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标靶・策略:后媒介时代我国体育传播逻辑

目的:通过梳理分析后媒介时代技术复杂化与路径多样化对我国体育传播构成的影响,提出与后媒介时代我国体育传播形势相适应的对策建议。方法:运用资料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分别从后媒介时代体育传播面临的难题、后媒介时代体育传播的机遇、后媒介时代我国体育传播策略3个主要层面剖析论证。结果:后媒介时代我国体育传播面临着研究起步晚和已有成果匮乏,后媒介时代我国体育传播对传播效果应该予以特别关注,同时需要兼顾对传统传播载体的充分利用,并在传播策略与传播方式等方面作出适应性调整。结论:建议后媒介时代我国体育传播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大球”为抓手,着眼于“立体传播”的目标实现,即:基于传播价值的侧重、基于传播危机的应对、基于综合传播体系的构建。

“中国崛起顶峰论”:特点、危害以及应对建议

近年来,西方政客、媒体与智库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中国崛起顶峰论”,认定中国崛起已到顶峰,唱衰中国发展前景,打压中国增长预期。这种论调对中国的冲击在部分经济领域正在奏效。本文梳理了新一轮“中国崛起顶峰论”的特点、叙事以及当前造成的危害,认为眼下当务之急是坚持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大经济蛋糕、提升民众普遍收获感,用事实回击“中国崛起顶峰”的谬论。同时,在领导力、思想及财力等方面做好与美西方舆论对冲的准备,打好反攻心战、反围剿战。

新媒体时代“0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及引导策略探析

新媒体时代的开放性、即时性、虚拟性、复杂性等特征对“00后”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立足新媒体时代特征,深入分析“0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提出新形势下“00后”大学生思想教育路径。

媒介面具与受众认知

在媒介与受众之间互动频繁的今天,接受主体的媒介行为对整个传播过程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前看似繁荣的后媒体时代,却面临着空前的尴尬。信息的海量与受众的无所适从,信息真假混淆与受众的是非难辨,唯利是图的利润目的和大众狂欢的盲目追求,导致受众的迷惘与失望。为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对媒介的表象与本质、功能与人格有充分的认识,并需要不断提高媒介与受众理性处理信息的能力。依据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提出媒介面具的观念,并对两者的相似性、存在的合理性和消极性进行对比分析,可以为媒介和受众的认知拓展一个新的认识视角,并从媒介人格的层面使媒介和受众客观认识媒介的本质与作用。

新媒体背景下的网络舆情与意识形态安全

新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特点,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涉及范围广、受众人数多,而且善于创造受众认为的"事实",从而改变了理性认识世界的规则,构建了后真相时代的世界图景。西方敌对势力将互联网看作输出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工具,借助新媒体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维护政治安全,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的政治能力。党员干部必须在事关意识形态的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头脑清醒。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把党管媒体的原则贯彻到新媒体领域,打赢新媒体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后真相时代的传播——兼论专业新闻业的当下危机

后真相时代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其特征表现为:一方面,被原有社会秩序规定的真相界定者和界定方式正在受到公众前所未有的质疑;另一方面,公众与真相提供者之间原本较为稳定的契约关系变得飘乎不定。公众只需要那些符合其推测的"真相";公众对于传播者的诚意看得比真相更重要。究其原因,从时间维度来看,社交媒体以更为迅捷的速度终结了大众传媒在真相上的垄断性,但又无法因碎片化的信息而成为真相的代言人;从空间维度来看,社交媒体的社区传播方式培育了更加多元的立场与标准,使共识变得既不可能也不重要。专业新闻业在历史上曾由于专业知识壁垒太低和客观性的危机受到质疑,在后真相的时代,其存在的前提,即尽可能提供事实变得既困难又无意义,因而专业新闻业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以政府治理创新引导“后真相时代”的新媒体政治发展

新媒体政治是媒体政治在新媒体广泛兴起和不断发展的产物,兼具媒体政治的一般功能和新媒体赋予的独特功能。它既具有促进新公共领域的发展、改善媒体政治供求关系并推动政府治理新发展等积极效应,也具有政治信息传播碎片化、政治空间界限模糊化、政府治理难度加大等负面效应。受"后真相时代"的影响,新媒体政治的深化进程展现新的特点,并突出表现为挑战新闻专业主义、冲击新闻舆论生态、重构政治媒体关系并激化网络民粹主义。对此,中国需着眼后真相政治的潜在冲击,立足于新媒体政治持续推进政府治理创新,并以政府治理创新引导新媒体政治健康发展,最终实现良好互动。

自媒体时代00后大学新生心理适应性问题及对策研究

自媒体时代对00后大学新生的心理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其内在心理需要与原有心理认知图式间的矛盾、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的内在冲突以及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要求共同构成了00后大学新生心理适应性问题的内在逻辑。当前,00后大学新生在理想目标确立、学业适应与职业选择、人际交往与集体生活、情绪控制与情感表达、时间管理与分配等方面存在心理适应性问题,这受到00后大学新生的心理特点、心理适应性教育缺失以及自媒体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需增强心理适应性教育的指导性、实效性和系统性,提高大学新生的心理适应性能力。

“后电视网时代”的中国网剧突围——从产业链到价值链转换

"后电视网时代",中国网剧的发展在经历了"台网互动"的聚散离合后,逐渐树立起自身独立的文化样貌和传播特征,其互动多样性和操控友好性的非线性传播体验,更催生了崭新的"网感"文化。研究认为,对现象级网剧的追寻作为强劲的产业驱动力,有助于该行业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但创新无技巧,扩散有原则,欲寻求网剧产业的良性发展,制片主体有必要进行从消费侧到供给侧的理念与实践的深度改革。

“社会性死亡”及其批判

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社会性死亡区别于临床死亡或生理死亡。在历史上,该术语主要被用以描述战俘、奴隶、罪犯、流民、外来者或叛国者,他们被剥夺了做平民或正常人的自由、权利、利益和机会,被宣判为社会性死亡或有缺陷的“非人”;中文语境下也有社会性死亡的相似概念被使用。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性死亡逐渐成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课题,成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传播意义上的所谓“后真相时代”,社会性死亡以新形式得以呈现。尤其是近些年来,该短语频繁出现于自媒体网络,偶尔也见之于官方媒体报道或公告,一些网民用以自嘲,亦有一些网民将其应用到其他个体或特殊群体身上,用以开展网络抨击与社会贬损。公共舆论尤其是自媒体在公共论坛上的攻击性网络语言和网络暴力的滥用将对中国法治建设造成不良后果,有关部门需要对此进行积极引导和有效管控。

从文化反思到技术迷思——对三部电影叙事意义的解读

与《楚门的世界》作为大众媒介时期的流行文化体现不同,《头号玩家》和《失控玩家》带有后大众媒介时代的主体特征和文化特征。从楚门逃离虚假的媒介环境到韦德主动进入虚拟世界及数字孪生盖伊的奔向乌托邦,“技术态身体”的韦德和“无器官身体”的盖伊进一步使现实参照物销声匿迹。“彩蛋”的大量应用强化了青年亚文化的群体语言,也使影游合一的电影在增强娱乐性与流行性的同时,复刻了大众文化的价值体系。电影实践要想更深入地回应虚拟现实技术的后人类命题,光有游戏自由的主题及遁世的价值指向显然是不够的。

新媒体时代“90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分析和探索

新媒体时代的发展给高校思政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通过深入分析当前新媒体时代的现实基础,包括新媒体在"90后"高校大学生中的广泛应用的原因和对其产生的影响,提出在新的形势下进行学生思政教育工作的新途径,初步探索在此背景下如何开展思政教育工作,提高思政教育的成效。

后疫情时代重塑国家形象的新媒体策略

国家形象作为国内外公众对其的整体印象,影响着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各项活动。后疫情时代我国面临着他国“污名化”“西强东弱”的传播困境,后疫情背景下我国国家形象的重塑,要通过当今快速发展的新媒体技术和平台得以实现,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重塑国家形象方面做出了亮眼的成绩。本文认为我国可通过重塑传播理念,重构传播流程,汇聚各方传播力量,壮大传播声音,扩展传播范围,针对不同地区受众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传播,打造一批优质的对外传播队伍等七个方面不断提高我国国际传播能力,以更好地塑造全面、立体、真实的中国。

后疫情时代医院宣传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后疫情时代,医疗机构与政府及社会组织通力合作、合力突围,才能将危机变为转机,在抗疫中推进现代化治理和高质量发展。本研究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为例,分析了疫情期间医院利用权威部门网站搭载微信、微视、微博和其他宣传媒介形成的“一网三微+N”的全媒体传播矩阵,探析其在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的同时如何打造走心、入心、有温度、有情怀的宣传品牌,实现在抗“疫”中育人、在战“疫”中担当、在研“疫”中引领的专业目标。

后疫情时代高职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探究

后疫情时代,提升大学生的网络媒介素养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局势是高职院校育人的关键一环。本文从高职院校学生网络媒介素养现状出发,结合该群体特征分析高职院校学生网络媒介素养存在的问题,研究高职院校学生媒介素养提升的策略和方法。

后真相时代传媒涉法舆论推进与调适——以“汤兰兰案件”为例

“汤兰兰案件”的曝光报道以及舆情动员过程,高度契合了“后真相”时代的舆论生态环境,民众的态度受到自身情绪、立场的支配,不仅传媒“说什么”对他们影响很大,而且“谁说的”同样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在缺乏压倒性事实佐证的前提下,舆论分化态势明显。面对如此舆论环境,传媒更应该发挥调节阀的功能,一是促进各方共同追寻事实,探究真相;二是引导各方展开公共说理,达成理解,有效凝聚社会共识。

从院线到流媒体:后疫情时代下电影的媒介转向与未来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电影产业遭受重创,后疫情时代下,正上演着一场从院线到流媒体的电影媒介转向。这场由资本市场推动的产业转向,以数字科学与网络通信作用下的技术转向为核心,究其本质是一次从公共媒介到"私媒介"的媒介属性的转向。通过对这些转向的梳理和分析,可以更清晰地认识电影媒介的产业、技术与媒介属性由"转"到"合"的未来。

后技术时代艺术媒介的纾困

针对后技术时代下媒介变革所带来的艺术教学与创作上的独特挑战,数字拟像技术与艺术感知之间的交互提供了新的纾困之路。在当代艺术进入“重体验”“重感受”的当下,多媒体技术对于文本、图像、声音、信息的重新编码,使“艺术感知”为核心的审美范式得以被建构起来。本文以媒介演进为视角,结合后技术时代下屏性媒介和沉浸式媒介的现象分析,尽力厘清艺科融合视阈下艺术与媒介之间同源共生的关系,并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探讨媒介对艺术感知延展的意义,以此阐释媒介的渐进对于艺术形态的影响,为后技术时代下的当代艺术提供一种“媒介纾困”的新思路。

社交媒体、议程设置与后真相时代——佛罗里达大学新闻系Wayne Wanta教授访谈录

Wayne Wanta是现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三代传人,本文针对美国社交媒体传播效果、网络安全等诸多问题对Wanta教授进行采访。在访谈中,Wanta教授首先对社交媒体的概念进行定义,并认为传统的大众传播理论在社交媒体时代仍然适用。从传播效果来看,社交媒体平台的社群属性强化了新闻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同时,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滋生了虚假新闻并导致人们态度的两极分化,从而导致“后真相时代”的到来。解决这些问题一是需要加强媒体的“过滤器”功能,二是提升受众的媒介素养。

“后真相”时代网络政治表达与传媒公共性重塑

“:后真相”时代,媒介技术发展使得传播环境和政治表达产生根本性变革。网络政治表达作为传统政治表达的重要补充,传播主体从一元转向多元、受众信息来源更加广泛、网络生态复杂化和社会信任异化,导致传播公信力在新媒体环境中被逐步稀释。特别是政治传播环境改变,网络舆情反转引起受众理性缺失、社交媒体勃兴和意识形态纷争勾连,使得个体叙事张力与群体沉默螺旋难以平衡。新媒体扩展了政治表达空间,寻求网络政治表达“最大公约数”,实现传播效能最大化。同时,纠正新闻生产失范、规制网络空间话语表达,让网络政治表达回归公共属性,在一个相对规范的叙事框架内,为重塑公共性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