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涉罪企业合规的刑行衔接

涉罪企业合规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有效衔接,是企业合规预防违法犯罪功能得以完整实现的必然要求。企业合规刑行衔接关涉刑事合规整改监督评估衔接、合规不起诉后的接续监管衔接以及其他相关企业合规建设衔接三个方面。为保障刑事合规企业合规预防功能、激励功能的充分实现,检察机关需要与行政机关加强理念沟通、操作配合,优化刑行衔接机制,推动涉罪企业及关联企业、行业企业的合规建设。

再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是国家基于宏观政策对行政处罚与刑罚的整体考量,旨在用较小成本实现高效管理的同时,避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为了实质性解决环境犯罪问题,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当行政手段无法起到充分评价其社会危害性和保护法益之效用时,适用震慑力更强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仍存在标准不明确、证据转化难等问题,这些问题会导致案件移送不力、以罚代刑等现象长期存在。故而,在衔接过程中应明确移送案件的标准、完善证据转化制度以及加强检察监督,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机制,更加充分地保护生态环境。

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监管问题及对策分析

本文介绍了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存在混淆保健食品与药品、非法添加化学药物、虚假宣传等市场乱象,表明保健食品市场仍然存在监管盲区。分析了电商模式下保健食品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如备案系统不完备、电商平台的审查体系不严密、经营者的安全责任难以落实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按功能类别与风险级别优化备案管理模式、搭建合作监管路径完善平台的审查体系、引入行政和解与衔接行刑责任落实商家的食品安全责任等建议,以期对现有的监管制度进行完善。

“两法衔接”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融合研究

2023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统筹考虑“两法衔接”与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对接的需要,将行政反向衔接工作调整为行政检察部门牵头负责,行刑反向衔接成为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主要线索来源。但在实践中,“两法衔接”较重视行政执法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正向衔接,对司法机关向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处罚案件的反向衔接关注不够,虽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有待研究解决。应明确检察机关“两法衔接”与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工作原则,进一步完善相关规定,凝聚执法、司法监督合力,完善“两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以推动行刑衔接和检察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

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数智化的困境与出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不畅问题在我国长期存在,用数智化路径解决知识产权行刑衔接问题是我国司法实务的探索方向,然而行刑衔接数字平台的低利用率现状映射了我国知识产权行刑衔接数智化路径存在困境,如何通过数智化路径有效畅通知识产权行刑衔接堵点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需在明晰数智化路径的辅助定位后,从信息平台数字化、法律规则标准化、平台功能智能化方向着手解决行刑衔接数智化难题,破除不同机关间的数据壁垒,并建立统一的法秩序顺畅案件在不同机关的移送路径,同时建立犯罪线索发现模型等平台智能化功能畅通知识产权行刑衔接的堵点,以期实现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间的高效率、高质量衔接。

轻罪治理中行刑反向衔接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轻罪案件数量不断攀升,轻罪治理实质化不可忽视。轻罪治理不仅关联到司法机关,同样涉及到行政机关,因为轻罪治理并非一味地从宽处罚,罚当其罪是轻罪治理实现刑事司法现代化的根基。因此,行刑反向衔接属于联通行为人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桥梁。然而,行刑反向衔接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行政机关该罚不罚、检察机关对行刑反向衔接的动力不足、检察意见精准度不够等问题。基于此,有必要以体系化视角实现轻罪治理、深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以及定期开展联席会议等方式化解以行刑反向衔接实现轻罪治理实质化的堵点与难点。

基层煤炭环境问题刑事治理现状与对策——以山西省为例

我国基层煤炭环境问题刑事治理存在不足之处,亟待调整。以山西省为例:入罪视角下,实践中罪数问题的处理不够恰当,处于犯罪链条“边缘”的环境监管失职罪面临虚置风险;量刑视角下,社会危害性及可谴责性相当的罪名之间存在横向刑罚配比不均的情形,纵向链条上的事前预防与事后恢复措施亦不够完善;此外,省内针对性的刑事治理强度显现出地域偏差,环境犯罪治理的行刑衔接问题可能存在阻力。有鉴于此,司法机关应首先确保罪数理论的合理运用,避免责任定位与罪名选择上的疏漏;其次,应强化对于污染、监管类犯罪的处罚力度,引入恢复性司法措施弥合生态法益;最后,应积极寻求多方主体的联合共治、疏通行刑衔接路线,推动基层煤炭环境问题的全域治理。

论行刑衔接中行政执法证据的使用

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打破了传统证据法学在证据合法性认定上必须有适格取证主体的硬性规定。为了限制大量行政证据无序进入刑事司法领域,立法从行政证据的准入范围和使用方式上进行了控制。然而实践中为了片面提高办案效率,办案人员仍通过各种渠道规避法律,将大量本应重新制作收集的言词类行政证据直接混入刑事证据体系来认定案情,给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带来较大风险。从完善我国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长远未来出发,一方面应淡化行刑衔接中取证主体作为证据合法性必备要件的传统观念;另一方面应逐渐完善传闻法则、关联性法则以及合法性法则等证据规则,从证据能力(证据资格)方面提高行政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门槛,实现行刑衔接的高效科学运转。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二元格局及其法治后果——以食品药品监管领域的经验为例

在食品药品监管领域,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之间存在两种迥异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模式促成了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实践的合作-对立二元格局。部门间的组织合作体现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的“案前”联合,而部门间的组织对立则表现为人民检察院与执法部门的结构性冲突。上述二元格局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组织原因。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在目标责任制下容易达成共识,它们为完成相近的目标任务建立起紧密的合作关系。人民检察院承担法律监督职能却缺乏监督手段,在监督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过程中容易与监督对象形成紧张关系。食品药品监管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二元格局产生了复杂的法治后果,形成了司法扩张和执法失范,并造成了法律监督失灵。研究表明,法律的运行会受到行政和司法体制机制的直接影响,体制中的跨部门合作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保障。

环境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的取证资格问题

"两法衔接"不畅,行政执法主体不具备刑事诉讼的取证主体资格是一个重要因素,该问题放到具体的行政执法领域具体分析就会发现更多实际难题。在环境执法与环境刑事司法衔接领域即存在以下问题:从刑事取证司法垄断的逻辑上看环境监察部门不是适格主体;从立案前取证的效力理论逻辑上看环境保护机关的取证资格亦不成立。从体制上看,要从根本上解决"两法衔接"难题有赖于打破集中式侦查权配置的格局,赋予行政执法机关以部分刑事侦查权。同时,在取证规范上也须做出修改,即所有行政执法中的取证行为都应根据刑事诉讼法的取证规范进行。

“两法衔接”之功能与价值分析--基于法治中国建设全局视野下的考察

"两法衔接"的本质在于对我国宪法视野下的政治体制架构及其主导下的权力分配、运作机制做进一步权力划界、理顺和深层次调整,对我国现行权力运作实践、政治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建立和完善"两法衔接"在当下深入推进开展的法治中国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它为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执法领域"有案不移、以罚代刑"这一执法顽症,有效衔接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追诉提供"治本"方案;它具有对权力运作机制中的行政执法权和刑事司法权的双向规制作用,有助于准确厘清和合理确立打击违法行为向犯罪行为过渡、升格的"数量"与"质量",从而实现承载相异使命和追求不同目的的部门法之间兼顾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维护社会秩序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统一;它符合人类社会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有利于释放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各自的优势和长处,提高执法效率,发挥"行刑合力",从而实现追求形式合理的效率与实质合理的公平正义之双重价值目标;它契合当下深入推进开展的司法体制、政治体制、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要求,顺应权力分立、制衡的权力运作理念,符合法治中国建设的国家法治战略目标。因此,应予肯定和坚持并逐步完善和深入推进两法衔接机制建设。

食药安全“两法衔接”若干重点问题探究

目前,食药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严重不畅,十分有必要依法、妥善、高效处理好公安机关提前介入、案件移送、证据转化、涉案物品检验鉴定、涉物品处置及犯罪嫌疑人主观明知的判定等重要节点问题,以有效整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资源,推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无缝衔接。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立法问题研究——以公安机关的经济犯罪侦查为中心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因属于不同法域,由于部门保护主义与行政执法遮蔽而使得以罚代刑成为常态。建立的衔接机制存在问题导致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案件的数量呈下降趋势。有关此问题的立法应当在报案线索与案件移送、受理与处理以及证据的转化等方面作出修改,使"脱节"的环节得到衔接。

行刑衔接中的检察监督机制构建——以食品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为例

2000年国务院开展打假联合行动,首次提出行刑衔接。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发展,行刑衔接中存在的问题一直未得到根本解决,尤其在食品安全领域当中最具代表性。基于对当前食品安全领域中行刑衔接相关制度规定进行对比,发现其中检察监督不到位是导致衔接不足、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在行政执法前置过程中检察监督不到位、行政执法机关向刑事司法机关案件移送的检察监督不到位、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检察监督不到位、对食品安全领域犯罪的刑事司法追诉检察监督不到位。针对此问题,构建一种全新的检察监督机制,即巡回检察制度,赋予检察机关实质上的检察监督权,衔接人大的外部监督,形成监督闭环,破除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各环节的检察监督不到位问题,从而为真正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领域中的问题,提供理论和制度探索指引。

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的法律思考

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的建设整体仍然滞后,要完善我国知识产权执法衔接机制,就必须完善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统一侵权物品的价值计算标准,整合执法衔接的法律依据,明确案件的移送标准,统一证据转化标准及案件移送的时间结点和所需要的具体材料、手续。

非洲猪瘟防控中违法跨省贩运生猪的刑事定性分析

加强动物及动物产品流通环节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事关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防控成效,而染疫生猪违法跨省调运是否涉刑也是各地关注的焦点。执法人员在S省×高速公路收费站截获从A省(非洲猪瘟疫情省)运输至S省×市的一车生猪,经S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2份样品检测结果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本案存有“构成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构成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以及“不构成犯罪”等分歧,笔者对上述意见进行了分析,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动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有引起重大动物疫情的现实危险,对其违反规定贩运染疫生猪且可能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险这一结果具有主观故意,构成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

疫情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解释学分析

岁末年初的“新冠肺炎”再次催生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疫情背景下的动用,随着2月6日两高两部《意见》的颁布与实施,在具体适用中出现了认定难、衔接难等问题。包括“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投放危险物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区别等,以及这些罪同行政处罚的衔接。同时也暴露出一些相关立法上的矛盾,包括罪名、罪征等需要调整,以及《野生动物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需要修改。急需从法解释学角度予以阐明或厘清,以准确适用罪名和促进刑法及相关法律的修改。

我国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实证研究

解决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不畅的困境是依法治税的重要议题。在我国税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中存在实体困境、程序困境、证据困境以及监督困境等。应当从完善规范依据、构建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发布典型案例进行司法指引以及强化法律监督等方面促进二者之间顺畅衔接。

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在我国的法治进程中,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近年来司法实践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两法衔接存在相关衔接规定位阶低、证据转化规定不完善、检察监督不力等问题,不利于两法衔接工作的顺利进行。两法衔接制度的完善,一是要通过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如何使在行政执法中获取的证据材料适用于刑事诉讼等程序性问题,作出细化规定。二是要制定证据转化制度,对在行政执法中搜集的言辞证据一般应重新取证,实物证据则可以在审查后直接适用于刑事诉讼。三是发挥检察监督职能,完善监督体系。

食药监管“两法衔接”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问题探析

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的"两法衔接"工作过程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有助于引导行政机关准确全面取证,使后续案件侦查和移送起诉的衔接更加顺畅,也有助于优化"两法衔接"的工作流程,有利于提高"两法衔接"的工作效率。但现行检察监督提前介入制度中还存在行政机关的调查权未予明确、调查手段欠缺、检察监督的独立性不够、检察监督的强制性不够、缺乏高效的信息共享机制等问题。应当通过立法提升检察监督强制力,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权,建立案件信息共享平台、联席会议制度和通报备案制度,推行派驻检察官制度,促进检察监督权的有效行使等完善食药监管"两法衔接"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