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以来乡村工业分散发展机理研究——基于后乡土嵌入性的视角

2000年以来,在市场和政府双重脱嵌作用下,为什么乡村工业没有走向集聚发展?立足于后乡土社会,基于经济活动嵌入性理论,从经济、社会和治理3个维度,结合案例,尝试阐释乡村工业分散发展的微观机理。研究认为,新时期乡村工业分散发展与后乡土社会具有共生性和同构性的特征,围绕农村土地开发及其增值收益,企业、村集体和村民之间建构了一张复杂的“利益之网”,而填充在其中的“关系之网”使得三者合作更加牢固。乡村规划应重视乡村工业发展根植的乡村社会场景,采用更为精细化的策略,推动乡村工业用地治理。

“走出乡土”的“后乡土中国”——评陈心想著作《走出乡土》

世纪之交前后,中国乡村发生了一场巨变,《走出乡土》就是返乡的海外游子陈心想表达对此感受的著作。它以《乡土中国》为参照,塑造了一系列丰富的二元对立和参照维度。这种描述"后乡土中国"的方式,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捷径。然而,《乡土中国》更多是儒家秩序建构的经验化表达,沿其体系可以多大程度上刻画"后乡土中国"多层次、多面向的变迁现实,是存在疑问的。全面理解社会变迁,注定需要更多的视角,区域差异、农民价值、政策执行等都不可或缺。讨论"走出乡土"的"后乡土中国",需要走出《乡土中国》。

后乡土中国的家族力量及其影响的文化取向

地域联系以及血缘和亲属关系构成乡村社会关系与结构的典型特征。在乡土中国,作为血亲和地方政治团体的宗族与家族广泛存在于乡村社会,具有团结、信仰和自治等多种功能,但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多样性和变异性。在20世纪40年代后的乡村改造过程中,乡村宗族与家族力量逐渐消退,不仅走向去政治化,而且作为民间信仰文化也受禁止。改革开放后,乡村再现家族力量的现象。家族力量的再现并不意味着家族制度的复原,更不是复兴,而是部分传统元素的再利用和再建构。后乡土中国的家族力量已经有了现代转向,逐渐朝着社会性与文化性方向转变,家族力量虽仍影响乡村政治与治理,但其影响机制则是文化取向的。

论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

现代性的法律制度打破了中国乡土社会的传统秩序,但由于缺乏法理念的精神支撑,现代法治秩序并未能有效形成,中国社会明显具有后乡土社会的特质。法治视域的后乡土中国不同于乡村中国,它强调的是传统社会对现代国家的认同。今天依赖现代国家的权威推进的法治现代化仍在继续,通过法治启蒙消除传统观念形成的障碍显然十分必要。后乡土中国的法治启蒙,不是观念上的普法教育抑或法治宣传,而是要通过对多元利益的调整来充分的保护权利,通过宪政制度的建设来有效的限制政府权力,以强大的利益召唤力来唤起全社会对法治的认同。

缺失抑或转化:后乡土社会孝道的嬗变

我国农村正经历着由乡土社会向后乡土社会转型的过程,农村社会呈现出高度流动性、半熟人社会和现代气息浓厚的特点。在此过程中,孝道作为乡土社会中的一个核心认同体系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主要由家庭内部私人关怀演变为多元主体的网络支持体系,由持续性供养转变为"碎片化"的临时照料,道德性的价值规范和公共性的法律制度相结合等。这都在不同程度上瓦解了传统孝道的内在基础和外在表现,从而引起了对当前孝道的缺失抑或转化的激烈讨论。不论是孝文化实质上的缺失导致孝道的沦丧,还是表现形式上的转化以适应时代的变化,都应该正视后乡土社会中传统孝文化认同的日渐式微,更重要的是要用新的时代精神重塑农村孝文化认同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后乡土影像的文化观照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基于中国国情总结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乡村题材纪录影像紧跟时代潮流,发挥“时代影像志”的功能,精准捕捉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后乡土社会乡村图景的主体新表征、发展新秩序和文明新形态。后乡土纪录影像以“乡语”“面孔”“城乡”为叙事创新切口,在创作实践中不断丰富叙事策略和叙事视角,兼具国际视野、家国情怀与人文情怀,记录并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崭新的乡村形象。

“后乡土中国”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理论思考与实践路径

民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命脉,在乡村社会发展中具有发挥认同之情,隐含教化之功,具有维系之力,施展调适之方的重要价值。然而,伴随着现代化将“乡土中国”推向“后乡土中国”的转型,民俗文化发展呈现出保护与传承断裂,民俗文化功能降低,传承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发挥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功能,就要激活农民主体意识,高效发挥农民内生动力;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赋能,促进乡村民俗文化焕发新活力;多方位凝聚合力,提升民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软实力。