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名与传情: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谫论

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较为奇特,以前学界关注较少。这一现象与小说家借诗词传名、传情有关,诗词传名是作者朴素思想的呈现,其主要原因是诗文集出版难而小说出版容易;诗词传情体现了小说家主体意识的介入,表现为将自身经历点缀于小说之中,带有自况性质甚至实录性质。该现象的小说史意义有三:明清越来越多有名望的文人关注并创作通俗小说;通俗小说题材多样化催生了通俗小说征引作者诗集的现象,同时文学风气与作家观念又制约了这一现象的发展;小说文体地位提升促进传统观念转变,出现了诗文集收录小说诗词的现象。

文本固化与类别偏移:宋元白话小说的文本变迁及其影响

依托于标志性的宋元讲史家话本以及小说家话本的分回文本,我们可以看到说话伎艺现场分回的基本状貌,也能以此为基础对于现存文本中的“每一回”做出更为清晰的观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来自宋元的小说家话本都是短篇的作品,可这只是它们被文本固化后的形态,在说话伎艺的表演场上,由于要分回演述,这些作品都应有更长的篇幅。这些作品都分属小说家下的八个类别,但由于表演的故事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在篇幅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类别归属在文本中也会发生偏移。我们既不能以现存文本的状况质疑宋元时期这些小说所属的类别,同时也应正视文本固化后这种类别偏移的现实,而这其实也是世情小说得以最终出现的重要因缘和契机。

张恨水北京叙事中的“公共时间”

现代通俗小说是反映社会的一座富矿。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商业活动日益活跃、娱乐业逐渐兴旺,北京市民的生活节奏加快,社会交往和互动增多。为进行公共娱乐活动,市民们共享公共时间,娱乐活动的时间安排也更集中。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的北京叙事对北京公共时间的设定与反映,彰显了当时北京城市生活的现代特质,成为研究现代通俗小说社会学价值的典型范例。

早出与晚熟: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流变

小说作为文学样式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从概念、篇幅长短、叙事手法、题材选择、人物塑造、语言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变化,终在封建社会末期得以大丰收。用现代学术眼光去看它,中国古代小说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小说中所包含伦理道德、社会理想、人生体验、审美追求,它经历两千余年才沉淀为中国本土文化的基本内涵,它所描绘的中国乃是与现实中国所对应的文化中国,它描绘的内容虽然多半出自虚拟,但至今仍活跃在中国人生活和思想里面,所以我们应该进行充分的发掘和研究。本文从古代“小说”一词涵义入手,结合中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与小说的关系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演变演进的轮廓和各阶段的重要作品,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演变乃至成熟。

通俗文言小说总集编纂与宋代话本体传奇的文类特征

宋代话本体传奇的形成和兴盛,与通俗文言小说总集编纂直接相关。《青琐高议》《云斋广录》《绿窗新话》和《醉翁谈录》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说话人提供蓝本,所收《张浩》《苏小卿》《隋炀帝海山记》《温泉记》等传奇文本,与唐人传奇、宋人笔记路数迥异,而与话本格调相近。据此考察话本体传奇的文类特征,可以发现:从小说内容来看,放诞不检的“才子”“佳人”上演了一幕幕欢场大戏,与唐人辞章化传奇的唯美情调迥然不同;从文本构成来看,大量穿插诗词,以“雅的这样俗”的方式体现了浓郁的民间说唱风味;从艺术手段来看,直接描写人物心理,打破了此前文言作品的叙事惯例。宋代话本体传奇是传奇小说的一种新的文本类型。

近现代天津市民小说论

天津市民小说的发生与发展与报刊行业密切相关,尤其是依托报纸出现的报人小说是天津市民小说初期的主要类型。因此,在天津写作的重要小说家均与报馆有密切联系,包括宫白羽、刘云若、李寿民等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市民小说家不断涌现,作品数量激增,形成了以天津文化为基础的津派小说。津派市民小说主要类型有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掌故小说、混混小说等。天津市民小说在创作上做到了对传统小说的继承与突破、对新小说的借鉴与吸收;与上海市民小说相比,缺乏现代性、先锋性。天津本土的码头文化、曲艺文化、天津方言以及租界文化等对市民小说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稗语益人心:论明清通俗小说“劝善教化”之功用--以章回小说《济公传》为例

《济公传》作为济公系列小说的集大成者,其“劝善”价值,足可以与经典名著比肩。该书作者高扬“劝善惩恶”的旗帜,以“正人心,化风俗”为要旨,以因果报应观念为全书之骨骼,寄“劝惩”于济公、善人、贞节烈妇等形象,以及神魔、侠义、公案、世情等多种类型题材之中,充分彰显了小说所具有的善书性质。而小说所具有的善书倾向,则是“文用为善”的传统观念与明清两代“劝善”时风合力作用的产物。

《台湾外志五虎传》的反英雄叙事

英雄叙事刻画英雄崇高品格,忽视人物个性,而《台湾外志五虎传》讲述英雄轶事,形成一种“反英雄叙事”。这类故事并不是闲笔,除了刻画具有差异性的人物形象,还隐含着作者的教化观念,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相比以往相似题材的小说,《台湾外志五虎传》在艺术手法方面也作出了突破。小说使用幽默的语言风格,显得自然活泼,并以平民的眼光反映人物思想感情。因此,人性色彩成为此书的特色之一。这部小说的反英雄叙事继承和发展了经典作品,彰显了闽南文化,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象。

中国网络侦探小说的写作困境与出路

中国传统通俗文学凭借网络实现了整体繁荣,商业类型写作推动了网络叙事的发展和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但网络侦探小说却陷入了写作困境。不仅在主流文学网站中几乎看不到网络侦探小说的身影,同时网络侦探小说也没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且很少入选各类权威榜单。中国网络侦探小说陷入了发展困境,这种局面的产生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是,中国传统侦探小说写作本身的“先天不足”,到了网络时代并没有太大的改观;二是,网络侦探小说与现有的“爽文”写作机制“水土不服”,并不是所有的类型都能够以超长篇的“小白文”形式存在。学界有必要也有责任为网络侦探小说的发展寻找出路,与当下获得巨大成功的“起点模式”相比,以大赛、版权开发为核心的“豆瓣模式”或许更有利于推动中国网络侦探小说的发展。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论纲

用历史的眼光清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科学地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以今例古”“以西律中”不是建构中国古代小说史和小说观念史的正确态度和方法。而按照中国古代小说思想的本来面目描述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才能让人们真实地了解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深入认识传统与现实的内在联系,这样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才算是中国古代小说观念自身的历史。中国古代小说既有被正统文化所接纳的士人小说,也有被正统文化所排斥的通俗小说,还有由近古市民小说发展演变而来的近代公民小说。而反映这些小说的观念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必须对它们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客观描述和科学说明,才能建构出真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史。

“稗官小说”的关键词批评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目录学传统

明代通俗小说序跋高频率使用“稗官小说”一词,作为小说批评的核心术语,这是序跋者基于目录学体系而总结的词汇,意图形成一种评价的策略。在此基础上,序跋者提出通俗小说其他方面的知识特征,以说明通俗小说合理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这表明,明代通俗小说序跋深受目录知识传统的制约,并影响了时人对通俗小说知识特征的概括与社会角色的评判。探讨明代通俗小说序跋的批评价值,应透视明代文教背景及其知识结构对把握明人小说批评理念、概括明人小说观念及细化明人日常知识活动的权威作用,避免“以西律中”及“以今律古”的过度诠释。

明代通俗小说的编撰与刊刻

明代通俗小说,经历了由少至多、由个人编撰到书坊主集体编撰再到文士群体编撰、由官方率先出版到官、私、坊刻本并出的过程。其发展与官方思想禁令的松动、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社会思潮发生转移及一般大众的娱乐需要有关,终于在明嘉靖时引发规模宏大的编撰、刊刻热潮,并逐渐形成以历史演义、世情小说、神魔小说、公案小说、英雄传奇为代表的文学现象。明代通俗小说在编撰上具备回目用韵对偶、散韵结合、继承话本艺术结构的特色,在版刻上呈现出图文并茂、羼入广告、插入批评的特征。

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通俗文学回响--《小说世界》对民间文学的关照

1923—1929年通俗期刊《小说世界》刊载的民间文学文章可分为搜集整理、介绍评价、研究探讨和仿拟改编四类。这些文章在规模和倾向上受胡怀琛的影响较大。与同时期的《歌谣》周刊等其他刊物不同,《小说世界》走出了一条从民间搜集民间文学,再以民间文学改造民间社会的道路。这可视作现代民间文学运动在通俗文学界的特殊回响。

通俗作家的非通俗写作:秦瘦鸥1940年代小说创作论

作为通俗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秦瘦鸥,在1940年代创作了大量的非通俗文本。秦瘦鸥1940年代的小说,以自己最为擅长的恋爱题材为主要创作方向,但力图呈现的是造成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此外还涉及教育、抗战等时代热点问题。秦瘦鸥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渗透着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以及现代学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通过对秦瘦鸥1940年代小说创作的深入研究,可以回溯其对江苏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贡献,由此钩沉秦瘦鸥完整的文学生涯。

小说余馥与商籁琼音--李渔与莎士比亚喜剧语言比较研究

作为中国与西方的喜剧大师,李渔与莎士比亚都具有较高水平的喜剧语言驾驭能力。李渔善在剧中用通俗的语言平衡不同审美水平的受众以起到均衡的教化功用,而莎士比亚则喜用剧中人物幽默俏皮、滑稽诙谐的通俗化语言来展现言外之意。李渔的喜剧语言受到了其拟话本小说语言的流畅风趣、贴近生活的影响,具有“话本风格”,莎士比亚诗歌的韵律和语言表达效果则让其喜剧语言具有“诗歌韵味”,呈现出别样气质。取李渔、莎士比亚喜剧中的语言这一角度进行比较与探讨,以达彼此关照、互相阐释,是促进中西戏剧沟通与交流的迫切需求。

文学史视域下晚清通俗小说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以狭邪小说为例

近百年来学界对狭邪小说的研究,本质上回应的是晚清通俗小说是否具备文学史“经典”价值的问题。出于文学功利性的要求和精英文化的主导,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史书写并未给予狭邪小说整体以正面评价,而《海上花列传》却凭借学界积淀已久的“雅俗”观念脱颖而出,开启经典化进程。新时期以后,在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研究者展开对狭邪小说文学史价值的重新审视和二次发掘,并由此拓展晚清通俗文学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从中既能看到近百年来狭邪小说研究的接受困境与价值转向,也可以进一步思考晚清通俗文学未得到充分研究的症结所在。

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

明末清初杭州的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出现了新的特征:在数量上,刊刻趋于衰落,但创作出现繁荣;在质量上,创作与刊刻都注重走精品路线:书坊主注重插图精美,刊刻精准,态度严谨,评点认真、精细。小说作家注重对地域特色的自觉追求,注重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与创新;书坊主与小说家的关系密切。

大众传媒视野下的现代文学--以现代通俗小说与散文文体变革为考察中心

现代大众传媒的出现和发展,在改变文化生产方式的同时,导致一系列现代文体的出现,对文学的风格和文体变革产生深刻影响。现代报刊促进了通俗小说的繁荣,而通俗小说则以商品的形式在现代文化市场的培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报纸副刊因其开拓了更为自由的舆论空间,促进了散文文体的变革,散文文体为了适应市民阶层新的审美需求,自觉不自觉地发生了滋生、整合与更迭,以现代形态加以确立。

论罗烨《醉翁谈录》对宋代通俗小说观念的理论建构

罗烨《醉翁谈录》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宋代说话伎艺的小说话本合集,其更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在于以《舌耕叙引》为代表,学习子部的传统小说观念,结合传统小说观念在宋代的理论创新,针对通俗艺术表现形式说话的主要特征,模仿《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的理论阐述范式,构建起通俗小说的理论体系。其中,《小说引子》主要构建通俗小说的核心特征与社会功用,《小说开辟》主要构建通俗小说的表现技巧与艺术审美。通俗小说理论体系的形成,不仅影响了近古以来通俗小说的创作,也为传统小说观念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戏曲小说”与《也是园藏书目》对“通俗小说”的设类及意义

历代连称"戏曲小说"主要指向作为"说话"伎艺的"小说"与"戏曲",强调此类作品的表演性特征与演说方式的特殊性。《也是园藏书目》以"戏曲小说"作为一种与"四部"并列的部类,即是对上述做法与时人普遍认知的回应。而此书目"戏曲小说"下设置"通俗小说"小类,系为突出与"传奇"、说唱文学有较大纠葛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在表现形式及其表演趣味,与"古今杂剧""传奇"等的区别。它依旧将《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当作一种带有表演趣味的、以章回体式存在的"说话"伎艺,而非以之为白话通俗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