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员额制度的问题及对策——基于青海省的实证研究

青海省是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的试点省份之一。经过几年的不断探索,改革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很多问题。为使检察官员额制度充分发挥作用,必须从顶层制度设计、入额人选确定、入额方法、面试考察、遴选会议、学历等方面进行制度完善。

论我国检察官员额制改革试点的现状与出路——以贵州省检察机关的改革试点为视角

实行检察官员额制,是实现司法人员分类管理、促进检察改革的基础。贵州是全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七个试点省市之一,试点单位按照"切口准、深度改、有特色"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试行检察官员额制改革试点新路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也存在参选人员单一化、遴选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贵州在下一步的试点工作中必须完善检察官的遴选制度,强化职业保障措施等,才能顺利推进试点工作,创造可推广、可复制的好经验,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参考。

检察机关员额制改革的反思

检察机关员额制改革虽已进入“后员额”的稳定时期,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值得反思。反思之一在于,“办案”定义的教义学缺失,导致围绕“办案”所划分的部门和人员存在逻辑悖论,既非办案,何来员额;既非员额,为何办案。反思之二在于,检察官助理角色定位模糊,检察官助理办案面临“代为履行”与“代位履行”的两难处遇,“助理办案、检察官批案”俨然成为新的审批层级。反思之三在于,检察官助理上升渠道的天花板现象已经显现,现行《检察官法》给检察官助理带来了多重影响。人员分类可由“三分法”走向“四分法”,员额检察官职权不能由检察官助理“代位履行”,同时可创新检察官助理“三阶式”培养机制,建立动态员额调整机制,实现检察机关员额制改革的长远成效。

我国检察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研究

检察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是保障检察事业顺利发展的一项重要机制。纵观世界其他各国和地区,对检察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制度都作了明确规定。而我国法律虽然规定了检察官的职务保障权,在职务保障权的救济上却存在很大缺陷,突出表现在缺乏司法救济。完善我国检察官职务保障权的司法救济制度,应当首先确定司法救济的原则,并要明文规定检察官享有司法救济权,废除立法中对司法救济权的障碍。

员额制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完善路径

员额制改革的核心是要落实司法责任制,解决以往司法责任无法追究的问题,而"权责对等"才能让权力与责任的天平平衡。员额制检察官拥有所在岗位的"完整"检察权,既是员额制检察官对其所办案件质量终身负责的保障,也是将司法责任制真正落到实处的前提。虽然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只要科学合理地对员额制检察官的办案过程进行监督,就能确保检察权的规范行使。

以员额检察官为办案主体的检察权运行机制研究

员额制改革将检察人员分为员额检察官、检察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后,检察机关办案模式实行"员额检察官(办案组)——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委会)"式的扁平化管理。员额检察官作为检察机关的唯一办案主体,应从繁杂的检察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以专注于案件的审查和裁决;为员额检察官配备助理,目的是进一步使其从繁锁的办案程序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提高办案效率。只有在充分调动检察官助理协助办案积极性的同时,完善员额检察官的检察权及职业保障,实行为员额检察官办案服务的工作机制,才能建成以员额检察官为办案主体的公正高效的检察权运行机制。

员额检察官退出机制研究——以安徽省某基层人民检察院为切入点

为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检察机关全面落实员额制。其要求凡入额检察官需通过遴选任命,参与一线办案并对案件终身负责。员额制有助于遴选能者办案,有助于提高检察人员专业化水平,有助于全面落实责任制,防止冤假错案。但员额制不能是终身制,应当建立和完善退出机制,明确退出情形,增加权利救济内容,拓宽遴选委员会职能,让检察人员在工作中寻求归属感、荣誉感、成就感。

员额检察官业绩考核制度优化路径

员额检察官业绩考核制度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践性较强的一项制度。实践中,员额检察官业绩考核制度的实施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为此,应从合理设定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程序、评价方式以及合理运用评价结果等方面进行完善,进而推动员额检察官业绩考核制度的有效实施。

检察官员额制动态调整机制研究

检察官员额制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但其中关于员额的准入机制、遴选内容、职业培训、遴选机构等方面还存在问题。本文通过对检察机关员额制改革以来各地区的实践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员额制改革的观点和改进措施进行综合比较分析,同时对比国外相关国家和地区员额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希冀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当下国情的检察官员额动态调整及退出、增补机制之路。

对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许可程序的思考——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为视角

我国法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非经本级人大主席团或常委会的许可,不受逮捕等强制措施或刑事审判。但是,法律对于人大行使许可权的审查主体、内容、时限等规定语焉不详,甚至存在法律冲突,导致这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本文将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为视角,阐述对人大代表采取强制措施许可程序的症结及对策建议。

“后员额”改革时期的检察官员额制运行问题思考

检察官员额制不只是一项关乎检察官人数规模、功能的单一性、基础性制度,对该制度运行的认识,不应止步于员额检察官的身份获得,而应延伸至员额检察官所置身的司法责任制实践中。检察机关大批次员额选任基本完成的"入额后"改革时期,需要注重结合制度原理、制度现实环境、制度目标,同步跟进检察官助理发展与检察官培养制度建设、强化员额检察官办案中的权责要求、合理调适员额制目标与科层制之间的张力以及对诉讼制度改革等技术性配套方案的实施运行、推进理路予以统筹考量。

当前司法改革行政维度的现实图景分析

2014年开始的司法改革涉及法院、检察院两大系统内的人员分类管理、改进办案组织、完善司法责任制、建立职业保障制度等方面内容。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专业化、职业化是本轮司法改革的重心与目标,归根到底即为去行政化。"行政"在中国的语境中可以做多层面理解,任何一层面都可折射出本轮司法改革所遭遇的"艰辛"。去行政化是司法改革的大势所趋,本轮改革中去行政化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