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探讨

本文着重分析信息时代企业在提升经营利润、适应经济形势和市场竞争过程中,加强纳税筹划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浪潮下,税务分析和纳税筹划对企业的重要性不可忽视。通过采取相关措施,企业可以最大程度上减轻税负负担,为税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获得创造良好条件。信息时代,企业应更加重视所得税纳税筹划工作,明确其重要价值,并根据企业的发展特点和实际需求选择针对性强的筹划方法。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中,适应信息时代的挑战和机遇,提高内控水平和竞争力是企业所得税纳税筹划的关键。通过合法合规的筹划,企业可以优化税务结构提高经营效益,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履行作出积极贡献。

“互联网+”时代中小企业税收筹划策略优化探索与分析

中小企业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增加就业岗位、拉动经济增长和拓展对外贸易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近年来,“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信息化浪潮和数字化转型,在技术操作层面为中小企业丰富税收筹划措施、整合纳税业务链条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和空间。通过阐述中小企业税收筹划的定义、特征和原则,分析了当前中小企业税收筹划存在的问题和困境,以“互联网+”时代税收新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切入点,提出中小企业税收筹划的优化策略和提升措施。

全球化、劳动者税收偏向与不平等发展

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变化与全球化发展的轨迹紧密相关。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各国为争夺资本和企业选址,降低企业所得税、资本税以及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税等,导致劳动者所要承担的税负上升,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逐渐向劳动者转移,形成“劳动者税收偏向”模式。同时,为弥补财政缺口,各国还被迫扩围增值税、消费税,导致间接税比重回升,这些都将加剧不平等发展程度。结合演化博弈模型与数值仿真模拟发现,各国税收不合作博弈下所形成的“劳动者税收偏向”恶化了西方国家的收入分配,损害人力资本积累,导致各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据此,中国的税制改革如何围绕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之间进行合理税负分配,如何在效率与公平原则间权衡,对于新时代下中国更稳地迈向共同富裕目标有着重要意义。

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功能异化及其治理研究

村级组织是我国农村地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主体,在贯彻落实党和政府政策方针、依法管理区域内公共事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所处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内部治理资源短缺,业绩考核呈行政化、科层式,乡村文化中功利观念凸显,从而诱发了组织的异化行为,表现为组织成员"离村化"、集体资产处置"谋私化"、组织选举"资本化"、组织运行"黑恶化"和干群关系"离心化"。结果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缺失、农民群众利益维护机制断裂、村级组织公信力下降、党和政府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动摇等严重危害。因此,可从保障组织治理资源、强化村级组织公共服务供给责任、加强村集体资产阳光监督、完善村级组织架构、培育乡村公共性文化等方面,促使村级组织回归正常功能状态。

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实证分析--基于粤湘川陕辽72个村庄的调查考察

实证调查启示,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政治认同的类型悄然地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复合型特征。这种变化从本质上反映了后农业税时代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所发生的根本性嬗变。农民政治认同类型的复合型特征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改变,也并不必然地破坏社会稳定;相反,对社会秩序还起着一定的建构作用。因此,理性的态度应该是顺应趋势,加强农民政治认同的相应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构建合理的乡村治理体制。

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及其政策措施

2008年9月,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面临着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衰退。在对比分析金融危机爆发前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后危机时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并提出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即稳定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加工贸易政策、适度降低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妥善应对贸易摩擦以及企业应适当增加现金储备。

后“营改增”时代增值税税率简并方案的选择

我国自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进入后"营改增"时代以来,增值税税率档次过多的弊端日渐凸显出来,它不仅会扭曲增值税税收中性,导致不同行业之间税负不公平,影响资源配置,还使得税收征管更加复杂。目前在简化增值税税率档次的认识上,国内外学者几乎达成一致共识,差异主要在于简并成单一税率或是多档次税率以及税率水平的确定等方面。笔者基于产业发展方向、增值税税率下降的趋势及避免税负全面剧烈波动的考量,在现行多档次差别税率的基础上,设计了四种增值税税率简并方案,运用投入产出表法模拟测算不同的方案对全国各行业税负的影响,通过对四种模拟方案的财政收入效应、企业分工效应和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确定现行增值税税率简并的最优方案。

新时代背景下完善我国增值税制度的政策建议——基于税率结构调整的角度

本文以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出发,从税率结构调整的角度分析增值税政策变化对行业税负和地方政府收入的影响。增值税税率调整后,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行业中,企业增值税税负下降取决于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比例,而适用6%税率的金融业、现代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的税负可能因此增加;税率调整导致行业税负的不同变化以及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加重了增值税税收收入在区域间的不平衡。通过进一步分析,本文提出简化合并增值税税率档次、增加指向型税收优惠、完善增值税分享机制、适时推进增值税立法以及健全地方税体系等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新时代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财税激励政策研究

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我国高校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快速增长,而有效专利实施率、许可率、转让率及产业化水平却相对较低,高校科技成果服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新时代背景下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应准确定位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突破口。财税激励政策不足是当前制约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问题,主要体现在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融资较为困难,科技成果作价入股存在现实问题,股权激励政策受限或难以落实,国资处置受限、时效性差且保值难、增值慢,激励措施不足难以吸引优质管理人才和财税政策未能充分兼顾知识产品外溢性六个方面。为此,本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的财税激励政策建议。

后税费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在后税费时代,随着改革稳步推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逐步调整和完善,但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仍然存在。因此,在阐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安徽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际情况,全面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论“后农业税时代”村委会的职能转换

围绕村委会职能及其转换问题,从考察体制赋予的村委会职能与现实中村委会的职能出发,引入国家减免农业税政策,以此作为村委会职能转换的外生变量。文章认为: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村委会的成长进入“后农业税时代”,这对村委职能向“本我”的回归既提供了体制空间,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进一步分析了村委会职能转换的制约因素,据此提出了转换村委会职能的政策建议。

唐开元时期军政体制下的西州财务收支蠡测

西州虽然是狭乡,但是并非实行租调半税率,而是在市值上近乎全税。西州的赋税收入留州供军,所缺部分由中央调拨的给士兵衣赐与和籴匹段等来补足。就粮食供应而言,和籴最多,正租和地税次之,屯营田收入再次之。更重要的是,和籴的部分费用也来自地方税收。开元时期,西州人口万余户,其主要赋税收入与军队的屯营田等收入,可以供给当地军、政总支出的四分之一强。换言之,一兵之费需要八至十户的正赋来支撑。

后农业税时代村民自治组织发展的对策分析

后农业税时代,为了改进村民自治组织面临政治权威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农村人才外流、法律相对滞后等一系列新问题,必须加强村民自治组织的经济基础,化解村级债务;积极推进村民自治法律系统化和村民自治规范化;在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中提升村民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水平,赢得农民的政治认同;在农村综合改革中构建新型乡村关系,破解"两委"关系难题;建立和完善村民自治组织的制衡机制和监控机制。

“零赋税”时代乡镇体制设计研究

"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伴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作为上层建筑的乡镇政权正在面临着一场历史性的巨大变革。对乡镇体制整体设计必须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差别,分区研究,对于发达区域乡镇,可考虑改乡镇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对于不发达乡镇,考虑维持乡镇体制不变,实施精乡(镇)强乡(镇)战略。

新时代的税收:平台提升、功能拓展及理论创新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对税收运行基本规律的深刻把握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需要,将税收运行活动的范围提升到超越经济领域的国家治理新平台,将税收的职能作用拓展到在国家治理总平台上承担超越经济职能的新使命,从而在税收本质、属性和职能、作用等基本问题上实现了对传统财税理论的重大创新。文章全面分析了这些创新的内在机理。

后税费时代农村土地利益的平衡——以农民土地财产权保障为中心

在后税费时代国家赋权、地方政府和村社组织让利、农民增权的农村土地利益分配的理想格局中,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是其应有之意,但农村土地利益的不断增长,刺激了国家、地方政府、村社组织、农民对土地利益的激烈博弈。由于国家多重土地目标的矛盾和地方政府、村社组织的土地权力受到制约的有限性,使得土地权力(权利)配置与土地利益分配之间并不相称,从而对农民的土地利益进行了挤占,产生了农村土地利益分配失衡的状况。后税费时代应在社会本位价值观的引领下,尊重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公私合体属性,理顺国家的土地权力,约束和规范地方政府的土地权力,廓清村社组织的土地权利,赋予、归还和维护农民的土地权利。

论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外延

农村综合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是一场重大而深远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下一步,我国应按照“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改革思路,全面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体制、乡镇政府体制、农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体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同时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财政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宏观领域的深层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社会的民主政治。

皇权政治与康雍乾时期蠲免政策

蠲免政策作为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农业政策,在皇权政治空前强化的康雍乾时期,达到了中国古代蠲免发展的鼎盛阶段。清代皇权政治的巩固和发展是蠲免政策实行的首要条件,蠲免政策是当时皇权政治深刻而真实的反映,也是维护皇权政治的工具和手段,可以说,二者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其有力地维护着清王朝的统治。

全面二孩下的社会体制建设——生育2.0时代下如何释放生育力量

在全面放开二孩的背景下,社会养老和储蓄养老会使家庭中生育和养老的脱节,使得家庭生育行为在社会养老上具有正外部性。所以为释放生育力量,要么把养老和家庭生育挂钩,回归家庭子女养老;要么对丁克、单身以及低于社会生育水平的家庭征收老年时候的社会赡养费,并把赡养费用于补贴多生育子女的家庭。2015年至2030年间,中国最大婴儿潮世代60后将陆续退休,由于老龄化社会里赡养老人会对生育资源造成挤占,为了给中国再次制造人口红利,需要出台相应的延迟退休政策,推迟养老潮的到来,释放生育力量;同时为进一步避免老龄化社会养老对生育资源的挤占,发放养老金不如发放养老产品,通过建立养老院,改变传统散养模式,集中供养老人,降低养老成本,达到进一步释放生育资源的目的;最后,在老龄化的社会里,在不削减养老资源,不降低孩子素质以及不降低产出的情况下,年轻人只有通过节欲,才能达到释放生育力量的目的。

后疫情时代我国税收政策支持对外贸易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转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与生活环境,同样也改变了世界各国之间的对外贸易发展格局,全球经济增长进入了下行调整期。对此,我国政府及时采取积极有效的防疫措施,推出一系列"以税抗疫"的优惠政策,在稳外贸、促就业、保市场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当下,随着疫情的蔓延,全球抗疫斗争转为常态化,后疫情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疫情前国际贸易的基本格局,我国将在此背景下谋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方面,疫情初期我国对外贸易受到严重冲击,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对商品需求与供给的渴望日益高涨,短期内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而改变贸易格局;另一方面,随着疫情暴发向着恢复期乃至无疫期的转变,全球产业结构及价值需求可能会面临重新组合,长期内我国为避免对外经济发展边缘化的风险而改变贸易格局。基于此,本文以后疫情时代为背景,通过阐述税收政策应对常态化疫情的必要性,进一步分析我国外贸格局变化的新趋势与规律,提出后疫情时代我国税收政策支持对外贸易发展的思考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