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发展机制与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构建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创设的实现全球碳减排目标的三大灵活机制之一,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在我国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也对我国参与国际碳市场和构建国内碳市场带来了风险与障碍。针对于此,本文对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类型、数量、注册、签发等情况进行对比,发现我国虽然项目众多,但发展极不平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法律保障机制缺失,项目减排潜力发挥不充分,缺乏对转让技术的科学评估等。然后,通过介绍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在2012年"后京都时期"的发展趋势,揭示了中国在这一过程中所承担的项目投资减少、成本增加等市场风险以及"碳泄漏"等环境风险。针对上述问题和风险,本文提出以现有清洁发展机制经验为基础构建中国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本思路,即建立以排放交易法律体系为基础,以自愿碳交易市场构建为起点,以完善的监督管理体系为保障的中国碳排放交易机制。

斯特恩报告及其对后京都谈判的可能影响

2006年10月正式发布的斯特恩报告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反响。文章概述和分析了该报告出台的国际背景、主要特点和关键结论,综合评述了包括各国政府、学术界、企业界及环境非政府组织等各方对该报告的不同观点,研究探讨了斯特恩报告对后京都谈判的可能影响。该报告尽管肯定了中国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贡献,但其提出的排放情景和基于市场的政策处方并不能满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也忽视了资金来源、技术转让、适应等重要问题。

低碳经济选择与践行科学发展

由温室气体排放所引起的全球变暖问题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到《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关于发展权与排放权的讨论不断升级,也催生了低碳经济理念。发展低碳经济既是气候变化背景下实现全球气候安全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势所趋。阐述了中国在后京都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面临的压力与挑战,分析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的资源与环境约束,指出发展低碳经济是践行科学发展的重要形式。

后京都时期LULUCF潜在核算规则分析

《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缔约方国家通过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活动产生的碳汇减轻自身减排压力,为国内工业能源部门碳排放提供空间。但LULUCF包括的核算活动类型和具体方法一直是各方争论的焦点,其中木质林产品、不可抗力等自然干扰、参考水平阈值的设置以及总-净与净-净核算方式的选择这几方面核算漏洞很多,矛盾尤为突出。为防止发达国家过分依赖LULUCF产生的碳汇减轻减排压力,搜集了欧盟27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等发达国家提交的LULUCF数据,分析了核算漏洞对LULUCF核算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木质林产品活动的核算方法不确定性较多;剔除自然干扰等不可抗力后,LULUCF活动碳汇至少增加30%;参考水平阈值适于设置在较高碳汇水平;净-净核算方式更适用于后京都时代LULUCF核算规则。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森林碳汇潜力计量分析

森林具有的碳汇功能决定了林业具有特殊地位。在分析"后京都时代"森林碳汇问题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森林碳汇的基础之上,文章结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林业发展现状及发展规划,运用森林碳汇计量方法——森林蓄积量扩展法,计算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过去和现在的碳储量,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森林碳汇潜力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有森林碳储量为409.676×106吨,2020年碳储量为1218.525×106吨,碳汇潜力为808.849×106吨,潜力巨大。

基于变结构ASV模型的后京都时代CER碳价波动特征研究

基于后京都时代国际碳减排政策尚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CDM碳市场的发展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论文从平稳性、非线性及结构突变性方面对CER碳价收益率的波动过程进行统计分析,在诊断出的结构突变点的基础上,构建了变结构ASV模型,对2013年1月2日至2015年12月14日的CER碳价收益率的波动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运用基于贝叶斯理论的MCMC方法进行模拟,结果显示,变结构ASV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CER碳价波动过程中存在的时变性、强持续性和弱非对称性特征。这意味着联合国在采取措施管理碳市时,不仅要充分考虑到碳价波动的时变性和持续性特征,而且更应注意波动的非对称性及变结构等非对称类型。

日本气候变化战略的政治经济分析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日本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气候变化战略,并凭借资金和技术优势,在多边、区域和双边层次上开展了多元化的国际气候变化合作。日本气候外交战略的形成受到国内和国际多重因素的共同驱动,其主要战略目标包括促进日本"政治大国化"目标的实现、加强与世界大国的战略合作,以及为日本环保产业拓展海外市场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国之一,应从日本的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尽快制定和完善本国的气候变化战略。

后京都国际气候协定的谈判趋势与对策思考

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错综复杂。然而,2012年以后国际气候承诺的基础,仍将取决于各国的政治意愿、经济利益和科学认知。谈判的平台不仅限于缔约方会议,也可能是缔约方会议体制外的双边、多边乃至单边形式,而且,协议内容将涉及减排、适应、技术、低碳发展等,最终将可能形成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综合性一揽子协议。中国在未来20 a或更长时间仍将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对协议内容的选择只能是弱化各种风险,规避刚性约束,需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制的制定,保障并强化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后京都时代我国碳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与对策思考

国际气候谈判至今未就《京都议定书》2012年到期之后的减排事宜达成协议,使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制度走向不明。我国碳市场在后京都时代面临三大制约:国际市场多种因素影响供需,CDM市场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但发展滞后,市场形成尚需时日;而国内各地排放权交易所已呈割据趋势,同质化竞争严重。提出应对措施如下:在国际谈判中争取主动,保障CDM平稳过渡;加强国内市场建设,探索自愿减排模式;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为实施强制减排奠定基础;打造国际化交易平台,促进中介服务机构集聚发展。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碳减排利益博弈机制分析

根据《京都议定书》参与国和缔约国的不同政治经济状况将《京都议定书》的成员国分为欧盟、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等四类。利用博弈论对《京都议定书》之后各利益集团之间的争斗进行分析。指出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国际碳减排利益分配不均是导致减排联盟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进而从福利经济学角度讨论应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扩展为＂界定以排放权为基础的公平的碳减排合作框架＂和＂界定以最终消费为基础的公平的碳减排分担框架＂。

“后京都时代”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减排量购买协议的法律风险

"减排量购买协议"是清洁发展机制运行中十分重要的法律协议。《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即将结束,"减排量购买协议"将面临法律环境变化引发协议存续风险、协议条款具体规定等法律风险问题。我国应尽快弥补国内清洁发展机制法律法规的不足,清洁发展机制参与方应及时正确全面地评估"减排量购买协议"可能带来的风险,积极修改完善已签订的"减排量购买协议"。

后京都时代气候变化协议缔约国义务配置研究

《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后京都时代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缔约国义务如何配置,成为国际社会争论的焦点。消解美国等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僵局,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公平的呼吁,重新配置后京都时代各缔约国的义务被提上议事日程。因此,有必要重新解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可持续发展原则和风险预防原则为指导,采用平等排放综合指标,创建附件I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构成的三类缔约国义务配置模型,建立新兴经济体缓解基金,以保障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

后京都时代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研究

《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减排压力越来越大。与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碳金融体系相比,作为最大碳资源国的中国却面临着碳交易体系不完善、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对碳金融缺乏认识、碳金融产品数量和创新不足、金融业参与度有限以及在国际碳交易市场话语权缺失等问题。因此,我国须从碳金融政策体系、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以及多层次碳金融市场体系三方面进行战略布局,构建碳金融市场,通过引导金融业的深度参与,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全球气候变化法律应对及“后京都时代”我国的对策

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即将来临,中国作为世界排放大国必须切实减排。为此,一方面需加强减排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和减排承诺,另一方面应依法合理地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共促减排目标实现,同时对碳关税等新型贸易壁垒可能对我国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和损害也应积极应对。

钢铁厂节能温室气体减排现状及对策

钢铁行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行业之一,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包括节能和温室气体利用两方面。介绍国外温室气体的减排现状、中国的能源现状及日本和美国目前主要的节能减排技术;着重介绍宝钢开展的减排工作,包括节能技术的推广应用、新的节能减排技术的研发应用,如蓄热燃烧技术、多孔介质燃烧技术等;提出了应对后京都时代的措施。

圣保罗案文的基本要点

2006年8月,BASIC项目的巴西课题组推出了一个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的全面设计方案,简称圣保罗案文。概括介绍了该案文的设计思路和基本要点,包括全球中长期目标、附件Ⅰ和非附件Ⅰ国家的不同义务、市场机制、适应问题、技术研发和转让,以及议定书的审评和遵约机制等。在此基础上,简要比较了圣保罗案文与巴西案文的不同特点,客观评价了圣保罗案文在政治阻力和技术难度上存在的内在缺陷。

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国际气候谈判:制约因素与协同合作

达成有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是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重要内容,近些年国际社会的努力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具体表现为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存在不同解释,技术创新和转移存在困难,资金支持数额存在分歧,对失去竞争优势存在忧虑等。通过"可衡量、可报告和可核实"(MRV)方案,制订环境商品和服务清单、促进技术转移,优化资金支持机制,重新修订竞争策略等针对性措施,以协同合作化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分歧。中国必须在经济增长和应对气候变暖之间保持平衡,既要维护既有利益,又要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后京都时代”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全球议题以及中国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是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背景。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减缓与适应并重原则和共同参与原则,并应以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机制、优化能源结构和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为立法目标。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应蕴含体现国情、结合省情、移植借鉴、协调统一和平衡利益等特点。中国省级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框架主要包括总则、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保障措施和监管责任等五部分。

论气候变化后京都安排应设定中期减排目标的原因

"巴厘路线图"的绘制标志着气候变化后京都安排正式启动。不少发达国家为了规避承担继续率先减排的义务,极力反对后京都安排设定中期减排目标。但是,来自科学、法律等五个方面的理由显示必须设定中期目标,以降低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巨大风险。

全球气候变化法律应对及“后京都时代”我国的对策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哥本哈根协议》,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始终未懈,但成效有限。在此过程中,各主要发达国家在国内也做了积极探索,许多方面值得中国借鉴。随着"后京都时代"的即将来临,中国作为世界排放大国必须切实减排。为此,一方面需加强减排国际合作,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和减排承诺,另一方面应依法合理地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减排义务,共促减排目标实现,同时对碳关税等新型贸易壁垒可能对我国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和损害也应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