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东野语》中的纺织考辨

《齐东野语》蕴含着丰富的纺织信息,经常作为一些纺织技术史文献的佐证,甚至其中有些论述具有首创性,却没有得到学界的系统关注,十分可惜。通过对《齐东野语》中论及纺织的相关信息进行系统深入的考证,研究发现:两宋时期蜀地灯笼锦逐渐成为宫廷贵族享用的奢侈品,曾盛极一时;《齐东野语》中"作文自出机杼难"之"杼"应该指筘较宜,而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梭子或梭子与筘的混合;《齐东野语》"绍兴御府书画式"中的书画装潢部件中的织物类型和品种可为鉴赏古代书画作品真伪的依据,且南宋书画装潢各部件较前、后代其所指不同,需要认真区分;《齐东野语》中关于"轻容、方空"的记载成为研究古代这两种织物较详细的文献,不可忽视;关于绢纸的述说极具训诂价值,为提示纸与纺织之间联系提供了语言依据;《齐东野语》对于火浣布即石棉的研究成为不刊之论;《齐东野语·淳绍岁币》对两宋岁币的记载成为古今岁币(或贡币、赐币)换和平此种言论的有力驳证。

论清朝的藩属国——以清廷与中亚“藩属”关系为例

本文在对与"藩属"相关概念进行细致分析梳理的基础上,以清朝与中亚地区"藩属"之间的关系变迁为切入点,对清朝的西北方向藩属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进一步归纳与总结清朝的藩属体系与政策提供了初步的框架。

晚清宗藩体制的终结对“洋人的朝廷”形成的影响

先秦时开始萌芽、产生的华夷文化观,历经汉唐宋明各朝代,到清朝形成了完备的“天朝”对外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养成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恋意识。近代以后,这一包含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的体制开始解体,到1895年甲午战争后作为制度层面的朝贡制度终结,而作为心理层面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华夷观念,直到《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才被恐洋媚外的心理所取代,在晚清统治集团和民众的心理上才彻底终结。于是清政府执行“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方针,在政府机构设置、政策上均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影响“洋人的朝廷”形成的内在原因之一。

宫廷文化背景下清代御用瓷器的装饰效果

受清代宫廷文化的影响,清宫御用瓷具有比较突出的装饰特点。主要表现在:突出皇家的至尊地位;追求精美绝伦的装饰效果;仿古创新,内涵丰富。本文结合清代宫廷文化的发展脉络及特征,对清代御用瓷装饰效果进行分析探讨。

奉御董造与禁廷制样:两宋地方官窑执行的御用瓷设计制度

宋朝兴起的地方官窑为宫廷烧造御用瓷是官手工业发展的亮点之一,并逐步形成了两宋地方官窑执行的御用瓷设计制度,设计制度形成绝非偶然,它是宋朝强化皇权意志、器用制度与地方精湛制瓷工艺共同作用的结果。地方官窑主要执行有奉御董造制度、禁廷制样制度。体现的御用瓷设计制度特征十分明显:前期是指专门接受宫廷敕命,由专官管理,奉御烧造宫廷各种用瓷,有命则供,否则止;后期是指宫廷对御用瓷有专门的设计图式,特由礼部礼制局彩画制样后,向地方官窑降发图样烧造御用瓷。尤其是地方官窑执行的禁廷制样须索制度为明代御器厂和清代御窑厂所继承。

浅析乾隆御制瓷“职贡图”主题折射的中西外交碰撞

在众多乾隆朝御制瓷中,有一类装饰题材取自中西外交主题,使这类瓷器具有特殊的文化含义,它们一方面见证了中西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又折射出中西方不同的外交理念和冲突。

南朝“贡瓷”考——兼论早期“官窑”问题

"贡瓷"及与其相关的"官窑"制度是中国古代瓷业生产中的重要学术问题。文物考古界一般认为,中国的"贡瓷"制度开始于唐代,烧制优质"贡瓷"的"官窑"制度则始于晚唐或宋代。然而,近年来在湖南湘阴窑和南京发现的"太官"、"供奉"、"上府"铭瓷器标本证实,"贡瓷"制度最迟开始于南北朝时期。湘阴窑址出土的刻有多种瓷业工人姓氏及"官"款的窑具资料可能还把中国烧制"贡瓷"的"官窑"制度开始的时间提前到南朝或隋代。

成化官窑的形塑──从档案探析乾隆朝民间对成化官窑的认识

明人笔记中的成化官窑价值连城,而在清代《宫中进单》中臣工上贡物品冠以"成窑"之名者,泰半非今日所识之成窑精品,审其特点,多为以釉上彩瓷为主的高品质瓷器。这点与明人笔记所强调的成窑形象相符。彩瓷系列的典范首推成化斗彩,在清初历经"调色盘革命"之后,新兴的珐琅彩和洋彩能以更大的色彩广度对成窑进行描摹,清代选择成化官窑为釉上彩瓷的主要模仿对象,使得在明末古董界本已地位非凡的成化官窑彩瓷地位又再度得到了提升。同时贡单中所见花觚、花囊等花器也有不少比附于成化官窑之名者,此一现象反映了清代宫廷陈设对花器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