见面会的目的,《农业工程学报》的基本情况及参与该见面会的情况以及参加该会取得的成果。该文还从学术期刊与新闻媒体的受众特点,新闻媒体传播的作用,新闻媒体宣传对学术期刊品牌建设的影响分析了学术期刊参与新闻宣传的重要性,提出新闻媒体有助宣传科技期刊的论文成果、扩大研究成果的影响渠道,架起学术与科普间的一座桥梁,是学术期刊创立品牌服务的途径之一。该文还提出该项活动需要编者及作者的重视和积极参与,媒体记者积极参与是科技期刊与新闻媒体结合报道成功的关键,作者到会宣讲成果并与记者沟通效果更显著。最后从期刊的角度对该项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新时期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及其走向

在评述新时期文学时 ,人们常常只把现实主义作为主潮 ,而忽视了浪漫主义的存在 ,其实 ,这是极不公正的。现实主义固然在新时期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三个阶段 ,后来由于作家执著于生活的本真还原 ,衍生出了“新写实文学” ,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显学 ;而浪漫主义也经历了“朦胧诗”的低调浪漫、“寻根文学”的悲凉浪漫 ,发展到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关系说不清、道不明的“后浪漫”阶段 ,成为新时期文学家族的重要一员。

西方荒诞叙事对中国新时期荒诞派小说表现手法的影响及反思

西方现当代作品对中国新时期新潮小说的影响涵盖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就艺术形式而言,西方的荒诞派小说,开始成为文学革命和反思文学史的重要借鉴。寻找其间的相似点是必要的,但应该看到其创造性的贡献。先锋派文学中的荒诞写作技巧是一个自主的、创造性的发挥,先锋派作家群体适应了中国作家反思历史、挑战主流话语的内在需求,实现了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思潮在中国本土的创造性转化。先锋派的先锋精神在于对自由的追求,已经成为当代文学持久的原动力。

理性与疯癫——新时期文学“疯人”谱系的知识学考古

新时期文学喷发了所有被禁闭的疯癫因子,在“文革”底色上描画了一个斑驳的“疯人”谱系。通过对它的知识考古学发掘,可以查证疯癫与理性间反讽式的辩证法:理性命名疯癫,疯癫也见证着理性的癫狂,理性对疯癫的堂皇诊断背后却是赤裸的权力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