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战略变迁、战略逻辑与战略影响

冷战后,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地区的趋势已成为美国推进全球战略的重要特征,其间美国历届政府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定位呈现不断增强的态势,基于亚太地区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地位的提升,美国不断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意在维持和巩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美国的单极霸权,其所形成的战略构架主要体现在美国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已常态化,军事威慑力显著增强;不断加大在亚太地区经贸合作中的介入和影响,推进在经贸领域的战略渗透;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加快表现的战略焦虑和为防止“美国衰落”及为巩固其霸权地位,使得美国对华关系从确定“接触”和“建设性关系”演进到“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对华遏制的成分不断凸显,由此中国不断增大的发展成就和国际影响力成为美国战略重心东移驱动因素中最重要的变量。时至今日,强化联盟体系、实施战略围堵、注重规则制衡、聚焦高新科技竞争与封堵已成为美国对华遏制和防范的新动向。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国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通过全方位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推进价值观外交成为美国构筑联合制华阵营的重要策略。同时,中美作为世界重要大国,面临人类共同的危机和挑战,基于两国间共同的利益交汇点,在共存环境下双方也存在寻求合作而非对抗的趋向和空间。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世界发展的走向和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

论后冷战时代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变化。由于安全、经济以及其他因素的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开始缓慢而坚定地释放其海权潜力,并将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其战略目标。作为中国周边四大海域中面积最为辽阔的南海是中国发展海权的重点区域。区域外大国美国出于霸权护持、地缘战略以及军事等各方面的考虑,在南海问题上加强了对中国发展海权的制约。鉴于南海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且其重要性与日俱增,其资源、航运价值以及军事价值对中国的发展不可或缺,中国必须对此进行反制。中美南海海权矛盾从根本上来说是霸权国进行控制与新兴大国进行反制之间的矛盾。

冷战后美国经济外交中的单边经济制裁

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对峙终结,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发生变化,经济外交成为总体外交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开展经济外交。在出现经济摩擦的情况下,中国从来都避免采取武力或经济制裁等硬性手段,主张在平等协商和谈判的基础上解决分岐。而作为冷战后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的美国,受其资本主义经济外交理念的支配,却将经济制裁作为其经济外交政策的核心。经济制裁是把“双刃剑”,有可能在国际政治中得以延续.但是如果不转变传统的制裁思维,经济制裁的最终破产又将是历史的必然。

不确定下的担忧:冷战后东盟国家对中国在地区安全角色的认知

冷战结束之后,东南亚地区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对东盟国家来说,这种变化并没有让它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它们一致的看法是,本地区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地区大国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主要来自中国的稳定与未来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如何应对不确定所引发的担忧则构成了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的核心问题。

中国海权战略选择与战略海疆拓展

冷战结束后,作为地球表面最大的公共空间以及资源的宝库和经济全球化的载体,海洋的战略地位在上升,围绕海洋展开的争夺日趋激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开始坚定地释放其海权潜力。中国的战略家为其设计了三种海权战略:无足轻重的海权、辅助性海权以及主导性海权。笔者认为,形势的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需要使主导性海权成为中国最为科学合理的海权战略选择。执行该战略,中国有必要拓展其战略海疆。因此,中国必须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诸多方面做好准备,这同时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需要。

冷战后欧洲安全的新特征--安全治理

冷战的结束改变了欧洲的安全结构，它标志着两极格局的瓦解，也标志着欧洲两大阵营军事对峙的结束。然而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欧洲安全问题的解决。与此相反，欧洲面临的是更分散、更无形的安全威胁。安全治理成为应对新时期欧洲安全挑战的一大创举。当前，欧洲安全治理呈现出区域性组织主导、多种行为体参与的特点，欧洲安全的有效治理有赖于欧洲主要区域性组织的合作与协调。

冷战后泰南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原因探析

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背景入手,分析泰南穆斯林分离运动在冷战后时期再度兴起的原因,阐明泰南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内因与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内因起着主导作用。

冷战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状况探析

随着冷战的终结,国际局势不断趋向缓和,许多国家放松了对华文教育的管制。在这种大背景下,冷战后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本文通过对冷战后华文小学及华文独立中学发展状况的分析,揭示了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与挑战的现实。

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理论述评

作为冷战后崛起的欧洲安全研究的一支显赫流派,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建构主义的安全分析方法—安全化理论成为冷战后宽泛安全研究议程中最为重要的创新性概念与理论。安全化理论为传统派、宽泛派和批判派的安全应用提供了理解路径和整合的潜力,也以此主导了近来国际关系与安全研究领域中最富活力和最具争议的辩论。本文回顾了奠定安全化理论基础的思想渊源,从定义、主体间性、权力与语境的地位、安全化政治等方面揭示了安全化理论的概念内涵和要素主体,简要评价了安全化理论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并对其局限困顿之处进行分析评论。哥本哈根学派由于对当代国际政治中的安全实践分析而招致规范与伦理上的困境,如何走出困境是哥本哈根学派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

冷战后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因素检验

在影响中日关系的众多因素中,结构性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文章在梳理了之前学者对中日关系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几项论及比较集中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并对其进行了概念操作化,将其定量为可以分析的具体指标。在数据的选用上,文章选择了1991年—2011年中日关系及各项影响指标的相关数据,并分别对每项指标进行二元回归分析。研究发现,影响中日关系的结构性矛盾是现实存在的,东亚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的崛起都会使中日关系下降,而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仅不能使中日关系得到改善,反而会加剧中日之间的矛盾和对抗,这一点与许多学者提出的"日本在对华战略上跟随美国脚步"的观点相反。

中国特色的大国海军外交——基于当代海权思想的视角

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而影响深远的变化。由于安全、经济以及其它因素的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的中国开始坚定而缓慢地释放其海权潜力,并将发展成海洋强国作为其战略目标。在走向海洋强国的过程中,中国对海权的四大功能即军事功能、经济功能、外交功能和经济功能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因此,中国开始重视海军的外交运用,并将其视为大国外交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更好地实施海军外交,中国海军必须在海军战略、兵力结构以及装备等方面进行变革,更好地为国家利益与外交服务。

冷战后华人移民的跨国民族主义——以美国华人社会为例

冷战后,跨国主义、民族主义方兴未艾,而国际移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移民及其民族主义倾向与表现正在成为移民研究的一个新视点。本文以美国华人社会为例,运用跨国主义的分析视角,探讨冷战后华人民族主义掀起的背景、主体、特征、局限与前景,从而说明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群体征象之于中国与居住国的双重影响和多种意义。

冷战后中国多边首脑外交的特点与动因

冷战后，中国以亚太地区和联合国为中心，开展了积极的多边首脑外交。其具有力度不断加大、内容逐渐多元、外在制度完备、内在缺乏约束等特点。经济全球化、集团化和全球性问题的日益突出，则是中国开展多边首脑外交的重要推动力量。

“冷战”的起源与终结——世界历史的视角

20世纪的世界体系经历了从"解构"到"局部重构"、再到"全面重构"的历史过程。冷战处于世界体系的"局部重构"阶段。这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形态既反映了世界体系结构的内在矛盾,也反映了世界体系与国际体系的张力与互动。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冷战后的历史运动表明,冷战终结并非人类社会在发展道路选择上的最后结果。后冷战时代世界体系结构性矛盾的升级和深化使国际社会面临诸多现实的挑战和风险。由于世界体系层面全球治理机制的滞后,缺乏公共产品支撑的国际体系面临失范的风险,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正呈现出难以把握的"不确定性"。

冷战后中国多边首脑外交:作用与方向

冷战后的中国多边首脑外交成绩斐然,实现了主权、发展和责任三大利益需求;拓宽了范围与渠道,深化了内容与作用;今后加强实践与理论研究应成为其在新世纪的努力方向。

“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

“后冷战时代”的推测与判定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和难题。“三集团”论的兴起 ,“大国均势”论的推测 ,“文明冲突”论的预言 ,“单极时刻”论的发展 ,“全球村”的理想与现实 ,等等。人们一遍又一遍地试图以新的推测或判定来宣布“后冷战时代”的终结 ,但“后冷战时代”仍在延续。出现这样一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冷战后世界的变化是如此迅速和深刻 ,人们已经很难再用一种角度或方式来识别她了。

大变局时代大国政治格局与演变趋势分析

当今世界处于一种超越传统意识形态、不仅限于军事和经贸领域、合作与冲突并存,以大国政治为基本框架的全方位的竞争态势和秩序格局。全面竞争不是冷战思维,而是秩序观念;不是全面对抗,而是非零博弈;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大势所趋。它不只是发生在中美之间,而是遍布大国政治的各个角落。中美大国战略的摩擦与碰撞,主要受大变局时代背景的变迁、新政治样态的出现、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等内外因素的影响。在竞争中寻找合作、在合作中克制冲突,在冲突中谋求发展,将是未来较长时段内中美最具现实意义的关系模式。只有认清大国竞争的长期性,承认大国博弈的不对等性,保持大国冲突的适度性,维持大国秩序的开放性,倡导大国关系的公平性,中国才能在全面竞争的时代保持和平,稳定和长期的发展。

探索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演进之道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关于东南亚的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同时加强,学以致用渐成风气。这主要源于两种动力:一种是政策动力,另一种是学界动力。笔者认为,加强我国的东南亚研究,服务国家对外战略,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当下性,首先需要在宏观层面把握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演进之道和发展大势,大致有如下结论:一是东南亚在后冷战时代出现了整体向好的转折性变化;二是东南亚国家能够更加主动地塑造新的空间观;三是东盟创建了“东盟+”结构,成为新一代地区架构师;四是多种动力互动形成东南亚演进的系统动力学;五是后冷战时代东南亚地区的演进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可以从韧性、创造性、权力结构、联通性等四个方面进行解释;六是东南亚仍然面临巨大的发展困境;七是中国需要改进对东南亚的认知与行动,与东盟共同创造“第三个奇迹”。

冷战后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与中国安全利益

冷战后 ,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中国的主导作用和地位进一步加强 ,中国在亚太的安全利益向纵深发展。同时 ,随亚太格局变化产生的国际矛盾斗争 ,对中国的安全利益构成严峻挑战。政治安全利益、军事安全利益、经济安全利益是中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核心成分。政治安全利益内容广泛 ,包括国家统一、民族关系稳定、反对宗教势力渗透、维护政治稳定等 ;军事安全利益着重表现为捍卫祖国统一、维护领土完整、防范军事威胁以及军控和防止核扩散 ;经济安全利益涵盖金融安全、稳定的资金来源和良好的投资环境、资源安全特别是能源安全、市场安全、运输线安全、海外投资安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